词上片，以五韵十句四十一字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用不同笔法描绘初夏景象风光。五韵是为五层，在写景上，显示出柳词长于铺陈的特点。开端“淡烟飘薄”用极细致的笔触概写天气晴好的氛围，透出闲雅的情调。次韵“莺花谢、清和院落”，词人转而择取庭院中“莺花谢”这一标志春已去、夏来临的典型景物来点明时令的变换，又用“清和”二字来泛写院中的初夏气象，并暗示出词人此刻平和的心境。第三韵词人的视线集中到院落中那棵荫荫的大树，翠绿的“树阴”，像篷帐一样覆盖出浓荫的“密叶”，描绘了初夏万物生发的旺盛的生命活力。接着词人由地面的浓荫写到了天空的浮云，“麦秋”时节雨后的天气显得特别地明朗清新，而空中的云朵不时变换着形状，像“奇”异的山峰“倚”在“寥廓”的天空上，在词人的笔下，游动的云而能“倚”，可谓是神奇的自然景观，阔大、辽远、壮观，给人以一种舒朗畅快的感觉。在对自然景象描写之后，第五韵转入对院外具体景物的状写，“波暖银塘，涨新萍绿鱼跃”二句使词情达到欢乐的高潮。暖暧的阳光照在波光粼粼的池塘，池塘里已长满了新鲜明绿的萍草，映着波光在水中飘摇，还有那活泼的鱼儿不时跃出水面，向人们展示它们愉悦的心情。“银”字给池塘披上了一层光亮的外衣，大大渲染了气氛；“暖”字和“新”字，不仅让人感到一种生命的喜悦，更使画面形成清新的暖色调；“涨”字和“跃”字，又写尽了万物生机的勃发之象，词人面对此大好景色的欣喜兴奋也就不言而喻了。
“想端忧多暇”三句用于上片结尾，在绘景之后，以领字“想”引出，转入抒发感想，自然、流畅。此典见于谢庄《月赋》，原意是说曹植因丧友忧愁郁闷，无心观赏夏日美景，以致使绿苔生阁，芳尘凝榭。词人反用此典，惋惜曹植白白辜负了这大好的景色空自忧伤。而自己绝不会如此，借以表达面对美景时的舒畅心情。
过片首韵共四句，连用三典。“铄石天高”二句，“ 铄石 ”、“流金”见于《准南子·诠言》。词人用以形容夏日天气炎热的程度，已到了可使金石熔化的地步。这也使得接下的二句“楚榭光风转惠，披襟处、波翻翠幕”更有意义，如此的炎热之际，能有阵阵轻风拂面，必然十分惬意。于是词人先以《楚辞·招魂》中“光风转蕙”一句写夏日晴风带来的美景，再接以《风赋》中楚王游于兰台披襟迎风之典，写出了“披襟处、波翻翠幕”之句，楚王“披襟”之后而赞“快哉此风”，词人敞开衣襟之后，迎风之快感，不必明言而自在其中，更何况词人还配以夏风拂水“波翻翠幕”的美景。
这时，词人的兴致更高了，不由产生了“以文会友”的雅兴，“以文会友”出典于《论语》，原文“以文会友”的目的在于“以友辅仁”，而柳永用来，只以之表现文友相聚的欢乐，所以他兴致勃勃，来一番，“沉李浮瓜”的消夏游宴，此处又用了曹丕消夏宴游的典故，不过，曹丕之“浮甘瓜”、“沉朱李”是在伤痛中忆旧的欢会，柳永却只取其欢会之意，与上句“以文会友”相连，极好地表达了作为一个文人的清雅及情趣。但此次，柳永与友人间不是次庸俗的宴饮玩乐，这从“忍轻诺”三字可以看出，老子曰：“轻诺必寡信”，柳永在“轻诺”前先用一个“忍”字，强调了朋友间的信任，在“以文会友”二句中，三个典故一起连用，一气呵成，浑然有如一体。结拍“但尊前随分，雅歌艳舞，尽成欢乐”，欢情达到了最高潮，全词也就定格于此。结尾“尽成欢乐”四字，有一锤定音的效果。
通过一连七个典故的运用，词人一步一步表情达意，恰如其分，不仅使词意得到进一步的扩大与展延，而且这些化用还极有助于此词古雅格调的形成。再有，此词之七处用典，除《月赋》“陈王”一典需检视原作稍嫌费解之外，其余六处都可以说达到了《颜氏家训》所说“用事不使人觉”的境地。故而用典虽多，却并没有影响全词明快畅达的总体风格。
此词描写夏景及消夏宴饮的欢乐，在《乐章集》中是一首较为特别的词，也是一首值得称道的词。特殊之处也即为值得称道之处。
第一，从描绘的景象看，此词描绘的是初夏的自然风光和万物生机勃勃的景象，取代了柳词中常见的或旷远萧瑟或衰败冷清的秋之暮景。
第二，从抒发的情感看，此词没有柳词中常见的那种或浓重、或隐幽之愁绪，代之以轻快的笔调，抒写出愉悦的心境。在《乐章集》中，似此词这般闲雅欢娱的情调是不多见的。关于这一点，不仅从词的下片“别馆清闲”一语和末韵“尽成欢乐”一语的明白表述可以看出，从词的上片的绘景中，也可想见词人舒畅的心情；更有陈王“是日”、楚王“披襟”、曾子“以文会友”、曹丕“沉李浮瓜”诸典故的明示暗言，使全词充溢着闲雅欢娱的情绪。
第三，从抒写的手法看，此词除上片之景语与下片直叙欢宴外，使用了一连串的典故，用典之多在柳词中十分少见，用典中有反用又有正用，且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典故的运用能够做到“体认著题，融化不涩”（张炎《词源》），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词人要表达的感情。
第四，从所用的语言及表现出的情调看，这是一首颇具豪气、绝不涉及艳情的极其雅致的典型的文人词。不仅典故的运用使词显得古雅，而且“披襟”的动作表现出词人的疏放，“以文会友”的举止表现出作为文人所特有的情雅。在语气上，“岂须河朔”的“岂须”二字，“但尊前随分”的“但”字，表现出其消夏的兴致和天性中的那种不拘的豪气。末韵“尊前随分，雅歌艳舞，尽成欢乐”略微透露出柳永喜好艳情的本性，但对于整首词而言，并没有任何影响。
从审美的角度看，柳永叙写羁旅愁思与男女情爱的作品，大多写得缠绵悱恻，具有阴柔之美；而此词相对来说，是具有一定阳刚之气的。
这首诗用简短朴实的四句话，展现了虽为一父之子，但哥哥却不肯照顾年幼的弟弟这样有违情理的生活片断，反映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全诗语言明白如话，情节跳跃，给人留下了颇多的想象余地。
此诗写的是这样一个小小的镜头：有人坐车从里中经过，看见有两个或数个小儿在啼哭，看长相像是同父亲兄弟，因为小儿哭得太悲伤了，所以乘车的人走了过去又不能不回过车来，询问小儿哭的原因。听了小儿悲惨遭遇的诉说，他悲叹不止。
孤儿的悲啼，是汉乐府民歌反映人民生活的一个方面，这首诗和《孤儿行》等篇一样，表现了对被抛弃蹂躏的孤儿的深切同情，有助于人们认识当时的社会现实。《上留田行》没有《孤儿行》那么多的细节描写，诗人只用简短朴实的四句话，展现了虽为一父之子，但作为兄长的哥哥却不肯照顾年幼的弟弟这样一个有违情理的生活片断。从幼弟的哭泣和路人的感叹中，兄虐其弟的情境，使人自然领悟。
这首诗歌构思颇为新颖，开头两句从乘者眼中写啼儿，不蔓不枝又似在目前。后两句一问一悲，含无限情节于言语文字之外。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指出：“啼儿答语，更不揭出，语极含蓄。”不仅啼儿答语未揭出，作者已完全将啼儿抛置一边，只写问者之悲，他给读者留下的想象天地是无限的。王粲《七哀诗》云：“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在写法上，显然受《上留田行》的影响又有发展。两诗相比，王粲诗激情有余而含蓄不足。
余冠英《乐府诗选》认为此诗“不是全章”。按照叙事诗的要求，它确实需要补出许多内容。但汉乐府的叙事，常常不拘于事件首尾的叙述，而挑选最富有表现力的一点去集中描绘，这是一种成功的笔法，也是这首诗的艺术特色。再加上任何内容，都会成为画蛇添足，破坏这首诗的简洁和含蓄美。全诗语言明白如话，情节跳跃，给人留下了颇多的想象余地，当与《孤儿行》比照阅读。
这是一首情诗。有人把它理解为妻子担忧在外的丈夫没有御寒衣物的诗，则诗以主人公看见有狐开篇，以狐之绥绥，来比久役于外的丈夫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之貌。只见有一只身材单薄的狐狸，狐独地散漫地出没在淇河水落石出的地方。这应该是一幅冷清的秋天的景象，淇水河边，水落石出，狐狸身单影只地行走在石梁上。见此情景，女主人公心里对丈夫的担忧油然而生，他想到那久役于外的丈夫还没有御寒的下裳。
全诗一唱三叹，每章只更换两个字，反复强化，深入地表达担忧之情。狐狸走在水浅的地方，湿了腿脚，由此想到自己男人还没有束紧衣裤的带子呢。狐狸走在河的岸边，完全没有弄湿身上，她就想到丈夫还没有成身的衣服呢。随着视线所及，看到狐狸从水落石出的地方，一步步走到岸上来，她就想到丈夫该穿什么衣物，真可谓知冷知热。从这个角度上说，此诗是贤妇人惦念远方丈夫冷暖的佳作。
有人把此诗解为寡妇表白有心求偶之情，也可通。狐为妖媚之兽，诗人称此妇为“狐”，看来此妇也颇有风姿，诗人以诗揭露其心事，比之为狐、以物喻人，别饶风致。全诗三章，皆用比意。
首章言“有狐绥绥，在彼淇梁”，梁为石不沾水之处，在梁则可以穿好下裳，所以这多情的寡妇，以有狐求偶，对其所怜惜的鳏夫，表白自我的爱心说：“我心里所忧愁的，是那人还无以为裳，若是他娶了我他就可以不愁没有衣裳了。”次章言“有狐绥绥，在彼淇厉”，“厉”为深水可涉之处。《邶风·匏有苦叶》诗云：“深则厉，浅则揭”，涉过深水。需要有衣带束衣。此妇担心的，是心上所爱慕的那人还没有衣带。她想：“若是我嫁给他，我可以替他结成衣带他就不愁涉过深水时没有衣带了。”三章言此狐“在彼淇侧”，既然已在淇侧，可见已经渡过淇水，可以穿好衣服了。可是她担心那个人，还无以为服，她心想：“若是我和他结为婚姻，那么，那人就不愁没有衣服了。”
这三章诗充分而细致地表露了这位年青寡妇的真挚爱心，即事抒怀，不作内心的掩蔽，大胆吐露真情，自是难得的佳作。在旧时代，遭逢丧乱，怨女旷夫，在各自失去配偶之后，想重建家庭，享受室家之爱，这是人生起码的要求，自然是无可非议的。这首诗，表白了寡妇有心求偶之情，在《国风》中是一首独特的爱情诗。至于此妇所爱慕的对方，是否已经觉察到她的爱心，以及如何作相应的表态，那是另外的事了。
此词表现征人思妇的离愁别怨。
上片采用铺叙的手法。点明人物、时间、情事，追述征人当年离别的情景。“攀弱柳” 句，通过一连串的动作描写。组接成动人的离别画面，蕴含着依依难舍的深情。攀柳、折梅、上高台，这些动作均围绕“汉使离别”这一中心而层层展开。既有鲜明的人物形象。又蕴涵浓浓的离别情意。所以耐人寻味。
换头处描写思妇遥想边塞风物，“千里玉关春雪”。构成一幅富有边塞特征的辽阔苍茫的画卷，寄托着对于远方亲人的急切思念;然而“雁来人不来”，表达出失望寂寥的愁告。结末两句借助富有特征性的羌笛、明月视听意象的刻撕，消染出凄清、悲凉的情感氛围，渗透着征人思妇格外浓烈的悲。王昌龄《从军行》诗歌写道：“更吹羌笛《关山月》，无怨之意。那金闺万里愁。”温词与王诗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作品摆脱了温词绮美秫艳的一般风格，而是择用歌咏边塞题材的典型意象，通过短促刚直的句式、质朴简洁的语言。更为深切自然地抒写了征人思妇的愁怨，带来了独特的审美享受。
上片追述春光中无缘赏花的缺憾。起笔三句写春天衙斋生活小景，大意是，在今春花开时节，整日深锁斋院，面对袅袅茶烟，只觉一派寂寥。点明“花时”，不单交代了节候，更暗含着词人赏花的兴致，而实际上整天所面对的却是“茶烟”，这使作者感到扫兴。原来，这年春夏间密州地区旱灾蝗灾严重，身为州郡长官的苏轼斋戒吃素，忙于到常山祭神祈雨，所以压根儿顾不上赏花，——这是苏轼在此篇词序及《祭常山祝文五首》之一中所说的。在今天看来，苏轼的作法未免可笑，但历史地看，他忧民所忧，关怀民生疾苦的精神还是值得称道的。在这大好春光中，词人踪迹所至，看到“但有绿苔芳草，柳絮榆钱”，如此而已。言外自然也以良辰美景“不获一赏”而感到遗憾。那么，是否因诸城僻处北国，没有赏花的去处，或者竟无花可赏。以下六句全以“闻道”二字领起，着力写出赏花的好去处，以及“方春牡丹盛开”，花事之盛。不言而喻，这对于浸泡在比较单调乏味的仕宦生活中的词人来说，具有多么巨大的诱惑力。如果说“长”、“古”、“甲”、“名”这些词语传出了词人对春游热点向往的心态的话，那么“国艳带酒，天香染袂”这两句化用唐诗成句，就花王牡丹的色、香进行渲染，更写出对“方春牡丹盛开”的情有独钟。然而词人终究误了佳期，未能如愿以偿，那么他内心的惆怅也就可想而知了。
下片写秋日赏花的感触。换头“清明过了”三句，承上叙事，写暮春花尽的悲哀。“清明过了”，交代时令，表明“花时”已过。“残红无处”，写出“国艳”、“天香”荡然无存的可悲现状。“对此泪洒樽前”，则以重拙之笔直述悲悼之情与沉痛之感。这与前片“闻道”六句叙写的内容有因果联系，或者说前后内在的脉络是相通的，因而使词人在此抒写的情感是真实可信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上片至此全是铺垫，意在突出秋日牡丹的可贵。“秋向晚”三句，便转到写当前秋日牡丹：在这晚秋已近的时节，为什么一枝牡丹忽然开放，默默地朝着我，而香艳如故呢?“秋向晚”，与前文的“花时”、“清明过了”相照应，明点词序中的“九月”这一特定时间。“一枝何事，向我依然”二句，问得无理而有情。本来，作为自然事物的牡丹花开花落，自有其自身的规律或原因，是与人事无关的，所以说词人问得无理。而这一问曲折地表现词人某种微妙的感情：这一枝牡丹仿佛深知词人“方春牡丹盛开”而“不获一赏”的苦衷，因而赶在寒冬到来之前又一度开放，以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词人在心理上的缺憾得以填补后的欣慰，对“千叶一朵”的激赏以至道谢等，都余味曲包了。秋日牡丹虽是词人所写的重点，但词人并未展开描写，仅用“依然”二字映带上文，便收到了以少总多的艺术效果，这是词人用笔精炼与老到之处。最后五句紧承前三句，着重写对秋日牡丹的感触：眼前的盛会姑且抓住这短暂的时光，因为秋风不会宽容牡丹，使之常葆艳丽的姿色。牡丹啊，你不如多加珍重，留住尽可能多的春容，以待明年争新斗艳。词人没有陶醉在对秋日牡丹的欣赏之中，凭着他过人的悟性，很快意识到好景不长，意识到自然界的制约因素。“高会聊追短景，清高不假馀妍”两句，扣住词序中“置酒”会客一事，表现了对当前美景的极度珍惜，以及对“美人迟暮”的担忧，富有自然哲理的意味。结穴三句转为词人对秋日牡丹的劝说，语浅情深，出人意表，表露了词人对名花爱赏的真诚，也寄寓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从结构上看，“春态”、“明年”与开篇的“花时”、“今岁”遥相呼应，不过后者是写实，前者仅是悬想罢了。
这首词颇有几分像写景词或咏物词，其实都不是。这是一首表现生括实感的写怀之作。词人为百姓疾苦而操劳、奔走，而置一春花事于不顾（虽然“花时”是他所由衷喜爱的），确实从一个侧面表现出词人尽瘁民事的可贵精神。但这首词主要的思想意义并不在于此。词人显然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才子佳人一流人物，可是他对牡丹花开花谢那样多情善感，只有一个较合理的解释，这便是词人热爱生活，热爱人生。因为春日盛开的牡丹是人间美好事物的象征，秋日牡丹一枝独放，则可视为不寻常的年头偶尔提供的补偿，所以词人倍加关注，实在是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的生动体现。苏轼的人生态度具有多重性，主要有三个层面：怀抱理想和热情，热心于济苍生安社稷的事业，即抱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是一个层面；追求超越现实功利的审美人生态度，力求无往而不乐，这是又一个层面；更多地从人性出发，执着于现实人生，随处表现出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这是第三个层面。这第三个层面与苏轼诗人的气质以及坦诚、真率的个性，也都有绝大关系。表现这第三个层面的诗词作品，尽管有士大夫化的成分（如这首词写到的置酒清客的方式——“高会”），但与实际生活的距离比较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