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句写诗人早行经过高登桥与朝涉河。“高登桥下水汤汤，朝涉河边露气凉。”从这两句来看，可见诗人行之早。“汤汤”用词是极为恰当的。后一句写到清凉的露气，前面写到“朝涉河”，前后贯通一体，使人满心欢悦。这类遣词用语微细之处，乍看似妙手偶得，不甚经意，却表现出诗人的艺术素养。这里面包含着高超的语言技巧，却又使人读来不觉，此正大家手笔。
后两句写诗人经淇园的竹园所感受到春夜的清气。“行过淇园天未晓”及前二句均写诗人早行经过的三个地方，皆为平列。“一痕残月杏花香”，既写早行所见，又描绘出此刻特有的景色。颇有画意。前面流水汤汤，写听觉；露气清凉，写触觉；这两句，写视觉和嗅觉。天边，残月一痕；眼前，杏花满枝；耳边，流水汤汤；肤上，凉露清清；鼻中，花香沁人。在朦胧的晨光和露气中，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读者仿佛能够感到，画面上满纸的水墨还湿漉漉的没有干。
这一首短短七绝中，调动眼、耳、身、鼻多种感官，描绘了一个清新宜人、幽美可喜的环境，令人神往。小诗写得这样浑然天成，似信手拈来，清俊自然，别有韵致。
这首曲写出了作者浓浓的思乡之情。写出作者是十分心急的，急得发愁，也许正遇上某些事，回乡无望，因而听着雨打芭蕉的声音，似乎只能籍着秋夜的清凉，做个好梦，梦回家乡探望亲人。
秋风中接到家信，远自万里之外寄来，谆谆“问我归期未”，这两句从空间和时间的两个方面表现了“我”与“家”的暌隔。而诗人未对来信的殷望作任何正面的答复，仅是铺排了自己所处客乡的秋景。“红叶天”、“黄花地”，显然受了《西厢记·长亭送别》中“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的启导，而《西厢记》又是移用了范仲淹《苏幕遮》词的“碧云天，黄叶地”，亦为感秋之作。红叶黄花勾勒了清秋的轮廓，色彩鲜明，但却有一种苍凉冷颓的情韵。尤其是作者在这一背景中添现了“雁”、“人”的活动主角，且雁啼于天，人醉于地，便使这种苍凉冷颓发挥到了极致。“雁啼”最牵愁惹恨，“人醉”则是为了忘忧，而“芭蕉雨声秋梦里”，秋雨的萧疏冷酷，使得乡梦也为之惊醒。这三句景句无不暗寓着人物的客乡况味和主观感受，代表着诗人的“秋怀”。深沉的乡思与有家难归的羁愁，便足以回答“归期未”的提问了。
这三句是作者收信后无言的感受，但它也可以视作诗人因家信问起归期而惆怅苦闷的应接。可以这样想象：诗人因在现实上不可能回到万里以外的乡园，无语可复，心中充满了忧愁与歉疚。他抬头望天，想看看那传书的鸿雁可在，结果发现“雁啼红叶天”，大雁似乎也在为他发出悲鸣。满地秋菊盛开，但那并不是故园的黄花，诗人只能借酒狂饮，在酩酊中暂忘乡愁。入夜了，他希望能在梦中实现回乡的心愿，可是“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白居易《夜雨》），蕉叶上的雨声又无情地提醒着他的孤寂。“问我归期未”，不敢答复，至此也无须答复。小令的这三句景语，在时间的跨度上可前可后，代表了“秋怀”的一贯凄凉，确实是颇见妙味的。
应该说这个概括在这首短小精悍的曲里能够得到很好的体现，至于熔铸名句这点，恐怕元曲三百首里没有多少非香艳的题材的作品能跳出唐宋的成就。
回到曲上，“西风信来家万里，问我归期未？”看似简单，实则也简单明了，直奔主题，唯一比较特别之处是以西风送信，这个并不是很多见，古人一般是鱼传尺素，雁寄归思，青鸟传音，西风送信便是把西风拟人，赋予看似凛冽的西风一点人情味；“问我归期未”，平实却亲切，仿佛正面对面问话一般。又令人想起“道是归期未有期”这种情怀，有点淡淡哀愁。可见，这两句应该没有经过太多斟酌，完全是作者的真情实感的流露，因此读来也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之感。
“雁啼红叶天，人醉黄花地，芭蕉雨声秋梦里”这一句其实颇为经典，既充分体现张可久“清丽派”的作风，又充分体现曲在营造意境上对诗词手法的传承，强调了一种有构图讲究的图画般的美感。这一句却能够从人的多种感官角度把一种写来写去的思乡情怀具体化，形象化，把主观感受融入客观景物里，虽是一种常用的表现手法，又因作者能对颜色、声音、炼字、音韵都做出很好地把握，使得此曲经得起反复的品读。
“红叶”“黄花”秋意尽显，颜色鲜明，令人印象深刻，脑海中立即出现相似的画面；“啼”“醉”可以说是有炼字的功夫在内的，雁啼虽不同于杜鹃啼，但只要说到啼声，总是会有些感情在其中，无非雁就是像“我”一样，呼唤着同伴南迁，顺便一提，张可久是浙江人，也就是南方人，那么北雁南飞对于他的意义就更为具体了，而这啼声中，也夹杂着一些复杂的情绪，也许隐含了悲伤、急切、思念、担忧等等，“醉”作者认为黄花遍地的景色醉人，但有道是景不醉人人自醉，能够归乡的喜悦心情才真正让作者沉醉其中；芭蕉雨声秋梦里，芭蕉在古代是有特定所指的意象，一般指代愁思、闺思、乡怀、悲凉，而雨打芭蕉一般是指愁上加愁，不可排解。李清照就常用芭蕉的意象。作者是十分心急的，急得发愁，也许正遇上某些事，回乡无望，因而听着雨打芭蕉的声音，似乎只能籍着秋夜的清凉，做个好梦，梦回家乡探望亲人。
从押韵这方面来说，不看曲有没有固定韵位，应该是没有的，“里”“未”“地”“里”都是有押韵的，故而朗读起来，此曲也是琅琅上口，音韵和谐的。当一句话，一首曲有一种让人在相似的情形下想起的力量时，已经可以算是成功的作品。正如每逢秋夜下雨时，都会想到“芭蕉雨声秋梦里”以及另一些无名氏的作品“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此时无限情”“楼外凉蟾一晕生，雨余秋更清”把几种意境重叠在一起，然后整理起自己种种的愁绪。
本诗前两句，作者道出自己的乡思情。然而这种乡思情有多深有多浓？作者没有直接外露，却是以“西风”“红叶”“黄花”“芭蕉”“秋雨”这些富有季节特征的一组景物构成意境，渲染出一幅色彩浓丽的秋景图，衬自己浓浓的乡思情。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