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首诗是一首赠别诗。首联谓己与赵曾同在令狐楚和崔戎幕府任职,同乐亦同悲也;颔联谓己附赵之骥尾,且与赵有亲戚关系;颈联谓两人同出令狐门下,曾受其恩,如今徒存宾馆,崔戎已谢世,往事皆空;末联谓岁暮相逢,往事不堪回首,握手言别,各奔东西。
此辞浅意厚、情深之佳构,诗中涉及的四个人关系密切。令狐楚与崔戎是义山早岁受知者,然而崔戎此时已,令狐内征,太原幕散。昔日与诗人同出门下、同处幕府、同受知遇、同有戚谊者,莫过于赵皙。如今为生计所迫,二人亦将劳燕分飞,一东一西。赠行之际,天涯沦落、漂泊无依之慨油然而生。
首联写二人关系的密切:二人都认识吏部令狐相公与故尚书安平公,同在太原幕府呆了两年,其间经历了相同的欢乐,也体验过同样的悲伤。
颔联更深一层写二人的相知:“已叨邹马声华末”,是说二人才华相近;“更共刘卢族望通”,是说二人有亲威关系。该诗至此都是写二人的相同,看来是喜剧,但接下来的颈联却来了个突然的转折:“南省恩深宾馆在”,令狐相公虽是官运亨通,但是已离开太原幕府,二人失去安身之处;“东山事往妓楼空”,安平公已猝然谢世,追游在他身边的往事永成陈迹。
尾联则点明送行之题:时值年末,二人却要分手,东西两隔,让人情何以堪,人世间事,恐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难过了。这首诗的佳境在不经意流出而情挚意厚,不在辞之浅深。
此诗音节浏亮,语言流走,乍看似与伤悼崔戎、叹息身世的内容不是非常谐调,然而细读之下,才发现此诗于流走之中透出沉郁悲凉,潜气内转,蕴含无限惆怅。
这首词叙写词人送别友人翁宾旸时的联想和感叹,表达了与友人离别的悲伤以及对友人的深厚感情。在送别友人之时,一面渴望其封侯挂印,一面又劝其挂冠归来,共话别情。此词善用典故,行文流畅,题旨清楚。
上片首句以秋云起兴,“送秋云万里”,起笔高远。“算舒卷、总何心?”秋云舒卷,算来它们又有何心思。如李白诗所言:“时时或乘兴,往往云无心。”(《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云卷云舒自然没有什么心思,不过辽阔高远,悠然自在而已。三句勾勒出秋云万里,卷舒自如之景,一为离别做背景,二暗示“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之归隐意,为全词定下基调。接下来以“叹”字领起,一连用了三个短句“路转羊肠”“人营燕垒”“霜满叹簪”来描述翁五峰此去之艰辛。此去之路是羊肠小路,“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曹操《苦寒行》)羊肠小路还要“转”,可见行路之难,道途之艰,亦暗喻翁五峰仕途不畅。此去所为如同燕子垒巢,辛苦经营,翁五峰去贾似道幕中,更如同燕巢危幕,不仅辛苦,而且危险。此去经历风霜,劳苦辛勤,可以想见将来之“尘满面,鬓如霜”。“叹簪”绾合“转叹离本根”与“浑欲不胜簪”,写人如飞叹,发短难簪。这三句将翁五峰此去之辛苦做了极为夸张的描述。顺理成章引出“愁侵”二字。词人替翁五峰愁绪满腹。“庾尘满袖,便封侯、那羡汉淮阴。”三句做了解释。此去贾氏幕中为官,免不了勾心斗角,官场倾轧,就像东晋时的王导与庾亮互相争斗一般,而就算是争斗赢了,封侯拜爵,又能如何。汉朝淮阴侯韩信,国士无双,功劳盖世,仍然落得个身死族灭的下场,这不值得羡慕。“庾尘满袖”,再用“满”字,呼应上句之“霜满叹簪”。“霜满叹簪”还只是个人之辛苦,“庾尘满袖”已见官场之险恶,“便”字更进一层,进一步强调了即使暂时风光,但遇到狡诈奸险之主,最终也不会有好下场。贾似道擅权专政,《宋史》评曰:“似道既专恣日甚,畏人议己,务以权术驾驭,不爱官爵,牢笼一时名士,又加太学餐钱,宽科场恩例,以小利啖之。由是言路断绝,威福肆行。”吴文英为朋友忧虑,乃至“愁侵”,用了许多艰险之语来儆戒友人不要贪恋官场。末两句“一醉莼丝脍玉,忍教菊老松深”,更是以莼鲈之思、松菊之赏来劝告友人应当及早归隐。及时归来,还能一醉方休,享受莼丝脍玉之美,不忍心迟迟不归,让松菊等到花谢树深。“忍”在这里是岂忍的意思。“菊“”松”象征隐者,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此处呼应开头的“送秋云万里,算舒卷、总何心?”
换头“离音”一句回到送别题面。“又听西风”三句描述离别场景。西风又起,秋树叶落,阵阵秋吟,一片萧飒。“金井树”用“梧桐落金井”之典,泛指秋树。秋吟泛指秋声。昔日张翰“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遂辞官而去,飘然归乡,而友人偏偏在此时踏入官场,辜负莼丝脍玉,忍教菊老松深,更令词人觉得可惜。“西风”既呼应上 片开头之“秋云”,又照应“莼丝脍玉”之语。“向暮江目断”三句,写沧江日暮,一片凄寂,即使望断江边,也只见到鸿飞渺渺,天色沉沉。友人从水上离去,“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词人感伤离情,不由得泪下沾襟。此时离筵正在奏乐,歌妓琵琶之声在秋风中凄凄夜语,此处用白居易《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诗意。杨琼和白居易相熟,是江陵著名歌妓,白居易有《问杨琼》诗。此处用此典,切合“送翁五峰游江陵”题目。送客之人和杨琼之流的歌妓谈说往事,不觉已到深夜,寒砧四起。砧声、琵琶声,凄绝萧瑟,令人肠断。末两句“争似湖山岁晚,静梅香底同斟”,重申劝退之意。此去艰辛,不如和三两好友共赏湖山,度此晚岁,在梅树之下静静酌酒赏花。
吴文英一生未登科第,也不曾仕进,早年在苏州做幕僚,以后游走于达官贵人如丞相吴潜、嗣荣王赵与芮等人之家,做了清客,与官僚贵族们唱和酬酢,但始终未曾做官,最后潦倒以终。从此词中来看,他对于官场深有畏惧,不做官之原因,除了客观因素之外,恐怕也有不愿意、不乐意的主观因素在内。
戴名世是位史学家,他很得了司马迁《史记》笔法中那种神气逸韵的影响,他的文章结构既严谨,而行文又富于变化,莫窥行止,意蕴深远,即使在书信中也一样。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代作书目的,是要余生约僧人犁支来核实桂王政权的一些史料,却以自己无缘相见说起。犁支原是永历帝时的宦官,曾与人言及在桂王身边时的一些见闻,作者立即载笔以往,却未得见面,只好请余生记录下这些回忆并寄给自己,以之与多方访求才购得的《滇黔纪闻》一书对照比较,发现有不少出入,于是才写了这封信。文字虽不多,却将有关过程写得层次迭转而又清晰如画。
文章的第二段,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戴名世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经大致稳固了它的统治,而同时又依旧严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活动的时期,是否承认南明历史,实质上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问题。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历史意义并不低于蜀汉和崖州的南宋政权。但由于严酷的文字禁锢,除山野遗民中可能会留下一些极简略的记载外,载于文字的史料实在太少,且又散于遗民隐士中极难寻得,何况这有限的载记还未能刊刻成书,乏于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随着坚持抗清的遗民旧臣相继而亡,南明政权的史实也必将很快湮没无闻,“岂不可叹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他公然称明祚为三百年,感叹“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已有的一些记载明史的书又“缺略不详,毁誉失实”。有感于世无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史学家,于是慨然以修明史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来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书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说记载南明历史的史书了。翰林院虽曾广购旧书,但虑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长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际史实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这种情况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实在是难乎其难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书的主旨上来,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与决心,强调自己游历少、闻见寡、交游不广,于修史极为不利,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来“面议其事”,情辞恳切,委婉动人。又回护照应了前文,包裹得十分严密。
文章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圆合,显得极有法度。这些特点也影响及于语言表达,如第一段叙两份史料的异同,笫二段叙修明史的意义,第三段叙面临的种种困难,都层次迭转、条理清晰又简洁明了、气韵生动,极富节奏感。更加善用曲笔,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如“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语,极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狱的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