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夏行》与《长干行》写的是同类题材,同样采用女子口吻的代言体形式,两个女主人公的遭遇则有同异。江夏女子的丈夫也在外经商,她的凄苦较多,而幸福的回忆却较少。
江夏女子与丈夫的结合,感情基础较之长干女夫妇似乎薄弱得多。这位江夏女子自幼多愁善感,向往爱情几乎是她惟一的精神生活。她的幻想是“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不免把爱情问题看得太简单,她还不知道“负心汉”的含义,就委身商贾。殊不如商贾的生活方式特点之一是流动性大,根本不可能“白头不相离”的。
她所委身的这男子,似乎较其他商贾更为重利轻别:“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东家西舍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个音书能断绝。”他的去处是扬州,乃是大都会,温柔富贵之乡。同去的人都还知道有个家,唯独他不回来。于是江夏女子痛苦得发疯,心理上发生了变态。她妒嫉一切少妇:“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一种为人妻,独自多悲凄。”她痛悔昨日的轻信:“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
由此看来 ,李白笔下的妇女题材绝非千篇一律,妇女问题在大诗人笔下得到了多角度的反映。《江夏行》与《长干行》彼此是不能替代的。此诗较前诗比兴为少,赋法为主,又运用了五、七言相间的形式,音节上更见灵活多致。不过,大约是即兴创作,较少文字推敲,此诗比《长干行》出语稍易,腔调稍滑,不免在艺术上略逊一筹。
明朝万历年间,钱若赓就任临江府(今江西省清江县西临江镇)知府。
一天,一个乡下人拎了一只鹅到城里,为了办事方便,便将鹅寄存在一家旅店里。可是,当他办完事回来取鹅时,那店主竟耍赖说:“那群鹅是我养的,没你的鹅!”乡下人气愤与店主评理。但由于他没有文化,笨嘴拙舌的,辩不过伶牙俐齿的店主,只好跑到衙门去击鼓告状。
知府钱若赓细心听了乡下人的申述,立即命令手下人将店里的4只鹅全部取来,分关四处,每处配给一张纸、一支毛笔、一方砚台,说是让这些鹅招供各自属于谁。
鹅又怎么能自己招供?真是天大的笑话。城里的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好奇地前来观看,连府中差役对钱若赓这种独特的审案方式也感到惊异和纳闷,无不替他捏了一把汗。
钱若赓似乎对案子漫不经心,刚布置完毕,就若无其事地用餐去了。过了一会儿,他派人出来探问;“鹅招供了没有?”
不久,钱若赓步出内室,亲自下堂巡视分关着的鹅,他看过以政,微笑着颔首捋须,自言自语:“嗯,好,好,它们已经招供啦。”差役们望过去,只见4只鹅除各自拉了些屎外,纸笔砚台丝毫未动。他们真的不知道钱知府卖的什么“关子”。突然,钱知府伸手指向其中的一只鹅,语气肯定地说道:“这只就是那乡下人的!”
钱若赓确实说对了。
钱若赓并不认识乡下人的鹅,他的判断是如何作出来的呢?原来,他是位富有生活经验的官吏。他知道,乡下的鹅吃的是野草,粪便是清淡的;城里的鹅吃的是谷子,粪便呈现黄色。要确定鹅的主人是乡下的还是城里的,只要查看一下鹅粪便一清二楚。
钱若赓把自己断案的依据讲出政,那个贪婪而又狡猾的店主顿时脸色煞白,连忙磕头谢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