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词上片纪事、写景,下片抒怀明志。文字简单、明了,沿袭了诗人一贯的写作风格,豪迈、自信依然是毛泽东在这首词中的两大元素。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首句即破空而来,气魄非凡。诗人在闲庭信步的从空间让阅读者看到的是一种大气派。“凌云志”借井冈山的巍峨写出了诗人的“凌云”抱负。三十八年前诗人在此立下的天下抱负,今天早已经实现,如今他一路征尘归来,重访故地,心情是何等激动与自豪。诗人在走过他自己当年曾经战斗过的每一处地方时,都留下了深情的目光和不尽的思绪。这是最容易为人所理解的词意。然而,“重上”的含义仅仅是重回、重游吗?为何“重上井冈山”又是诗人“久有”的“凌云志”呢?这只是一次感情的寻觅回归,还是执政党领袖对使命的深层呼唤?
巍巍井冈,山高林密,竹繁花盛,树茂草深。涧水潺潺,莺歌燕舞,“高路入云端”,三十八年前的旧地,如今变了新颜。这让走在井冈山、站在井冈山的毛泽东禁不住思绪万千、感慨万千。他透过眼前的景色不仅看到了当年的腥风血雨,也看到了自己坚定不移的信仰所起到的作用。也因此,诗人激动、豪迈、自信,挥毫写下“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这是一种驻足回首的豪迈与慷慨,也是诗人即将进行新一轮革命行动的信心和决心。
诗人展示一幅绚丽多彩图画:蓝天绿树,黄莺婉转,紫燕飞翔,溪涧流水潺潺;举目仰望,盘旋的高路,插入白云渺渺的云端。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无比喜悦、轻松而舒畅的心情。流畅明快的笔调,抒发了诗人对井冈山变化之美的赞颂。
诗人采用以小见大的手法,形象的描绘了井冈山的变化;它是当时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呈现祖国新貌的缩影。
湖南黄洋界海拔1343米,群山巍巍,云雾茫茫,形势其险要,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诗人以轻松、舒畅的情怀来到黄洋界哨口,攀登鬼斧神工般“鹰隼难度,猿猴难攀”黄洋界,其他“险处”岂能阻挡雄姿虎步,何须再看?诗人由眼前景色,荡开一笔,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
上阕描述诗人重上井冈山经过,叙事、写景、抒情溶为一体;表达了诗人欢快的情绪和豪迈的气概。
下阕开头三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壮伟遒劲地展现了井冈山以及整个革命斗争时期的风雷激荡,红旗漫卷的壮阔场面。井冈山猎猎红旗,打碎帝、官、封枷锁,变成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诗人运用白描手法,不仅照应前文“重上井冈山”,点出离别的时间;而且浓缩时空距离,表达了抚今追昔丰富的情感。三十八年,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中华儿女经受的是血与火、生与死严峻的考验,囊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民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丰富内涵。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过去”“弹指”看似轻松,饱含着沉重的牺牲和可歌可泣感人的诗篇。胜利果实来之不易,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诗人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豪迈气魄,表达中华儿女凌云壮志。可以飞往昔日高不可攀的天上去摘“月亮”,可以探入深不可测五大洋去捉拿“鱼鳖”,然后谈笑风生、唱着胜利的歌曲,从容而归。酣畅淋漓的抒发了诗人征服宇宙的革命家豪情。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民间谚语;作者把深刻的哲理,用口头语融于诗词之中,诗人此词以议论的手法结穴,不仅首尾呼应,而且启迪、鞭策人们:胜利属于不畏艰险,勇敢攀登的人。世界上什么事都是如此。“无限风光在险峰”,只要有毅力,有恒心,就一定能实现。
下阕诗人触景生情,回顾三十八年革命历程;融情于理,以发人深省、深刻的哲理总结诗篇。
纵观全词,笔调明丽、轻松,挥洒自如;节奏优美欢快,巧妙运用谚语、古人诗句。叙事、写景、抒情、议论有机地结合一体,意境开阔、高远。可以说其艺术性和思想性高度统一,是现代诗词宝库中难得的瑰宝。
诗人早年因避乱来到江南,曾经旅居苏、杭二州。晚年又担任杭、苏刺史多年。江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也与那里的人民结下了深挚的友谊,直到晚年回到北方以后,仍然恋恋不已。三首《忆江南》词就是这种心情下的产物。作品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以后文人词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呆了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刺史,任期也一年有余。在他的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应该说,他对江南有着相当的了解,故此江南在他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当他因病卸任苏州刺史,回到洛阳后十二年,他六十七岁时,写下了这三首忆江南,可见江南胜景仍在他心中栩栩如生。
要用十几个字来概括江南春景,实属不易,白居易却巧妙地做到了。他没有从描写江南惯用的“花”、“莺”着手,而是别出心裁地从“江”为中心下笔,又通过“红胜火”和“绿如蓝”,异色相衬,展现了鲜艳夺目的江南春景。异色相衬的描写手法,在大诗人杜甫的诗里常常可见,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两种不同的颜色互相映衬,使诗意明丽如画。白居易走的也是这条路,从他的诗里也可见端倪,“夕照红于烧,晴空碧胜蓝”、“春草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因而江南的春色,在白居易的笔下,从初日,江花,江水之中获得了色彩,又因烘染、映衬的手法而形成了人们想象中的图画,色彩绚丽耀眼,层次丰富,几乎无需更多联想,江南春景已跃然眼前。
题中的“忆”字和词中的“旧曾谙”三字还说明了此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次:以北方春景映衬江南春景。全词以追忆的情怀,写“旧曾谙”的江南春景。而此时,作者却在洛阳。比起江南来,洛阳的春天来得晚。作者写于洛阳的《魏王堤》七绝云:“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闲行到日西。何处未春先有思,柳条无力魏王堤。”在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的季节,洛阳却“花寒懒发”,只有魏王堤上的柳丝,才透出一点儿春意。
花发得比江南晚,水也有区别。洛阳有洛水、伊水,离黄河也不远。但即使春天已经来临,这些水也不可花像江南春水那样碧绿。因此作者竭力追忆江南春景,从内心深处赞叹“江南好”,而在用生花妙笔写出他“旧曾谙”的江南好景之后,又不禁以“花不忆江南”的眷恋之情,收束全词。这个收束既托出身在洛阳的作者对江南春色的无限赞叹与怀念,又造成一种悠远而又深长的韵味。词虽收束,而余情摇漾,凌空远去,自然引出第二首和第三首。
第二首紧承前首结句“花不忆江南”,将记忆的镜头移向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中间两句是说,游玩灵隐寺寻找皎洁月亮中的桂子,登上郡亭,枕卧其上,欣赏那起落的钱塘江大潮。
偌大一个杭州,可忆的情景当然很多,而按照这种小令的结构,却只花纳入两句,这就需要选择和集中最有代表性,也是他感受最深的东西。就杭州景物而言,最有代表性的东西是什么呢?不用说,浙江潮和月中桂子,就是杭州景物中最有代表性的东西,而作者也对此感受最深。
何谓月中桂子?《南部新书》里说:“杭州灵隐寺多桂。寺僧曰:‘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堕,寺僧亦尝拾得。”既然寺僧可以拾得,别人也可花拾得。白居易做杭州刺史的时候,也很想拾它几颗。《留题天竺灵隐两寺》诗云,“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月桂落,醉为海榴开。······”自注云:“天竺尝有月中桂子落,灵隐多海石榴花也。”看起来,他在杭州之时多次往寻月中桂子,欣赏三秋月夜的桂花。因而当他把记忆的镜头已向杭州的时候,首先再现了“山寺月中寻桂子。”这样一个动人的画面。
如果说天竺寺有月中桂子飘落不过是神话传说,那么浙江潮却是实有的奇观。浙江流到杭州城东南,称钱塘江;又东北流,至海门入海。自海门的潮水,十分壮观。《方舆胜览》云:“钱塘每昼夜潮再上,至八月十八日犹大。”请看《钱塘候潮图》里的描写:“常潮远观数百里,若素练横江;稍近,见潮头高数丈,卷云拥雪,混混沌沌,声如雷鼓。”正因为“潮头高数丈”,所以作者当年做杭州刺史的时候,躺在郡衙的亭子里,就花看见那“卷云拥雪”的壮丽景色。
这两句词,都有人有景,以人观景,人是主体。所不同的是:上句以动观静,下句以静观动。“何日更重游?”末句是说,什么时候花够再次去游玩?这首诗仅就作者的内心活动而言,已蕴含着人生有限而宇宙无穷的哲理,值得人们深思。
第三首诗,追忆苏州往事。“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开头是说,江南的回忆,再来就是回忆苏州的吴宫。照应第一首的结尾和第二首的开头,把镜头移向苏州。
“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中间两句是说,喝一喝吴宫的美酒春竹叶,看一看吴宫的歌女双双起舞像朵朵美丽的芙蓉。一面品尝美酒,一面欣赏美女双双起舞。“春竹叶”,是对“吴酒一杯”的补充说明。“春”在这里是形容词。所谓“春竹叶”,可解释成春天酿熟的酒,也可解释为花给饮者带来春意的酒,从“春”与“醉”的对偶来看,后一句解释也许更符合原意。“醉芙蓉”是对“吴娃双舞”的形象描绘。以“醉”字形容“芙蓉”,极言那花儿像美人喝醉酒似的红艳。“娃”,美女。西施被称为“娃”,吴王夫差为她修建的住宅,叫“馆娃宫”。开头不说忆苏州而说“忆吴宫”,既为了与下文协韵,更为了唤起读者对于西施这位绝代美人的联想,读到“吴娃双舞醉芙蓉”,这种联想就更加活跃了。这两句,前宾后主,喝酒是为了观舞助兴,着眼点落在“醉芙蓉”似的“吴娃”身上。
“早晚复相逢?”末句是说,不知何时会再次相逢?“早晚”,当时口语,它的意思与“何时”相同。
这三首词,从今时忆往日,从洛阳忆苏杭。今、昔、南、北、时间、空间的跨度都很大。每一首的头两句,都抚今追昔,身在洛阳,神驰江南。每一首的中间两句,都以无限深情,追忆最难忘的江南往事。结句呢?则又回到今天,希冀那些美好的记忆有一天花够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因此,整个组词不过寥寥数十字,却从许多层次上吸引读者进入角色,想象主人公今昔南北所经历的各种情境,体验主人公今昔南北所展现的各种精神活动,从而获得寻味无穷的审美享受。
这三首词,每首自具首尾,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各首之间,又前后照应,脉络贯通,构成有机的整体大“联章”诗词中,显示出作者谋篇布局的高超艺术技巧。
这是杜甫反映现实情况最早的诗歌;开头叙暴雨成灾,郡国嗷嗷,堤防之患,主事所忧;接着描写想象中山东、河北洪水汹涌情状,也是河南一带惨重灾情的真实反映;最后戏为大言以宽慰其弟。全诗铺写灾情的严重,表达了治服水患的理想,夹杂了个人遭遇的阴郁苍凉的情绪。相较于杜甫成熟时期的作品,此诗在情感表达上还显得空泛。
杜甫写这首诗时虽然也尝到了考进土落第的痛苦,但他的经济生活还是比较优裕的,用他自已的话来说是“放荡齐越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正是这种裘马清狂的快意生活,使他脱离了人民,因而他对人民疾苦的体验就不如日后那么深切。《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这首诗便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诗中诚然对黄河水灾作了较为形象生动的描绘,但应当指出,这种描绘只是客观地再现了水势之大以及人民房屋被淹、庄稼受灾等表面现象,面没有深入展示灾民的具体苦难,特别是看不出诗人关怀灾民的强烈感情色彩。后面四句,诗人只是用制平息水患这种神语传说来勉励弟弟,显得空泛无力,看不出有何对人民同情之处:即便说这是同情的话,那么,这种同情是很不强烈的。只要比较一下十三年之后,也就是天宝十三年秋(754年),长安霖雨为灾,杜甫写的《秋雨叹》这一组诗,问题便很清楚。《秋雨叹》共有三首,其中第一首是写人民苦难的:“禾头生耳素穂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绸,相许宁论两相值。”前面两句是说庄稼受到涝灾,但农夫田父没有消息,生死存亡,无人过问,这是因为当时奸相杨国忠报喜不报优,在唐玄宗面前隐瞒灾情。房琯反映了所在地的灾情,结果遭受打击,所以史载“天下无敢言灾者”,上面这两句诗,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后两句则写城市贫民的情况。据史载,“秋霖雨,物价暴贵,人多乏食,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开十场,以济民。”诗人揭露官吏们利用所谓“贼”乘机剥削人民,进行不等价交换,斗米换衾绸。人民出于无奈,只要官员“相许得粮借以活命,根本不考虑衾绸和斗米是否“相值”了,杜甫这几句诗,不仅具体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而且揭露了造成人民苦难的因素,除了天灾之外,还有人祸一一政治黑暗腐败,官府更趁火打劫,盘剥人民,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相比,《秋雨叹》这首诗对人民的同情就更加鲜明了。
再看杜甫同时写的另一首诗《九日寄岑参》,这首诗开头写到诗人为雨所阻,不能外出访问岑参,对他表示怀念。接着便写到霖雨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数,安得诛云师,时能补天漏!”将这四句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结尾四句相比,前者的感情是强烈的,而后者是空泛的。这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生活地位的不同,接近人民还是脱离人民等原因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即对描写对象是否具有生活实。杜甫写《临邑舍弟书至苦雨》是在东都洛阳,他并未目睹临色黄河水灾惨状,更没有直接受到水灾的痛苦,缺乏生活实感.所以体现在《临邑舍弟书至苦雨》这首诗中的感情显得空泛。
上述情况说明,即使是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也有一个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他早期的诗作还带有过渡性和不成熟性。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不能和困守长安十年这一时期的诗作相比,特别是不能和日后离开朝庭走向人民时的诗作,如“三吏”“三别”等相比。
该诗描绘了一个幽僻美丽而又充满春意与生机的独特境界。前两句写庵中之景。老松环绕着茅庵,松荫之下的短墙上有一扇柴门。这扇门是经常闭着的,锁着一院绿苔。庵中没有人来,却有五色斑斓的蝴蝶成双结队地飞舞着。清幽僻寂,无人骚扰,僧人幽居的环境和安谧的生活气息,活现纸上。
后两句从蜜蜂腿上的花粉推测前山的花已盛开。蜜蜂两股上拖着重重的花粉团飞来了,想来是前山的花已经开放了。花开之处只在前山,并不算远,庵中主人却不知道,还要从推断中得知前山花开遍野的盛景。可见主人是好静不好动的。庵中不只他人少来,主人行迹也是很少的。难怪青苔满庭了。这就也回应了首句。
该诗首句幽僻静寂,二三句充满自然生机,到第四句又是繁花似锦的世界。诗人在尺幅之间,步步扩展升华,静与动相交织,清幽的环境与烂漫的山花相映衬,静寂的生活与蓬勃的自然生机相搭配,向人们展示了耐人寻味的美学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