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词上片纪事、写景，下片抒怀明志。文字简单、明了，沿袭了诗人一贯的写作风格，豪迈、自信依然是毛泽东在这首词中的两大元素。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首句即破空而来，气魄非凡。诗人在闲庭信步的从空间让阅读者看到的是一种大气派。“凌云志”借井冈山的巍峨写出了诗人的“凌云”抱负。三十八年前诗人在此立下的天下抱负，今天早已经实现，如今他一路征尘归来，重访故地，心情是何等激动与自豪。诗人在走过他自己当年曾经战斗过的每一处地方时，都留下了深情的目光和不尽的思绪。这是最容易为人所理解的词意。然而，“重上”的含义仅仅是重回、重游吗？为何“重上井冈山”又是诗人“久有”的“凌云志”呢？这只是一次感情的寻觅回归，还是执政党领袖对使命的深层呼唤？
巍巍井冈，山高林密，竹繁花盛，树茂草深。涧水潺潺，莺歌燕舞，“高路入云端”，三十八年前的旧地，如今变了新颜。这让走在井冈山、站在井冈山的毛泽东禁不住思绪万千、感慨万千。他透过眼前的景色不仅看到了当年的腥风血雨，也看到了自己坚定不移的信仰所起到的作用。也因此，诗人激动、豪迈、自信，挥毫写下“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这是一种驻足回首的豪迈与慷慨，也是诗人即将进行新一轮革命行动的信心和决心。
诗人展示一幅绚丽多彩图画：蓝天绿树，黄莺婉转，紫燕飞翔，溪涧流水潺潺；举目仰望，盘旋的高路，插入白云渺渺的云端。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无比喜悦、轻松而舒畅的心情。流畅明快的笔调，抒发了诗人对井冈山变化之美的赞颂。
诗人采用以小见大的手法，形象的描绘了井冈山的变化；它是当时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呈现祖国新貌的缩影。
湖南黄洋界海拔1343米，群山巍巍，云雾茫茫，形势其险要，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诗人以轻松、舒畅的情怀来到黄洋界哨口，攀登鬼斧神工般“鹰隼难度，猿猴难攀”黄洋界，其他“险处”岂能阻挡雄姿虎步，何须再看？诗人由眼前景色，荡开一笔，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
上阕描述诗人重上井冈山经过，叙事、写景、抒情溶为一体；表达了诗人欢快的情绪和豪迈的气概。
下阕开头三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壮伟遒劲地展现了井冈山以及整个革命斗争时期的风雷激荡，红旗漫卷的壮阔场面。井冈山猎猎红旗，打碎帝、官、封枷锁，变成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诗人运用白描手法，不仅照应前文“重上井冈山”，点出离别的时间；而且浓缩时空距离，表达了抚今追昔丰富的情感。三十八年，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中华儿女经受的是血与火、生与死严峻的考验，囊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民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丰富内涵。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过去”“弹指”看似轻松，饱含着沉重的牺牲和可歌可泣感人的诗篇。胜利果实来之不易，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诗人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豪迈气魄，表达中华儿女凌云壮志。可以飞往昔日高不可攀的天上去摘“月亮”，可以探入深不可测五大洋去捉拿“鱼鳖”，然后谈笑风生、唱着胜利的歌曲，从容而归。酣畅淋漓的抒发了诗人征服宇宙的革命家豪情。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民间谚语；作者把深刻的哲理，用口头语融于诗词之中，诗人此词以议论的手法结穴，不仅首尾呼应，而且启迪、鞭策人们：胜利属于不畏艰险，勇敢攀登的人。世界上什么事都是如此。“无限风光在险峰”，只要有毅力，有恒心，就一定能实现。
下阕诗人触景生情，回顾三十八年革命历程；融情于理，以发人深省、深刻的哲理总结诗篇。
纵观全词，笔调明丽、轻松，挥洒自如；节奏优美欢快，巧妙运用谚语、古人诗句。叙事、写景、抒情、议论有机地结合一体，意境开阔、高远。可以说其艺术性和思想性高度统一，是现代诗词宝库中难得的瑰宝。
诗人早年因避乱来到江南，曾经旅居苏、杭二州。晚年又担任杭、苏刺史多年。江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也与那里的人民结下了深挚的友谊，直到晚年回到北方以后，仍然恋恋不已。三首《忆江南》词就是这种心情下的产物。作品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以后文人词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呆了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刺史，任期也一年有余。在他的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应该说，他对江南有着相当的了解，故此江南在他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当他因病卸任苏州刺史，回到洛阳后十二年，他六十七岁时，写下了这三首忆江南，可见江南胜景仍在他心中栩栩如生。
要用十几个字来概括江南春景，实属不易，白居易却巧妙地做到了。他没有从描写江南惯用的“花”、“莺”着手，而是别出心裁地从“江”为中心下笔，又通过“红胜火”和“绿如蓝”，异色相衬，展现了鲜艳夺目的江南春景。异色相衬的描写手法，在大诗人杜甫的诗里常常可见，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两种不同的颜色互相映衬，使诗意明丽如画。白居易走的也是这条路，从他的诗里也可见端倪，“夕照红于烧，晴空碧胜蓝”、“春草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因而江南的春色，在白居易的笔下，从初日，江花，江水之中获得了色彩，又因烘染、映衬的手法而形成了人们想象中的图画，色彩绚丽耀眼，层次丰富，几乎无需更多联想，江南春景已跃然眼前。
题中的“忆”字和词中的“旧曾谙”三字还说明了此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次：以北方春景映衬江南春景。全词以追忆的情怀，写“旧曾谙”的江南春景。而此时，作者却在洛阳。比起江南来，洛阳的春天来得晚。作者写于洛阳的《魏王堤》七绝云：“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闲行到日西。何处未春先有思，柳条无力魏王堤。”在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的季节，洛阳却“花寒懒发”，只有魏王堤上的柳丝，才透出一点儿春意。
花发得比江南晚，水也有区别。洛阳有洛水、伊水，离黄河也不远。但即使春天已经来临，这些水也不可花像江南春水那样碧绿。因此作者竭力追忆江南春景，从内心深处赞叹“江南好”，而在用生花妙笔写出他“旧曾谙”的江南好景之后，又不禁以“花不忆江南”的眷恋之情，收束全词。这个收束既托出身在洛阳的作者对江南春色的无限赞叹与怀念，又造成一种悠远而又深长的韵味。词虽收束，而余情摇漾，凌空远去，自然引出第二首和第三首。
第二首紧承前首结句“花不忆江南”，将记忆的镜头移向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中间两句是说，游玩灵隐寺寻找皎洁月亮中的桂子，登上郡亭，枕卧其上，欣赏那起落的钱塘江大潮。
偌大一个杭州，可忆的情景当然很多，而按照这种小令的结构，却只花纳入两句，这就需要选择和集中最有代表性，也是他感受最深的东西。就杭州景物而言，最有代表性的东西是什么呢？不用说，浙江潮和月中桂子，就是杭州景物中最有代表性的东西，而作者也对此感受最深。
何谓月中桂子？《南部新书》里说：“杭州灵隐寺多桂。寺僧曰：‘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堕，寺僧亦尝拾得。”既然寺僧可以拾得，别人也可花拾得。白居易做杭州刺史的时候，也很想拾它几颗。《留题天竺灵隐两寺》诗云，“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月桂落，醉为海榴开。······”自注云：“天竺尝有月中桂子落，灵隐多海石榴花也。”看起来，他在杭州之时多次往寻月中桂子，欣赏三秋月夜的桂花。因而当他把记忆的镜头已向杭州的时候，首先再现了“山寺月中寻桂子。”这样一个动人的画面。
如果说天竺寺有月中桂子飘落不过是神话传说，那么浙江潮却是实有的奇观。浙江流到杭州城东南，称钱塘江；又东北流，至海门入海。自海门的潮水，十分壮观。《方舆胜览》云：“钱塘每昼夜潮再上，至八月十八日犹大。”请看《钱塘候潮图》里的描写：“常潮远观数百里，若素练横江；稍近，见潮头高数丈，卷云拥雪，混混沌沌，声如雷鼓。”正因为“潮头高数丈”，所以作者当年做杭州刺史的时候，躺在郡衙的亭子里，就花看见那“卷云拥雪”的壮丽景色。
这两句词，都有人有景，以人观景，人是主体。所不同的是：上句以动观静，下句以静观动。“何日更重游？”末句是说，什么时候花够再次去游玩？这首诗仅就作者的内心活动而言，已蕴含着人生有限而宇宙无穷的哲理，值得人们深思。
第三首诗，追忆苏州往事。“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开头是说，江南的回忆，再来就是回忆苏州的吴宫。照应第一首的结尾和第二首的开头，把镜头移向苏州。
“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中间两句是说，喝一喝吴宫的美酒春竹叶，看一看吴宫的歌女双双起舞像朵朵美丽的芙蓉。一面品尝美酒，一面欣赏美女双双起舞。“春竹叶”，是对“吴酒一杯”的补充说明。“春”在这里是形容词。所谓“春竹叶”，可解释成春天酿熟的酒，也可解释为花给饮者带来春意的酒，从“春”与“醉”的对偶来看，后一句解释也许更符合原意。“醉芙蓉”是对“吴娃双舞”的形象描绘。以“醉”字形容“芙蓉”，极言那花儿像美人喝醉酒似的红艳。“娃”，美女。西施被称为“娃”，吴王夫差为她修建的住宅，叫“馆娃宫”。开头不说忆苏州而说“忆吴宫”，既为了与下文协韵，更为了唤起读者对于西施这位绝代美人的联想，读到“吴娃双舞醉芙蓉”，这种联想就更加活跃了。这两句，前宾后主，喝酒是为了观舞助兴，着眼点落在“醉芙蓉”似的“吴娃”身上。
“早晚复相逢？”末句是说，不知何时会再次相逢？“早晚”，当时口语，它的意思与“何时”相同。
这三首词，从今时忆往日，从洛阳忆苏杭。今、昔、南、北、时间、空间的跨度都很大。每一首的头两句，都抚今追昔，身在洛阳，神驰江南。每一首的中间两句，都以无限深情，追忆最难忘的江南往事。结句呢？则又回到今天，希冀那些美好的记忆有一天花够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因此，整个组词不过寥寥数十字，却从许多层次上吸引读者进入角色，想象主人公今昔南北所经历的各种情境，体验主人公今昔南北所展现的各种精神活动，从而获得寻味无穷的审美享受。
这三首词，每首自具首尾，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各首之间，又前后照应，脉络贯通，构成有机的整体大“联章”诗词中，显示出作者谋篇布局的高超艺术技巧。
这是杜甫反映现实情况最早的诗歌；开头叙暴雨成灾，郡国嗷嗷，堤防之患，主事所忧；接着描写想象中山东、河北洪水汹涌情状，也是河南一带惨重灾情的真实反映；最后戏为大言以宽慰其弟。全诗铺写灾情的严重，表达了治服水患的理想，夹杂了个人遭遇的阴郁苍凉的情绪。相较于杜甫成熟时期的作品，此诗在情感表达上还显得空泛。
杜甫写这首诗时虽然也尝到了考进土落第的痛苦，但他的经济生活还是比较优裕的，用他自已的话来说是“放荡齐越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正是这种裘马清狂的快意生活，使他脱离了人民，因而他对人民疾苦的体验就不如日后那么深切。《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这首诗便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诗中诚然对黄河水灾作了较为形象生动的描绘，但应当指出，这种描绘只是客观地再现了水势之大以及人民房屋被淹、庄稼受灾等表面现象，面没有深入展示灾民的具体苦难，特别是看不出诗人关怀灾民的强烈感情色彩。后面四句，诗人只是用制平息水患这种神语传说来勉励弟弟，显得空泛无力，看不出有何对人民同情之处：即便说这是同情的话，那么，这种同情是很不强烈的。只要比较一下十三年之后，也就是天宝十三年秋（754年），长安霖雨为灾，杜甫写的《秋雨叹》这一组诗，问题便很清楚。《秋雨叹》共有三首，其中第一首是写人民苦难的：“禾头生耳素穂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绸，相许宁论两相值。”前面两句是说庄稼受到涝灾，但农夫田父没有消息，生死存亡，无人过问，这是因为当时奸相杨国忠报喜不报优，在唐玄宗面前隐瞒灾情。房琯反映了所在地的灾情，结果遭受打击，所以史载“天下无敢言灾者”，上面这两句诗，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后两句则写城市贫民的情况。据史载，“秋霖雨，物价暴贵，人多乏食，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开十场，以济民。”诗人揭露官吏们利用所谓“贼”乘机剥削人民，进行不等价交换，斗米换衾绸。人民出于无奈，只要官员“相许得粮借以活命，根本不考虑衾绸和斗米是否“相值”了，杜甫这几句诗，不仅具体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而且揭露了造成人民苦难的因素，除了天灾之外，还有人祸一一政治黑暗腐败，官府更趁火打劫，盘剥人民，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相比，《秋雨叹》这首诗对人民的同情就更加鲜明了。
再看杜甫同时写的另一首诗《九日寄岑参》，这首诗开头写到诗人为雨所阻，不能外出访问岑参，对他表示怀念。接着便写到霖雨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数，安得诛云师，时能补天漏！”将这四句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结尾四句相比，前者的感情是强烈的，而后者是空泛的。这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生活地位的不同，接近人民还是脱离人民等原因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即对描写对象是否具有生活实。杜甫写《临邑舍弟书至苦雨》是在东都洛阳，他并未目睹临色黄河水灾惨状，更没有直接受到水灾的痛苦，缺乏生活实感.所以体现在《临邑舍弟书至苦雨》这首诗中的感情显得空泛。
上述情况说明，即使是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也有一个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他早期的诗作还带有过渡性和不成熟性。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不能和困守长安十年这一时期的诗作相比，特别是不能和日后离开朝庭走向人民时的诗作，如“三吏”“三别”等相比。
该诗描绘了一个幽僻美丽而又充满春意与生机的独特境界。前两句写庵中之景。老松环绕着茅庵，松荫之下的短墙上有一扇柴门。这扇门是经常闭着的，锁着一院绿苔。庵中没有人来，却有五色斑斓的蝴蝶成双结队地飞舞着。清幽僻寂，无人骚扰，僧人幽居的环境和安谧的生活气息，活现纸上。
后两句从蜜蜂腿上的花粉推测前山的花已盛开。蜜蜂两股上拖着重重的花粉团飞来了，想来是前山的花已经开放了。花开之处只在前山，并不算远，庵中主人却不知道，还要从推断中得知前山花开遍野的盛景。可见主人是好静不好动的。庵中不只他人少来，主人行迹也是很少的。难怪青苔满庭了。这就也回应了首句。
该诗首句幽僻静寂，二三句充满自然生机，到第四句又是繁花似锦的世界。诗人在尺幅之间，步步扩展升华，静与动相交织，清幽的环境与烂漫的山花相映衬，静寂的生活与蓬勃的自然生机相搭配，向人们展示了耐人寻味的美学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