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帝求贤记》一文虽然短小，却清楚地说明了诏令求贤的原因、目的和方法。
刘邦起自布衣，对士人多有轻侮。但由于他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的天下多有赖于士人，为此他统一天下后，要治理天下，就急于寻访贤能之人，心情十分急迫。尽管此诏书是在刘邦在位晚年发布的，但这封诏书毕竟奠定了西汉的基本国策，功不可没。西汉大量贤士得到重用是在武帝宣帝时期。但是，要追溯西汉王朝的求贤历史，还要从这封诏书开始。
高帝刘邦求贤的根本目的，自然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高帝之所以求贤，则是因为他从历史与现实两个不同的层面，清醒地认识了经营天下与贤人辅的紧密联系。就历史而言，世之王者莫高于周文，周文王在位五十年，国势强盛，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泰颠、闳夭、散宜生、南官适等贤人；世之霸主莫高于齐桓公，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管仲。就现实而言，贤人的重要性对高祖刘邦更是刻骨铭心。当初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超，商祖起于闾巷之间，拨乱诛暴，平定海内，终践帝祚。他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用智能之士。高祖曾云：“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能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正因为知此，诏书才有“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云云。不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着眼于现实，刘邦都迫切感到需要贤士大夫来治理天下。
诏书以周文、齐桓自许，以古之贤士期待今之人，流露了刘邦希冀王霸之业的雄心以及渴求贤才的迫切。诏书云：不惟古之人有智慧有才能，今天下人亦然，只因人主不肯结交，致使贤者无由进升。如此归咎人君，便见高祖礼贤下士之意，显得顿挫而又警醒。高祖本意在于进用贤者以安定汉家，却云“与吾共安利之”；一个“利”字，巧妙地将自身的好处幻化成了贤人的利益。如此说来，高帝求贤便有了为贤者打算图谋的含义。诏书又云：“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上文言“交”，此处言“游”，更表现出一种天子友匹夫的大度雍容的气度；尊之显之云云，则是直接诱之以势力。诏书结尾云：郡国若有贤者，“必身功为之驾”，“有而弗言，觉，免”；一个‘必”字、一个“免”字，再次表现了高帝求贤的精诚。由此可见，《高帝求贤诏》不仅层次划然，而且用语极具艺术性。
不过，政治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会是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温情脉脉牧歌。在封建社会，“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悲剧一次次重演，所谓贤者，所谓智能之士，常常难以摆脱这种历史的悲剧。
这首诗写诗人在旅途中雾中行舟。语言朴实而自然，读来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首联总写大雾弥漫的景色，既描写晨雾之大，又点出了水、山、天。而山光水色，正笼罩于浓烟密雾之间，隐而不见，眼前唯一能见的只有大雾。作者一笔写出了可见的与不可见的，虚实相映，浑然一体。这两句先渲染出一个大的背景，为全诗做了铺垫。
山水景物，都隐藏在浓雾中，暝暝不可见，因而视觉无所可用，但听觉却转而分明。嗷嗷猿啼，淙淙濑流之声，自漫漫浓雾中传来，宛如空谷足音，显得格外震动耳骨，引人注意。“听”、“闻”、“忖”、“知”四字，用得次序井然、章法严密，细腻地表现了雾中之人凭籍冥冥之间的声音，进行揣度和判断的心理过程。隐而不见的岫峦和川流，便借助听觉的作用，转变为视觉形象，呈现于雾中人的眼前。正由于只可以借助听觉加以想象，而不能直接通过视觉以明见，这岫峦和川流，便增添了几分迷离恍惚、神秘莫测的色彩，别有一番魅力。
颈联紧紧承接上文，进一步写出了人在雾中，迷茫彷徨，茫然不知所之的真切感受。雾中的渔人、行舟，宛如飘浮于浩渺云间，左右前后，无所依傍，恍然惚然。澳浦虽近在咫尺，渔人却迷惑不知；扁舟欲上下沿沂，却茫然不得其所。作者在这里既把雾的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同时又将人的迷茫惶惑心境展示得细腻入微。
尾联诗人笔锋一转。一个“尽”字，下得干净利落，浓云密雾，一扫而空。阳光普照，天水清澈，全诗的境界焕然一新。“澄鲜”二字，说明雾后的山水给人以格外清澄透彻、鲜明醒目的感觉，同时也表现了舟中之人自雾中脱出，精神为之一振，豁然开朗了的心情。这结尾二句与开头二句照应得十分紧密，“氛霭”对应“雾”、“烟”，“空水”承接着“水”、“天”，“澄鲜”对照着“冥冥”，首尾呼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首写雾的诗，作者不用“蛇游”、“豹引”、“漱水”、“吹沙”之类古人写雾习用的典故套语，也并不着力于对雾的形态本身作对比描绘，而是以白描的语言，紧密结合人在雾中的感觉和体验来展示雾中的景物，表现雾的氛围，因而读者仿佛也被带入了弥漫着水雾山烟的意境，与诗人一道去体验那浓雾之间的山水、川岫、猿声、濑声，获得了非常真切的感受。这确是一篇写雾诗的佳作。全诗语言自然流畅，不事雕琢，而其格律和对仗，却几乎暗合了唐人五律的要求。
《梁书·伏挺传》谓伏挺“为五言诗善效谢康乐体。”他的诗作流传至今的仅此一首。但就这首诗而论，不仅句佳，而且全诗的意境亦统一完整，其成就看来，并不在谢灵运某些诗作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