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塑造了梅花俊美而坚韧不拔的形象，鼓励人们要有威武不屈的精神和革命到底的乐观主义精神。上阕主要写梅花傲寒开放的美好身姿，描绘梅花的美丽、积极与坚贞；下阕主要写梅花的精神风貌，表现了梅花坚强不屈、不畏寒冷，对春天充满信心和谦虚的风格。
上阕主要写梅花傲寒开放的俏丽身姿。起始二句叙季节的变换，既平直自然，又蕴含哲理。第一句才说“春归”，第二句就说“春到”。春归是梅花在风雨中所送，春到是梅花在飞雪中所迎。很显然，这里的“迎春”、“送春”者，不是“风雨”、“飞雪”，而是梅和梅花。在风雨中送走春天时，梅花虽已凋谢但在飞雪中迎来春天时，梅花却正吐艳。这两句对仗工整，拟人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革命英雄主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承“飞雪”写出，极力渲染梅花开放时的冰雪环境，这是一种衬托的手法，在“百丈冰”的时节梅花开放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样一来，“犹有花枝俏”一句就格外醒目。梅花不仅在如此严寒的环境中开放，而且开放得还特别俏丽。作者以冰雪衬托风骨铮铮的梅花，以梅花的品质、梅花的形象象征中国共产党人。作者笔下的梅花形象是全新的，不仅是诗人眼中梅花的形象，也是诗人自己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
下阕是对无私无欲的梅花的礼赞。首句承“俏”字写出。俏丽的梅花开放于寒冬之时，它是春天的信使，预报春天就要到来，当春天真正到来时她已经飘零了。这就是梅花乐于奉献的性格，所以作者说梅花是“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俏”字浓缩了千种生机，万般气，是这首词的诗眼，是新时代梅花精神风貌的外现。“俏”字也是上下阕之间过渡的桥梁，使整首词的境界浑然天成。“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从中”两句，描写春天降临繁花似锦的时候，梅花那种舒心高兴的样子。写出了花不仅有俏丽的身姿，而且有崇高的精神境界。“笑”字写出了新时代梅花谦逊脱俗的品质，豁达大度的精神风采极大地升华了词的艺术境界。新时代的梅花形象象征了共产党人斗争在前，享受在后的崇高美德和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
这首咏物词是运用逆向思维写作的典范。词前序中说的“反其意”是读者进入这首咏梅词艺术境界的极佳通道。陆游当时主张北伐，皇帝不信任他，朝廷中主和的投降派又排挤、攻击他，他难酬壮志，伤感悲凉，便作了《卜算子·咏梅》。陆游以梅自况，表示要坚持爱国情操，至死不向恶势力屈服。但是，陆游词中的“梅”太孤寂了，要听任群芳的嫉妒，没有阳光普照，却有风摧雨浇，尽管最后“零落成泥碾作尘”，但始终保持了固有的芳香，而毛泽东词中的“梅”则完全相反。陆游笔下的“梅花”是一个孤独的爱国者形象，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她是一个人，更代表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群体。陆游笔下的“梅花”生长在“驿外断桥边”，在凄风苦雨中支撑，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与飞雪为伍，在“悬崖百丈冰”时，傲霜斗雪成长。陆游笔下的“梅花”寂寞无主地开放，在黄昏中独自发愁，颓唐哀伤，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在春天即将到来时绽放，自豪，乐观。陆游笔下的“梅花”“无意苦争春”，与世无争，明哲保身，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只把春来报”，要把春光迎到人间，无私奉献。陆游笔下的“梅花”“一任群芳妒”孤芳自赏，无可奈何，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在山花烂漫的花丛中欢笑，永远与百花在一起。陆游笔下的“梅花”最终结局是“零落成泥碾作尘”，被人遗忘，而毛泽东笔下的“梅花”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在春天里得到永生。
《卜算子·咏梅》是毛泽东诗词中比、兴手法用得最好的一首。作者将梅花的自然美与人的德善美有机地融为一，达到了“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词中象征、拟人、衬托、比喻、夸张、对仗、顶针等多种修辞手法的巧妙运用，写出了梅花富于挑战性的个性和谦逊无私的高风亮节，较完美地实现了托物言志的目的。
此诗主题为怀旧与惜别，诗中描述诗人与表兄夜晚一起畅聊往事，回忆旧时场景，抒发诗人的亲故久别，老大重逢的感慨之情。全诗技巧浑熟，风格平易近人，语言亲切有味，感情真实动人，堪称“情文兼至”的佳作。
诗人首先由深夜酒醒落笔。“夜合花开香满庭，夜深微雨醉初醒”。久别重逢，又是中表至亲，自不免开怀畅饮，一醉方休。等到深宵酒醒的时候，微雨萧疏，花气袭人，显得格外宁静。白天初见时由于诸多烦扰，未及细述衷曲，现在夜深人静，正好翦烛西窗，畅聊往事。
中间二联即话旧。离别久远，年头长，经历多，千头万绪。那纷乱的年代，写一封告嘱亲友珍重的书信也往往寄不到，彼此消息不通，该说的事情太多了。但是真要说起来，那一件件一桩桩都够凄凉的，教人听不下去，可说的事却又太少了。就说熟人吧。当年离别时的孩子，如今都已长大成人，聊可欣慰。但是从前的亲戚朋友却大半去世，健在者不多，令人情伤。这四句，乍一读似乎是话旧只开了头；稍咀嚼，确乎道尽种种往事。亲故重逢的欣喜，人生遭遇的甘苦，都在其中，也在不言中。它提到的，都是常人熟悉的；它不说的，也都是容易想到的。诚如近人俞陛云所说：“以其一片天真，最易感动。中年以上者，人人意中所有也。”（《诗境浅说》）正因为写得真切，所以读来亲切，容易同感共鸣，也就无庸赘辞。
末联归结到话别，其实也是话旧。聚散匆匆，人生无定，今夕相聚，明朝又将分手。“明朝又是孤舟别，愁见河桥酒幔青”两句，是想象明朝分别的情景。“又是孤舟别”，一个“又”字，表达了诗人对动荡生活的厌倦。今日相晤，亲情无极，明朝一别，孤舟飘零，想到此，真令人惆怅万分。想起那黄河边，桥头下，亲友搭起饯饮的青色幔亭，又要见到当年离别的一幕，真叫人犯愁。最令人难受的怕是明朝河桥边的送别宴了。“那将来的酒共食，尝着似土和泥”（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相逢重别的新愁，其实是勾起往事的旧愁；明朝饯别的苦酒，怎比今晚欢聚的快酒；所以送别不如不送，是谓“愁见”，这两字将诗人惜别之意尽情托出。这两句结束了话旧，也等于在告别，有不尽惜别之情，有人生坎坷的感慨。
诗从“酒初醒”起，到“酒幔青”结，在重逢和再别之间，在欢饮和苦酒之间，这一夜的话旧，也是清醒地回顾他们的人生经历。
这首诗的特点是亲切自然。诗中语言朴素，真如对床夜语，闲话家常，朴素中自有一番真趣。司空图《诗品》论“自然”一格时说：“俯拾即是，不取诸邻。”又说：“真与不夺，强得易贫。”其意大抵谓一依自然，无须离饰。如出自纯情自然，固有不夺之美，若感情单薄而欲假修饰以成章，纵使雕绘满目，终如剪彩为花，而生气皆绝。诗中“夜合花开香满庭”句，浅而不浮，艳而不俗，无待修饰而韵味天成。夜合花开，紧扣诗题“夏夜”，结构浑然。花香满庭，透入帘幕。人未出户，已知香气的浓郁程度。“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两句，信手拈来，自然妙对，绝不露斧凿痕迹。前人说，“自然则当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叔向此诗，大约可以当之。
叙学习，显示其成就的基础。张衡的朋友崔瑗曾称赞他说：“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瑰辞丽说，奇技伟艺，磊落炳焕，与神合契。”张衡多才多艺，德高品洁，是和他的学习、实践分不开的。范晔写他的学习，说他“少善属文”，自幼聪颖明慧，而更突出了他的“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张衡系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而游学到“三辅”之地，并进入京城洛阳太学参观、学习。当时学界盛行的是“章句之学”，完全是一套陈腐的死学问，张衡涉足社会，不惜远游，目标远大，直入太学，这就使他达到“通五经，贯六艺”的地步。把五经、六艺都融会贯通了，他不是食而不化，也非固步自封，不仅读书本而且看实际，不只钻典籍而且研技艺，不单捧册页而且知世情。张衡贯古通今，知书识世，明道谙理，可是“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谦虚谨慎，既是取得重大成就的条件，也是为人处世的美德。作者仅用了三十四个字，就概及张衡学习的各个方面：内容、方法、精神、成就。这真可谓用墨精当得能收海于勺，缩龙成寸。作者先叙张衡的学习，为下文叙述他的善为人、善作文、善机巧、善理政奠定了基础。
叙品行，显示其高尚的节操。张衡对为官作宦，“从容淡静”；对贪官酷吏，嫉恶如仇；对科学技术，不遗余力。有的人把学问作为沽名之具，钓利之饵，登官之梯，而张衡参透人生，洁身自守，他辞谢了多次的举荐与征召。作者连用“连辟”“累召”“不行”“不就”“不应”等词语，强调了他的不慕利禄，无意仕途。后来的出仕，也只是“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一些从事科技、史学方面的业务性职务。“衡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他不想握权柄以抬高地位，居高位以谋私利。
张衡没有官欲，但并非没有官才。他有着敏锐的政治眼光，清醒的政治头脑，高明的政治手腕。他看到“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不惜花了十年工夫，模拟班固的《两都赋》，而写了《二京赋》。在《西京赋》和《东京赋》中，极力铺写了二京的所有宫室、动植物、游侠辩论之士、角牴大傩之戏，讽谏当朝的穷奢极侈。这是婉转的讽喻。有时他也挺身而出“上疏陈事”，“讽议左右”，向皇上直言进谏，弹劾奸佞。一旦由他掌握了一定权力，也就大力剪锄奸徒丑类。他出为河间王刘政的相时，看到刘政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他一到任就能“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收到“上下肃然，称为政理”的效果，可见张衡不仅具有如何做官的认识、理论，而且有着实际施行的本领。
张衡上究天文，下穷地理，精于历算，擅于机械，自然也洞察当时社会世情。官场之中，有日天地黑，无风海生浪，所以他先是不做官，想洁身避祸，后来不得不入官场，顺帝“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避其锋芒，巧为应对。即令这样，那帮阉竖还“共谗之”，使他更明白在那种政治漩涡中，如履春冰，如捋虎尾，确实是“吉凶倚伏，幽微难明”，而要“常思图身之事”。当他狠狠打击了河间王的恶势力后，也就急流勇退，做出了极明智的决策：“上书乞骸骨”，请求退休还乡了。从他的《四愁诗》《思玄赋》《归田赋》中，都看出作为一个正直的官吏、有为的学者，在当时内心的苦闷，无力除恶，无法避祸，只有独善其身了。
叙术业，显示其卓著的成就。张衡在天文、数学、地理、气象、机械制造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在文学、诗赋、绘画方面成绩斐然。郭沫若曾评价说：“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上亦所罕见”，“万祀千令，令人敬仰”。范晔为之作传时，既要顾及全面，又要突出重点。文中以“研核阴阳，妙尽璇机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概及了他多方面的贡献，而重点写候风地动仪。候风地动仪是张衡首创，在科技史上居重要地位。传记从地动仪的质地、尺寸、规模、形体、文饰以至整个结构的“巧制”、测定时的效验，做了井然有序的详明介绍。“验之以事，合契若神”着一“神”字，极写仪器功效。“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表明此乃史无前例的独创。更用京师学者最初“咸怪其无征”，后来“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的典型细节，充分证明了张衡“妙尽璇机之正”的“妙”，“善机巧”的“善”。
这篇传记仅以七百余字就概及张衡六十二年中善属文、善机巧、善理政等方面的杰出成就。全文以时间为序，叙其一生；以“善”为纲，统率题材；以“妙”为目，传其精神，因而所写方面多而不杂，事迹富而不乱，文虽简而概括全。范晔之所以能“驱万途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文心雕龙·附会》），就在于抓住了总纲领，并内蕴着相互关系。张衡正由于潜心于学才达到“通五经，贯六艺”的境界，才使他具有了“善机巧”的知识与才干，也使他具有了“不慕当世”的胸襟。不去追名逐利，求官谋宦，才能居郎中的微职“积年不徙”，得“约己博学，无坚不钻”，有了创造发明。他的做官，不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是以利于科学研究。当不得不被推上政治舞台时，还始终保持着明智的头脑。作者将张衡于自然科学、文学、政治活动方面的表现统一了起来，写出了一个真实的人、伟大的人。
本文除揭示了张衡多方面事迹的内在的联系外，善于剪裁也是使本文成功的重要因素。如写“善属文”，就以写《二京赋》为主，略涉《思玄赋》，其他甚至不提及；写“善机巧”，以详写候风地动仪为主，其他科技成果则为辅；写“善理政”，以整治法度、收擒奸党为主，请求辞职、上调擢升则为次。在文学、科学、政事三方面，都体现了他“从容淡静”的个性，又突出了“善机巧”的特点，使张衡这么个伟大的形象辉耀于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