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诗人得还家以后的苦闷和矛盾心情，表达出作者身处乱世有心报国而不甘心苟且偷生的心态。
对于一个忧乐关乎天下的诗人来说，相逢时的喜悦是短暂的。“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居定之后，诗人的报国壮志重新高涨，对大唐江山的忧患渐渐冲淡了相逢的喜悦。正值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之际，诗人却守着一方小家庭，诗人意识到这种现状无异于苟且偷生。作者曾经豪情满志地立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在金戈铁马、烽火狼烟中淹没，壮志未酬的苦闷使诗人的脸庞上不再有笑容，日子久了，连孩子也察觉父亲的变化。“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看着父亲日渐愁苦的脸，懂事的孩子知道父亲又在操虑国事了，担心父亲为了理想再度离家而去，于是，孩子们每日守护在父亲左右，珍惜和父亲在一起的每时每刻。
“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诗人用今昔对比来寄托胸中苦闷，叙事中穿插写景。“萧萧北风”大大添加了悲苦的氛围，也强化了“百虑”的深沉，其中一个“煎”字，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
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文人，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无法解决时，诗人内心开始变得极度焦灼不安，诗人需要寻求一个突破口来倾泄胸中郁结的情绪。千百年来，无数失意文人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诗中，杜甫也不约而同地发出感慨：“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诗人名在写酒，实为说愁。它是诗人百般无奈下的愤激之辞，迟暮之年，壮志难伸，激愤难谴，“且用”二字将诗人有千万般无奈与痛楚要急于倾泻的心情表达了出来，这正应了李白的那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词上片一开始便点明时间、地点和事件：“秋风紧，平碛雁行低，阵云齐。”平碛雁行低”的“低”字，并非写雁飞得低，而是因为景物单调的沙漠旷远无际，与天相连，使得在无边沙漠与无边云天之间飞过的雁阵，在人们的视觉中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飞得很低似的。前三句中每句的最后一个字“紧”、“低”、“齐”，都提炼得十分准确，使人透过这些如实的描绘，感受到战争气氛的紧张。
“萧萧飒飒，边声四起，愁闻戍角与征鼙。”边声，包括边塞上自然界中的种种声音和人事活动中所发出的声音，如风声、雨声、虫鸣声、马嘶声、人喊声等等。在这充耳的边声中，突出了军营中凄厉的号角声（戍角）和惊心动魄的战鼓声（征鼙）。这使人立刻意识到生与死正鏖战急；这便在凄凉的意绪中，又增加了一种悲壮的气氛。这里对“边声”的描写，是运用了加倍渲染的手法；经过如此层层渲染，自然地逼出了一个“愁”字：“愁闻戍角与征鼙”。“愁”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抽象情感；但通过“平碛”“雁行”“阵云”等目中所见景物之刻划，通过“边声”“戍角”“征鼙”等耳中所闻声音之渲染，却显得具体、饱满而又充实。同时，这无形的万缕愁丝，也将上片中所写的各种景物和气氛，暗中串织在一起，使之成为和谐的、有机相连的浑然一体。
下片承接上片意脉，描写征戍生活的艰辛：“青冢北，黑山西。沙飞聚散无定，往往路人迷。”因为青冢和黑山均地处塞外边陲，而且在塞北是比较突出的景观，所以前人诗歌中常以它们作为北方边地的代称，并非实指，本词亦然。边地茫茫沙海，气候变幻无常，往往突然天昏地暗，狂风怒吼，转眼又风过天晴，骄阳似火。由于边风强弱多变，致使飞沙“聚散无定”。在弥天风沙中行走，最容易迷失方向。这种恶劣而又奇特的自然现象，是中原和江南所没有的，它进一步衬托出了兵士们戍边的艰辛和劳苦。
全词最后写道：“铁衣冷，战马血沾蹄，破蕃奚。凤凰诏下，步步蹑丹梯。”深秋，将士们穿上冰冷的铠甲，冲锋陷阵，挥戈杀敌。随着顽敌纷纷饮刃面毙，不但骑在马上的将士血染征袍，就连纵横驰骋的战马，也血沾飞蹄。蕃奚，这里泛指北方入侵之敌。经过浴血奋战面大破顽敌荣立边功的将士，将受到朝廷的封赏和君主的恩赐。全词结句“步步蹑丹梯”，可以理解为想像荣立边功后，便会受到朝廷封赏；也可理解为有功之臣正迈步丹墀，受到朝廷封赏时的情景。不管哪种解释，都有一种号召、鼓舞的力量。
这首诗意在说明书法重在“寓意”，不必死学古人，斤斤计较于“法度”。
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诗：“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把书法艺术作为写意、乐心、游息的一种手段，不计工拙，唯在自由挥洒耳。
苏轼曾自我剖示道：“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这种追求自我精神的遨游，信手遣兴，不计工拙，也遭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讽刺，有人说苏轼的书法多病笔，“作‘戈’多成病，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等等。黄庭坚辩曰：“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苏轼提倡“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论书》）。胸中有浩然之气，便能发之于胸，应之以手，便能听笔之所至。苏轼的书艺神而化之，法意互得，无意于佳而自佳，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
《守岁》，十六句，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六句：“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况欲鳞其尾，虽勤知奈何。”这里用生动的比喻说明守岁无益，从反面入题，跟前两首有所不同。这个比喻不但形象生动，而见辰龙巳蛇，以蛇比岁，不是泛泛设喻。这六句的前四句写岁已将近，后二句写虽欲尽力挽回，但徒劳无益。“鳞其尾”字面虽然用《晋书·贾后传》“鳞狗当鳞颈，今反鳞其尾”的话，但在行文中完全以“赴壑蛇”为喻：到了除夕，已经是末梢了，倒拔蛇已不大可能，何况只抓蛇尾巴梢，哪里能鳞得住呢？以这样六句开头，好像说这个风俗无道理。要写守岁，先写守不住，不必守，这是欲擒故纵，使文字多波澜的手法。
中间六句是第二个层次：“儿童强不睡，相守夜谌哗。晨鸡且勿唱，更鼓畏添挝。坐久灯烬落，起看北斗斜。”这个层次写守岁的情景。一个“强”字写出儿童过除夕的特点：明明想打磕睡，却还要勉强欢闹。这两句仍然是作者回味故乡的风俗，而不是他在凤翔时的情景。这一年苏轼才二十六岁（虚龄二十七岁），膝下只有一子苏迈，虚龄五岁，不可能有这两句所写的场景。“晨鸡”二句将守岁时的心理状态写得细腻入微，“坐久”两句将守岁时的情景写得很逼真。这两句主要是针对大人守岁所说的。纪昀很欣赏这十个字，说是“真景”。实际上这是人人守岁都有过的感受，他能不费力地写出来，增添不少亲切感。
最后四句是第三个层次：“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这个层次与开头第一个层次的欲擒故纵相对照，表明守岁有理，应该爱惜将逝的时光。正面交代应该守岁到除夕尽头。结尾两句化用白居易“犹有夸张少年处”，意在勉励苏辙。苏辙在京师侍奉父亲，苏轼希望两地守岁，共惜年华。这个结句含有积极奋发的意味，是点睛之笔，使全诗精神陡然振起。
苏轼的《守岁》，诗意明白易懂，旨在勉励自己惜时如金。作者用形象的蛇蜕皮喻时间不可留，暗示要自始至终抓紧时间做事，免得时间过半，虽勤也难补于事。努力应从今日始，不要让志向抱负付诸东流。
全诗五章，写冬寒时节诗人复还藩邑雍丘时的复杂情思。第一章以朔风起兴，抒写怀念魏都之情；第二章转入抒写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第四章透过朔风素雪，向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责询；第五章抒写对未来生活的瞻念之情。此诗时而借用典故，时而化用前人名句，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
大约诗人落笔之际，正是朔风怒号之时，所以首章即以朔风起兴，抒写“用（以）怀魏都”之情。魏都洛阳，远在雍丘西北。诗人在那里，曾经度过美好的青春时光，留下过少年的宏大梦想。从黄初四年（223年）七月离开那儿以来，至今又已五年了。朔风北来，听去似乎全都是往日亲朋的呼唤之声。古诗有“代马依北风”之句，说的是北方代郡的良马南来，一闻北风之声，便依恋地嘶鸣不已。马犹如此，人何以堪。诗人因此凄楚地吟道：“愿骋代马，倏忽北徂（往）。”他是十分希望驱策代马，迎风扬蹄，飞快地驰往洛阳。不过，诗人此时的怀念国都，已不是为了寻回少年之梦，而是志在“捐躯济难”、列身朝廷、报效国家。每当凯风（南风）吹拂，他总要记起“蛮方”（指江南）还有“不臣之吴”。他在此年上明帝的《求自试表》中，就以“辍食忘餐，奋袂攘衽，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之语，表达了愿为征吴大业效力的急不可待之情。此章结句“愿随越鸟，翻飞南翔”，亦正化用了古诗“越鸟巢南枝”之典，抒写了诗人南征孙吴的壮志和渴望。其辞促情迫，正与上引《求自试表》之语异曲同工。
然而，诗人的这一壮志，总是化为碎坠的泡影。他的政治生涯，大多是在不断流徙的“汲汲无欢”中度过的。诗之第二章，由此转入对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抒写。“四气（节气）代谢，悬景（日、月）运周”，时光荏苒。诗人于太和元年（227年）徙封浚仪，至此复还雍丘，这一别正如一俯一仰，相隔并不太久。但在痛惜于光阴流逝的诗人眼中，却是“脱（忽然）若三秋（年）”，未免生出年华不再的失落之感。回想当时“初迁”，雍丘还是百花盛开的春日；而今重返故地，却已是“素雪云飞”的冬季。这四句，化用了《小雅·采薇》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将自身流徙往返的凄怆之感，与千年前西周戍卒重返家园的物换星移之伤，融为一体，显得愈加深沉、酸楚。
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
从黄初二年（221年）以来，诗人东封鄄城、北徙浚仪、二徙雍丘。八年之中，正如翻越于高山峻谷，忽而“俯降千仞”，忽而“仰登天阻（险）”，尝尽了颠沛流徙之苦。诗人因此慨叹于身如“风飘蓬飞’，不知何时才有安定之所。这两句，与次年所作《吁嗟篇》中“宕宕当何依”、“谁知吾苦艰”之语一样，饱含着诗人无数酸辛和泪水。如果仅仅是飘徙，倒还罢了。最使诗人痛苦的是，当局还明令禁止他与同胞兄弟相往来，这简直令诗人绝望。诗中接着四句，便是诗人绝望之中的凄厉呼号：“千仞易陟（登），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别！”极言险阻之可翻越，更反衬出当局者之禁令正如无情的“雷池”，难以跨越半步。兄弟的分离，恰似生死永别，令诗人怆然泣下。
诗人当然明白这悲剧是谁造成的。诗之第四章，即中断对自身飘泊痛苦的泣诉，透过朔风素雪，向始终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了责询。
前四句运用屈原《离骚》的比兴方式，以“芳草”喻忠贞之臣、“秋霜”比小人，愤懑地大声责问：你（君王）说过喜爱芳草，我就牢牢记着要把它们进献给你；谁料到它们荣华繁茂之际，你却驱使秋天的严霜，使它们归于憔悴凋零！“君不垂眷”以下，诗人又以凛然之气，表明自己的心迹：即使君王毫不顾念，我的忠贞之心，也决无改易。请看看寒霜中的秋兰，朔风前的桂木吧：它们何曾畏惧过凝寒，改变过芬芳之性、“冬荣”之节！“秋兰可喻”二句，于悲愤中振起，显示了诗人那难以摧折的“骨气”之“奇高”。
第五章为全诗结尾，抒写诗人对未来生活的瞻念。
君王既不眷顾，诗人的流徙生涯定是绵长无尽的了。想到这一点，诗人不禁忧从中来。弹琴放歌，虽可借以倾吐心曲，但无知音，没有人能和他同销忧愁；雍丘之地，自然亦有川泽可供“泛舟”，但无同志，没有人能了解他临川思济的政治怀抱。在《求通亲亲表》中，诗人曾这样描述他的孤寂生涯：“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绝。”“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这正是诗人最感痛苦的，难怪他在结句中发出“岂无和乐，游（交游）非我邻（同志）；谁忘泛舟，愧无榜人（撑船者）”的啸叹了。
前人称曹植的诗“肝肠气骨，时有块磊处”（钟惺《古诗归》）。《朔风诗》正是一首颇有“块磊”的抒愤之作。诗人抒写胸中愤懑，吸收了《诗经》、《楚辞》运用比兴的成功经验，借助于“朔风”、“素雪”、“芳草”、“秋霜”、“飘蓬”、“天阻”种种意象，情由景生，物随意驱，辉映烘托，将心中的思情和壮志、哀伤和怨愤，表现得九曲回肠、悲惋感人。诗中时而借用典故，如“代马”、“越鸟”之喻；时而化用《诗经》名句，如“昔迁”、“今旋”之比；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如“别如俯仰，脱若三秋”等等，均思致灵巧、意蕴深长，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
诗人运笔的徐疾变化、辞气的抑扬宕跌，更表现了一种“兔起鹘落”的气象。就一章来说，诗情时有起伏。如首章前四句叙怀思，哀婉低回；后四句抒壮志，辞促情迫。就全篇来说，章与章之间，亦往复回环、顿跌奋扬，呈一波三折之形。首章徐徐振起，二章平缓悠长，三章啸叹直上，四章于结尾忽作金石掷地之声，五章复以悠悠之叹收束。这些，都可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王世懋《艺圃撷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