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杜甫去从孙杜济家中受到杜济以米饭葵羹的招待,杜济可能露出勉强不耐烦的神情和举动,于是作者发出一阵牢骚和教训的话。全诗措辞委婉,语言幽默,虽是训示,却有情趣,显示了杜甫高超的诗歌艺术水平。
此诗在一定程度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杜甫当时的日常生活情况。按照陈贻焮《杜甫评传》的说法,杜甫当时在长安经常挨饿。此诗起二句“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语本陶渊明《乞食》诗:“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他来找杜济,的确有想叨扰一顿饭的意思。“权门多噂𠴲,且复寻诸孙”,是说达官贵人既然高攀不上,不得已,只好求助于族人。这四句写出了杜甫穷愁潦倒,走投无路的悲惨处境。
“诸孙贫无事”六句,表现了杜济的宅舍之景,可见杜济的境况也不太好。他看到杜甫这位“阿翁”来了,便忙着淘米做饭相待。这从“淘米少汲水”四句可以看出。诗人在这里还委婉地批评了杜济的待客态度。“阿翁懒惰久”以下又有明显的长辈教训晚辈的意思。这可能是杜济有什么地方冒犯了杜甫,因而引出了他的一番牢骚和教训来。杜甫明知杜济家境不宽裕,决不会因为杜济只有米饭葵羹招待而怪罪于他,这里的冒犯主要是杜济的态度。杜济见这位不速之客上门,碍于情面,只得勉强招待他,不过心里却老大不高兴,就随便对付他一顿粗茶淡饭,加上家里人手少,杜济平日又懒散,如今要他亲自汲水淘米、刈葵作羹,无疑会感到很窝火,于是就难免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情,汲水将井水搅浑,刈葵放手乱砍一气。杜甫见了当会有所觉察,有所感慨,于是写出“淘米”四句加以点破。“阿翁懒惰久,觉儿行步奔”两句是以自己的懒散反讽杜济的行动匆忙、奔走不停。话说得委婉而幽默,讽意自明。
为了一顿饭,没想到自讨没趣,杜甫按捺不住了,便发话说:“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小人利口实,薄俗难可论。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说来这里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密切宗族情谊,显然是托辞。这几句也说明了杜甫居长安下杜城那段短暂时期,由于穷途落魄,常受乡里小儿、族间晚辈的凌辱、排揎、中伤和嫌弃,“朝廷故旧”冷落他,“乡里儿童”不容他,甚至连这个多少谙事的“从孙”招待一顿米饭葵羹也要给他颜色看,处此困境,他不禁感慨万千,悲愤欲绝。此诗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
这首诗的首联用“狐鼠”“虎蛇”比喻恶吏,揭露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独霸朝政、肆意横行。颔联写贪官污吏不知王法,会遭到天谴。颈联刻画贪官污吏狠恶的形象,官无忌惮,民无活路。尾联揭露百姓敢怒不敢言,只盼有一个清官伸张正义。这首诗对贪官污史的揭露入木三分,全诗流利自然,取譬设喻,各尽其妙;明讽暗刺,酣畅淋漓,艺术表现力极强。
这首诗的前四句描摹了官吏横征暴敛的真实图景。“狐鼠擅一窟,虎蛇行九逵”,描绘虎狼遍地游窜之态,酷吏劣绅无处不在。李白《蜀道难》中有“朝避猛虎,夕避长蛇”之句,将祸国叛乱、残害百姓的军阀喻为虎蛇。作者此处以“狐鼠”和“虎蛇”对举,工整之余更显用意之深。透过诗人笔锋,这些蛇鼠官吏在城中肆意游走、横行乡里的丑态毕现,大街小巷到处都充斥着他们的丑恶嘴脸。
“不论天有眼,但管地无皮”,状官吏肆意剥削之举,将民脂民膏搜刮殆尽。前句化用东汉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的诗意,反衬酷吏之胆大妄为;后句套用俗语“刮地皮”,喻贪官暴敛无厌的含义,突出了官吏的无耻行径。这二句生动地刻画了这帮城狐社鼠的凶恶面目。他们哪管天公有眼,只顾搜刮民财,恨不得掘地三尺,榨尽百姓最后一滴油水。“天有眼”、”地无皮”虽是前人陈语,但经诗人用于同一联中,加强了情感效果。
后四句反映了受难百姓的悲惨境遇。“吏骜肥如瓠,民鱼烂欲糜”,以“肥吏”衬“烂民”。诗人明写鸭肥如瓠,实为比喻贪官污吏像肥鸭一样摇摆自得的丑态。在官吏阔绰生活的对比下,百姓的惨境更加明显。他们就像刀俎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在官吏的搜刮、欺压下,人们身心憔悴,生活渐趋崩溃的边缘。
“交征准敢问”,一语迸发出百姓愤怒之音。尽管愤怒,人们却无力改变现状,只好寄希望于幻想,“空想素丝诗”记载了百姓由产生希望到希望破灭的过程。百姓想诵“素丝”诗,是在企盼吏治清明,饱含希望之语。而着一“空”字,则使他们瞬间跌人失望之中,人们不得不从幻想中醒来,面对这残酷的现实。
全诗多处用典,可谓“无一字无来历”,体现了洪氏诗风受江西诗派影响之大。江西诗派主张“化腐朽为神奇”、“以故为新”,该诗深明其意,取前人陈爵却能点铁成金。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郑文焯与友人张嵌(石楼)、王善(石壁)一道游苏州的邓尉山,作此词以纪之。邓尉山,在今苏州市西三十公里处的光福镇,相传东汉司徒邓尉曾隐居于此,故名。又因山上多梅花,早春时节,梅花盛开,暗香浮动,雪白一片,故亦称“香雪海”。郑文焯不乐仕进,曾在江苏幕游四十多年,晚年于苏州造樵风别墅,卒葬邓尉山。可见,他与邓尉山有着特殊的感情。郑词一向多萧散、隐逸之气,邓尉山又是古人隐居之处,三两好友,兴游邓尉,自然会产生一种隐居乐道、闲适恬静之情。
上片三句,笔笔描春,却又字字含情,于空灵恬淡之中见出作者人格和志趣。梅子半青半黄,当在暮春时节。微雨杂晴,山岚空蒙,阵风掠过,林木摇翠,湖水泛光。天空中鸟雀翩翩,明晰如剪。这意境,浑如一幅色彩明丽的画图,十分诱人。郑文焯多才多艺,他精于音律,擅于绘事,有很高的艺术修养。这首小词便溶入了绘画的表现手法,剪裁精当,色调分明,层次感也极强烈:远处浩渺的太湖,近处半熟的梅子,山峦叠翠为中近景,鸟雀斜飞是巧妙的点缀,词句之饱含色彩、富于画意,是非常明显的。至于词作的炼字琢句,亦见工巧,首句明显是从贺铸《青玉案》中的“梅子黄时雨”点化而来,着一“杂”字,意境又有所丰富。“浮翠”二字,写出了风和林木的动势;湖而缀一“明”字,则扩大了画面的空间,同时突出了色调之明快。“带”字也从贺铸词《浣溪沙》中之“淡黄杨柳带栖鸦”句而来,意境则扩大得多。“闲云高鸟”,乃词人主观闲适之情的物化,即是移情作用了。此等用法古人不乏其例,于此更可见出作者的心境人格和审美情趣,即闲适萧散的隐逸之思。“身轻”二字,本于杜诗“身轻一鸟过”(《送蔡都尉》),然又着一“共”字,则隐喻了作者与共游者的轻松爽畅。总之,这里通过对“闲云高鸟”的企羡,抒发了作者的心志,从而使抒情主体与自然美景融为一体,于虚涵浑化中,造成了一种谐调统一的艺术意境。故上片虽是写景之笔,其情致却是婉曲而深含的。
下片写游山之奇趣和总体感受。山果随处可摘,无须论价;野花俯身可采,不知何名;淡烟雾霭,游人如行画中。真是野趣可掬,其乐无穷。细味作者旨意,山果、野花分明蕴藏着更深一层的含义。它们默默于山间一隅,甘于寂寞,与世无争,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呢?然而,换一个角度视之,它们自由自在,远离尘世喧嚣,不就是怀隐逸之志的作者品格的象征吗?这仍然是一种将主观人格精神作用于审美对象之中的表现手法。
我们知道,郑文焯以北人而长期淹留江南,雅爱吴中山水形胜,其性情“淡于名利,牢骚不偶”(俞樾《瘦碧洞序》);“姿格散朗,神思萧闲”(易顺鼎《瘦碧词序》)。他的钦羡山果、野花,甘于长在烟峦画中,正是他人格精神的自然流露。
在“清末四家”词人中,郑文焯称得上最精音律的一位。小词音节泠泠,句妍韵美,且一字不闲,意多味厚,诚为不易。陈锐评其词曰:“郑叔问词,剥肤存液,如经冬老树,时一着花,其人品亦与白石为近。”(《裛碧斋词话》)“经冬老树”云云,语甚恺切。味此小令,概见郑词之淡远劲峭。
词的上半阕写主客晤对的清欢。一起三句将诗酒清游的胜概写出,便有一种笼罩全篇的力量。“嫩寒催客棹”,不说自己起了游兴,而说是好天气催动了我的作客之舟。这种拟人化的写法,突出了风日之美,有一种人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嫩寒”,已被人格化,一个“嫩”字给瑟瑟的轻寒赋予一种令人爱赏的色彩,是通感技法的又一佳例。
“红叶”两句,复笔写景。山上是满林红叶,石间有潺潺清泉,绘声绘色,怎不令人心旷神怡?“漱石”一句,不只是写出了水漱石根的清幽景色,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向往山林的归隐心曲。卢祖皋在此用典,就将一种脱落簪绂,息影山林的心愿诉诸其中了。“多少心期”,即多么快慰的意思。<
当读者正随着词人的妙笔徜徉于林泉清美的意境中时,作者却将我们带入了这样一个神奇的世界,即天竺寺后有三生石,与冷泉亭、合涧桥相距不远,是有名的景观。然而词中所述,不限于景物的铺陈,而是一种两面关合的用典。作者写带有佛家轮回色彩的传说,除了符合杭州实景而外,还切合对方的和尚身份,好像这眼前的景物与两位诗僧,都是前生所熟知的,都是具有宿缘的。卢祖皋在此强调了他对这种山林清致的向往和依恋。“依薜萝犹惹翠云衣”,个“惹”字尤能将无情草木化为有情。作者这样运笔,不但使文气跌宕,富有变化,而且还能唤起人们绵绵无尽的离情别绪来。歇拍两句,再将笔势收拢,点出今番之帝城醉梦,不如溪山之云水徜徉。“不似”意即“不如”。从这里我们可以想见作者那颗高尚的心灵在追求着一种清远,超脱,然而现实的黑暗龌龊,使他转向山林,转向自然,去寻求人性的复归。
下片设想离别后的思念,文笔活泼,妙喻联翩,意思是说:鸿鸟已飞向烟水茫茫的远方,只有你们才知道它留下的痕迹。这是以鸿鸟比喻自己漂泊无定的行踪。接下去,作者以错综之笔就自己与诗僧两面关锁写来,脉络清晰。“吴江鹭忆”,指作者的去处。“孤山鹤怨”,指二僧挂搭之地。林和靖梅妻鹤子隐于孤山,与二僧相近,故移以指二僧。这样写来便觉清超,也显示了词人高超的功力。
“高峰”句妙在奇思,高峰云起,并不稀奇,一经“梦醒”二字点染,便成了奇笔。把朝云出岫比作高峰睡醒,词人以拟人化的手法,将自己的感情赋予山河。“瘦吟”句是写对诗僧的忆念,暗用李白《戏赠杜甫》“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瘦”字又形象地表达了相思的苦怀。歇拍二句,自相问答,饶有趣味。什么时候再相聚会呢?那就请你寄来报春的梅花吧。这样的结尾,更显得雅致,有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