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一二两句都是因果句:由于“病眼”,所以“逢书不敢开”,由于“春泥”所以“谢客亦无来”。而这正是他感到寂寞的来由,“更无短计销长日”,春末时节,日并不长,然而偏偏说“长日”,大概是从《诗经》的“春日迟迟”化来。这个“长”字,有力地表明了作者的寂寞无聊。因为越是无事可做,便越感到日长,这正反映了作者对这种生活的厌恶。“短计”,即肤浅之计,“短”与“长”字相对,连个短计也还想不出来,真是无法打发这漫长的一天。
围绕栏杆行走,而且至于百回之多,这样写有点夸张,可是读者又感到真实,因为这正是绞尽脑汁想出的“短计”,他的“短计”,似平只有如此。这句话写得很具体,也很形象,似乎可以看到一个百无聊赖的人,围绕着栏杆不停地打转转。
以上两句,特别是末句,质朴无华,形同口语,这正是杨诗在语言上的一个特点。
在百无聊赖中,不免思归了。作者此次寓居临安,是短暂的,没有多久,便由于“丁父忧”而回乡了。看来他很不习惯于这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生活。
第二首“不关老去愿春迟”,暗点题目的“春尽”。春天己经过去,但他还希望春天走得慢一点。他明确表白这个愿望是“不关老去”的,究“愿春迟”的原因则是“只恨春归我未归”,这就道出了作者的积愫,也点出了题目的“旅怀”,原来是因为春已归去而自己却不能归去的缘故。“恨”字直贯“春归我未归刀。看到春归,“我未归”之恨愈甚。
“最是杨花欺客子”,又转向“杨花”杨花者,柳絮也,东风劲吹,杨花自然要飞向西去。“向人一一作西飞”,乃是春天的自然现象,然而作者却认为这是杨花的有意恼人,有意跟“客子”为难似的。杨万里江西吉州人,吉州在临安之西,杨花从临安西飞,飞向自己的故乡吉州。一个寄离临安的“客子”,而且对临安的生活又是厌倦,对西飞的杨花即既羡慕又嫉妒。
这两句的构思较之上两句尤为巧妙。周必大说:“诚斋(杨万里)大篇短章...状物姿态,写人情意,则铺叙纤悉,曲尽其妙,笔端有口,句中有眼。”(《宋诗纪事》五十引)“春归”已令人恨,更可恨者则是“杨花”,故用“最是”二字以表达进一层的“恨”:杨花无知,何能恼人?然而它的“一一向西飞”,岂不是明明有意向人炫耀?作者把无知的杨花写成有知,把杨花由于东风而西飞的自然现象,说成是故意恼人。把西飞的杨花,涂上了浓厚的感情色彩,从而表达了作者深重的思归心情。不知道周必大的评论是否也包括作者的构思,然而这种构思是的确够得上“写人情意,曲尽其妙”的。
这首小令以乐观豁达的态度表现了年老心不老、珍惜春日、及时行乐的豪情。但是在佯狂的腔调中,似也有愤懑不平的声音,寄寓着无尽的壮志难酬之情。
上片写暮年惜春的情怀,寓有垂老之叹。起笔写“不信芳春厌老人”言辞耿直率真:“我不相信春天真的会讨厌老人,其实年华已逝的老人,还能拥有几个春天呢?”率性的表白韵味十足。 “厌”字将春天拟人化,形象生动。“老人几度送余春”写老人每年都是依依不合地送走了春天,深入地表达了老人对春天的热爱与惋惜。“惜春行乐莫辞频”写老人要用实际的行动来珍惜春光,在春天里要及时行乐。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快乐。在倡导及时行乐的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在现实生活中无所作为的愤慨和无奈。
下片写惜春行乐之态。 “巧笑艳歌皆我意,恼花颠酒拼君嗔”,写作者回忆起了自己年轻时的风流快活,听歌观舞,赏花饮酒,不亦乐乎。 “恼”、 “颠”, “拼”三个字则表现出了作者在行乐中癫狂的状态,以至于忘乎所以,直到赏花赏得花恼,饮酒饮得酒颠。这种忘我的状态暗喻着作者对现实的失意,借行乐饮酒麻醉自己,更添了几许无奈与悲凉。末句“物情唯有醉中真”一句点明自己醉酒癫狂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获得超脱于尘俗的乐趣。这是呼吁人们去从酒杯中寻找感情释放的乐趣。但透过词人表面上沉溺于醉乡的佯狂姿态,不难体会其内心升腾起的一股愤懑不平之气,不难看出他对人生不得志的无奈和挣扎。
这首词没有委婉曲折的隐晦之语,句句都是直抒胸臆,豪放而洒脱,给人一种疏旷之感。
全篇情致优美,语简意丰,意境深远、富有哲理,是作者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佳作。
此文的开头,欲擒故纵,引出论题。六国“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的绝对优势,却相继为秦所灭,乃是决策者目光短浅,“不知天下之势”之故。随之,从当时的“天下之势”展开论述。
文中反复论证秦与六国争天下,关键就在韩、魏之郊野。因为对秦来说,韩、魏首当其冲,若韩、魏不附,乃是其腹心之疾;对山东之各诸侯国来说,韩、魏是他们理想的屏障。所以在七雄相斗的形势下,韩、魏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就是当时起决定作用的“天下之势”。
形势摆出之后,接着从正反两方面引例作证。以秦来说,范雎受秦重用,立即助秦昭王收韩;商鞅受秦重用,则助秦孝公收魏。当韩、魏未附秦之时,昭王出兵攻齐,范堆忧之。由此证明秦欲争得天下,必先收韩、魏而后可。当秦军越韩过魏而攻燕赵,这本身是件冒险之举,若燕赵正面迎战,韩、魏再乘机击之于后,那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秦人远攻燕赵,却毫无韩、魏之忧,那是因为韩、魏屈于秦之淫威而已归附它的原故。文章写到这里,再作收束,归结到“天下之势”。如此说来,韩、魏附秦是不识天下之势了;进而又为其开脱:韩、魏本身势孤力弱,面对虎狼之秦,又怎能自保而不归附于秦呢?其中自含山东各诸侯国“不知天下之势”而不助韩、魏杭秦之意。正由于六国都不能正视天下之势,以致秦人得以东指而“天下追受其祸”。
末段再从各诸侯国着笔,阐明作者为其构想的“自安之计”。当时的天下之势,一方面韩、魏不能单独抗拒强秦,另一方面,山东各诸侯国又要借助韩、魏以巴秦。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山东诸国应不惜代价去“厚韩亲魏以摒秦”。这样,就会出现另一种局面:秦人不敢越过韩、魏的土地远攻齐、楚、燕、赵;而齐、楚、燕、赵也就能安居后方。一旦齐、楚、燕、赵能与韩、魏通力合作,相互支援,那秦国就不能有所作为。这确是当时拯救六国危亡的良方。末尾笔锋一转,回到冷酷的历史现实:即六国决策者目光短浅,不识“天下之势”,彼此“背盟致约,以自相屠灭”,以致“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突”,从而自食恶果,相继灭亡。文章截然而止,含不尽感慨。
全文紧扣“天下之势”,纵论六国与秦争天下中的成致得失,层层解剖,鞭辟入里,说透“自安之计”。而笔又一气流注,曲折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