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边塞诗以表现征戍生活的艰险和将士思乡的哀怨为多。即使一些著名的豪唱，也不免夹杂危苦之词或悲凉的情绪。但读到李益这篇塞上之作，感觉便很不同，一下子就会被那天地空阔、人欢马叫的壮丽图景吸引住。它在表现将士生活的满怀豪情和反映西北风光的壮丽动人方面，是比较突出的。
诗句中的“蕃州”乃泛指西北边地（唐时另有蕃州，治所在今广西宜山县西，与黄河不属），“蕃州部落”则指驻守在黄河河套（“黄河曲”）一带的边防部队。军中将士过着“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的生活，十分艰苦，但又被磨炼得十分坚强骁勇。首句只夸他们“能结束”，即善于戎装打扮。作者通过对将士们英姿飒爽的外形描写，示意读者其善战已不言而喻，所以下句写“驰猎”，不复言“能”而读者自可神会了。
军中驰猎，不比王公们佚游田乐，乃是一种常规的军事训练。健儿们乐此不疲，早晚都在操练，作好随时迎敌的准备。正是“为报如今都护雄，匈奴且莫下云中”（同组诗其四）。“朝暮驰猎黄河曲”的行动，表现出健儿们慷慨激昂、为国献身的精神和决胜信念，句中饱含作者对他们的赞美。这两句着重刻画人物和人物的精神风貌，后两句则展现人物活动的辽阔背景。西北高原的景色是这样壮丽：天高云淡，大雁群飞，歌声飘荡在广袤的原野上，马群在绿草地撒欢奔跑，是一片生气蓬勃的气象。
征人们唱的“燕歌”，有人说就是《燕歌行》的曲调。目送远去的飞雁，歌声里诚然有北国战士对家乡的深切怀念。然而，飞鸿望断而“燕歌未断”，这开怀放歌中，也未尝不包含歌唱者对边地的热爱和自豪情怀。如果说这一点在三句中表现尚不明显，那么读末句就毫无疑义了。
“牧马群嘶边草绿”。在赞美西北边地景色的诗句中，它几乎可与“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奇句媲美。“风吹草低”句是写高原秋色，所以更见苍凉；而“牧马群嘶”句是写高原之春，所以有油然生意。“绿”字下得绝佳。
因三、四对结，上曰“塞鸿飞”，下对以“边草绿”，可见“绿”字是动词化了。它不尽然是一片绿油油的草色，而且写出了“离离原上草”由枯转荣的变化，暗示春天不知不觉又回到草原上。这与后来脍炙人口的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都以用“绿”字见胜。在江南，春回大地，是啼鸟唤来的。而塞北的春天，则由马群的欢嘶来迎接。“边草绿”与“牧马群嘶”连文，意味尤长；似乎由于马嘶，边草才绿得更为可爱。诗所表现的壮美豪情是十分可贵的。
“塞下曲”，唐代乐府题，多写边塞之事。此篇乃仿古之作，故称“古塞下曲”。
“行人朝走马，直指蓟城傍。蓟城通漠北，万里别吾乡。”此诗前四句写万里辞家，远赴边塞。早晨骑马出发，直指蓟城，行程匆匆，字里行间透射出一股豪气。
“海上千烽火，沙中百战场。军书发上郡，春色度河阳。”中间四句写边地见闻。“海上”“沙中”呼应“漠北”。“军书”“春色”，本为静物，加以“发”“度”二字，顿变鲜活，急切迅疾，气势飞动。一写战事，一写时节，一写边关，一写中原，刚健明快。
“袅袅汉宫柳，青青胡地桑。琵琶出塞曲，横笛断君肠。”最后四句一写色，一写声，颜色清丽，声调凄恻，先喜后悲，更显其悲。
通观全篇，格调苍凉，既有一点悲，又有一点壮，诚为《河岳英灵集》所评：“发调既清，修辞亦秀”，“足可歔欷，震荡心神。”
首二句点明行游及游池的时间和地点，写乘车夜游西园的愉悦心情。一个“夜”字，突出了诗人的浓厚游兴，也是后文写景的基点。“逍遥步西园”，又表现了诗人当时轻松愉快的心情，也正因为作此逍遥之游，所以下文所描绘的景物才是那样赏心悦目，令人陶醉。“西园”，是芙蓉池的所在，诗人们经常聚会之处，曹植《公宴》诗：“公子敬爱客，终夜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即写他们在这里夜以继日的欢游情景。
中间十句承接上文，写行游所见，扣紧“夜行”与“逍遥”，着力描绘芙蓉池优美动人的夜景。“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总写这里的形势和环境的优雅。接着以“卑枝”二句具体写嘉木：茂密葱茏的树木环渠而生，相互掩映衬托，下者枝叶横生，遮途塞路，上者遮天蔽日，直达云表。其后又以“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来继续写行游所见和其时愉悦的感觉，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物体似乎都在为诗人的到来而争献殷勤，惊风吹拂，似乎在为诗人扶辇，飞鸟翔跃，又似乎在为诗人引路。优闲自得的心情，跃然纸上。因为是夜游，所以这里没有具体细致地描绘芙蓉池的优美景物，而是通过粗线条的勾勒，运用动静结合的手法，表现了一种优美的意境，显示了芙蓉池无限勃发的生机。后四句则转而写夜空之美，万紫千红的晚霞之中，镶嵌着一轮皎洁的明月，满天晶莹的繁星在云层间时隐时现，闪烁发光，组成了一幅色彩绚丽的画面。在这优雅如画般的景色之中，诗人简直已置于仙境而忘却了自身的存在，不自觉地发出了“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鲜”的感慨。此数句运用鲜明的色彩，把芙蓉池的夜景描绘的光怪陆离，五采缤纷，显示了他创作上华丽壮大的一大特色。这和他在《典论·论文》中所强调的“诗赋欲丽”，则正相一致。刘桢《公宴》诗：“辇车飞素盖，从者盈路傍。月出照园中，珍木郁苍苍。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所写景物与此诗相近，但在辞采的运用上要较此逊色得多。
末四句，笔锋一转，写行游的感受。“松”，赤松子，传说中炎帝神农时雨师，后与炎帝少女同成仙。“乔”，王子乔，即周灵王太子晋，传说他好吹笙作凤凰鸣，后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成仙。曹丕向来不相信神仙方士之事，他的《折杨柳行》中就有“王乔假虚辞，赤松垂空言”的句子，在《典论·论方术》中更通过具体事实，指出神仙方士之不可信。所以在他这里联想起现实世界中并没有人能真正的成为神仙的事实，表示了要在这如画的景色之中，适性游乐，使身心愉悦，以求长寿。“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是一种平实而又乐观的态度。这一联想又进一步反衬了使诗人沉醉以至流连忘返的芙蓉池景色的优美和游园的无穷乐趣。
在建安时期的游宴诗中，这一首可以说是写得最为出色的。它的一系列特点，如写景成份的增多，对仗句的使用，辞藻的华丽，景象的壮观，都反映了当时诗风的某些重要变化。因而在诗史上，它有特别值得注意之处。诗中用了主要篇幅描绘园林景物，对后来园林诗和山水诗也有影响。
“为春瘦”三句，点明为“春情”而瘦矣。此言词人因春至而牵动相思情，并且被这“春情”缠绵得瘦弱不堪甚至比初春时，光零零的瘦削的梅花枝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词人说：不知道我的这份相思情，伊人（即“花”）知道不知道？“任枕函”两句，写孤寂状。言词人哀伤离别，独饮闷酒已至半醉，恰遇信使至。拿到这信函，想拆又怕看到里面的离别之言，所以更添一层愁绪，复又饮酒，不禁大醉。于是他就散乱着束发，枕着尚未打开的信函睡着了。“否声”四句，今别离昔欢聚适成对比。词人说：言在这初春的寒夜里，否声淅沥更使睡在小楼中的词人觉得寂寞难受，又想起我俩从前艳春时节，外出斗草、探花的欢娱时刻，真不啻天壤之别矣。上片重在描述词人自己的“春情”。
“娇懒”三句，转而述爱人的“春情”，这也是词人推己及人的想当然耳。言她白天时一定闲得无聊，勉强拿起绣针刺绣，不一会又走了神，背地里又惹起了无限相思。“玉合”四句，女人相思中的细节描绘。言伊人细心地用兰花膏浸渍起相思豆珍藏在玉合中，并将玉合放置在彩色绣花囊里；又因为两情分离，令她无心歌舞，所以将舞衣叠好藏起来，即使因此而损坏了舞衣上的泥金凤凰饰品，也顾不上了；她独自倚栏而呆思，忽见栏干边的柳枝已经发芽，心知春已来临，更激起她的妒春心情，所以恨恨地折断柳枝泄愤。这真有“忽见陌头杨柳色，悔叫夫婿觅封侯”（王昌龄《闺怨》）的意境，离别之苦，由此可见。“几多愁”一句，总合两地愁绪。词人说：我们俩的离愁别恨，就是因为被这眼前的春否，绵绵的远山分隔成天各一方啊！下片重在描述爱人的“春情”。
从诗中可知，胡逸老此人为人不慕荣利，雅有山水之趣。黄庭坚在敬慕的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高雅情怀。
诗人先发议论：诗书传家能使后代成才，而遗金满篓往往给子孙招来祸害。这里用了韦贤的典故。据《汉书·韦贤传》，韦贤号称邹鲁大儒，教育了四个儿子，都很有成就。赞美了胡逸老的诗礼传家，显示其品格的清高，令人仰慕。首联二句劈空而来，气势惊挺。
颔联承上，进一步赞美庵主的仁爱之心。说他在灾年能拿出粮食与贫人共享，和气必能致祥，后代必得佳子弟。这里用了韦康、韦诞兄弟的典故。据《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裴松之注，孔融赞扬韦端的两个儿子韦康与韦诞为一双明珠。诗人意谓，胡逸老必能像韦端那样，明珠出于蚌胎，佳子弟出于门庭。
颈联转到正面写致虚庵。白天闲坐庵中，眼前的山景如一幅幅图画映出；入夜倚于窗前，只觉风雨飒飒而来。这是脍炙人口的名句。诗评家认为这两句“奇”。之所以奇，是因为：第一，化静为动。将致虚庵依山傍水的位置，作了动态描写。“出”、“来”二字，将山水写活。第二，化实为虚。什么样的“画图”，尽可让读者去想象；夜来风雨是隔窗听到，并非眼见，也是虚写实事。第三，情景交融。五句写视觉，六句写听觉，整联都有能视能听的主体存在。宴坐的闲适，听雨的从容，都在不言之中。庵主高雅的人格、广阔的胸襟，与前两联一脉相承。只不过前两联是直叙，这里是衬托。
尾联总收全诗，照应开头。以闲逸之心观山观水，山水的妙境能常现于心目之前。而山水的清淑之气又能涤荡肠胃，使此心澄清无滓，一尘不染。这里一方面说胡逸老，另一方面也披露了诗人自己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