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一首送别词。词的上片由景及情，以塞草烟光和渭水波声以铺叙远行者出发时的情景；下片进一步抒惜别之情，但加入了歌唱和别易聚难的感叹。全词仿佛由一组组镜头构成，由远及近，由景及人，一字铺陈二人的情谊究竟有多深，但分别时的浓郁不舍已经道出真相。

　　此词与王维的送别诗《渭城曲》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由于体裁的不同，此词更能把离人的复杂情绪，谱写成一曲回环曲折、抑扬顿挫的离歌。上片由景及情，融进王维诗前二句“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的含意。因诗与词本身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内容相近，又有所差异。此词的“塞草烟光阔，渭水波声咽。春朝雨霁轻尘歇，征鞍发”虽然也只是“渭城朝雨浥轻尘”，却加进塞草烟光和渭水波声以铺叙远行者出发时的情景，显得开阔而含情。而景中的“波声咽”则带有长行者和送行者的感情色彩。王维诗中的“客舍青青柳色新”于词中则是“指青青杨柳，又是轻攀折。动黯然，知又后会甚时节？”王维诗是含而不发，此词则点出黯然情怀，在一片惜别环境气氛中，令人黯然伤怀。

　　下片进一步抒惜别之情。王维诗的后两句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而到词中，则成为下片的“更尽一杯酒，歌一阕。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彻。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加入歌唱和别易聚难的感叹。其中，“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是全词主调，“听取阳关彻”句暗含“无故人”之意。而以“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为词的收结则情意深长，含不尽之意。

　　全词仿佛由一组组镜头构成，由远及近，由景及人，音画共融，将静态诗词赋予了动态美感，无一字铺陈二人的情谊究竟有多深，但分别时的浓郁不舍已经道出真相。在状似洒脱的举杯对饮之后，也有离情让人动容，满腔情意尽在酒杯中。

　　该诗的第一、二句诗人以写实的手法描写了一位两鬓斑白的“京师旧乐工”，第三、四句诗人歌颂了老乐工不忘故国礼乐的深情。这首诗既具有缘事而发的现实性，又蕴含着作者御敌复国的心愿，思想内容深刻感人。诗人在诗中连用古代乐舞术语，表达了他的“复古之心”。

　　这首诗既具有缘事而发的现实性，又蕴含着作者御敌复国的心愿。虽然此诗的题注直接与乐舞有关，但诗本身却不是引导人们去观赏什么轻歌曼舞，而是启迪人们去进行历史的回顾。所以演员出场前毋庸描写“整顿衣裳起敛容”（白居易《琵琶行》）的过程，上场后观众看到和听到的也不是婆娑舞姿和婉啭歌喉，而是“紫袖当棚雪鬓凋”，原来台上是一位毛发脱落两鬓雪白的老者。题注告诉读者，“真定舞”者系“京师旧乐工”。不言而喻，京师的乐工之所以从中原来到朔方，是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破汴京，掠走徽钦二帝连同宗室、后妃、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人众。无疑此诗中的“紫袖”也是“靖康之变”的受难者。从靖康二年（1127年）到范成大使金的乾道六年（1170年），已整整四十三年。当年即使是“破瓜年纪小腰身“（宋谢幼槃词）的名优达伎，至今也差不多是年近六旬的老人了。所以“雪鬓凋”即是诗笔，也是写实，很耐人寻味，感慨良深。

　　这里以“紫袖”代表“真定舞”者。因为中国许多诗赋中，仙女被通“紫妃”，这里以“行头”代替舞者，意为四十多年前天仙般的舞伎，如今已经鹤发凋零了。

　　“曾”这个副词，在这首诗中不仅表示时间，主要是使第一、第二句的意脉紧密相连，两者的主体都是“紫袖”，别看眼前台上的这位舞者鬓白发凋，当年也是上过大场面的，曾伴随着广乐和云韶翩翩起舞。广乐和云韶原是神仙和天子的音乐，如今由“虏乐”取而代之，这就意味着民族的灾难和王朝的更迭，这是作者难以忘怀和不堪忍受的国耻。此次使金就是要为民族和朝廷争一口气。所以作者的醉翁之意不在舞裙歌扇，而是无时无刻不在虑及国家的兴亡。此诗中对广乐和云韶的津津乐道，其原因正在于此。

　　这首绝句中最难理解的是第三句“老来未忍耆婆舞”。有一种注解说“耆婆”亦作“岐婆”，“耆婆舞”就是“胡妇”、“番婆”的“胡”舞。但根据《礼·曲礼上》和《国语·吴语》的有关记载和注释，“耆婆”就是六十岁的老婆婆，没有“胡妇”的意思，即使外来意，称其为名医，也不含贬意。上述耆婆即岐婆的解释，或许是因为耆、岐同音的缘故。联系第一句的“雪鬓凋”，追溯一下舞者的经历，再细审当句中的“未忍”二字，这样联想起杜甫《忆昔二首》其二中“宫中圣人奏云门……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的诗句。杜甫诗中既有“云门”又有“耆旧”的用语。范成大写《真定舞》一诗时，不一定想到杜甫的这首诗，但两首诗的题旨却不无相通之处，用古人的话说： “此痛乱离而思兴复也……道路尽为豺狼，宫中不奏云门矣。乱后景象，真有不忍言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三）在古人看来，法度及正声乐舞的存亡，关乎社稷的兴废。安史之乱后，唐朝社会豺狼当道，宫中不奏云门。为此杜甫以中兴事业望诸代宗。范成大的心情与杜甫相类似，在他使北途中，从临安至幽燕，亲眼看到“虏乐悉变中华”，这与“隆兴议和”后宋孝宗对金人处处退让、完全失去了恢复中原的锐气有关联。像杜甫期望唐代宗中兴一样，南宋朝野的抗金派人士多么希望孝宗皇帝起用抗战派收复河山、中华大地处处重奏“高平曲破”。这些话范成大自然不敢公开说出，只得象杜甫一样借盛世乐舞，寄托其婉讽之意。这是从作者方面来说。从舞者方面来说，一个年届六十的老人，本已不忍耆婆之舞，但是紧接下去第四句“黄钟”大吕的洪声促拍，恰合当年的“云门”之舞，即使老境已至、鬓发凋零，依然“尚舞高平曲破”。作者所激赏的正是“京师旧乐工”的这种不忘故国礼乐的深情。

　　如上所述，此诗的思想内容是相当深刻感人的，范成大在诗中罗列古代乐舞术语，借以表达他的“复古之心”。

　　这首《始闻秋风》不同于一般封建文人的“悲秋”之作，它是一首高亢的秋歌，表现了独特的美学观点和艺术创新的精神。

　　开头两句“昔看黄菊与君别，今听玄蝉我却回”，就别出心裁地创造了一个有知有情的形象──“我”，即诗题中的“秋风”，亦即“秋”的象征。当她重返人间，就去寻找久别的“君”──也就是诗人。她深情地回忆起去年观赏黄菊的时刻与诗人分别，而此刻一听到秋蝉的鸣叫，便又回到诗人的身边共话别情。在这里诗人采取拟人手法，从对方着墨，生动地创造了一个奇妙的而又情韵浓郁的意境。据《礼记·月令》，菊黄当在季秋，即秋去冬来之际；蝉鸣当在孟秋，即暑尽秋来之时。“看黄菊”、“听玄蝉”，形象而准确地点明了秋风去而复还的时令。

　　颔联“五夜飕飗枕前觉，一年颜状镜中来”，是诗人从自己的角度来写。诗人说：五更时分，凉风飕飕，一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就知道是“你”回来了，一年不见，“你”还是那么劲疾肃爽，而我那衰老的颜状却在镜中显现出来。这前一句是正面点出“始闻秋风”，后一句是写由此而生发的感慨；和以上两句连读，仿佛是一段话别情的对话。

　　读到这里，颇有点儿秋风依旧人非旧的味道，然而颈联“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用力一转，精神顿作。到了尾联，由于有颈联“马思边草”、“雕眄青云”为比兴，这里的迎秋风上高台，翘首四望的形象的寓意也就自在不言之中了。“为君”二字照应开头，脉络清晰，结构完整。“扶病”二字暗扣第四句，写出一年颜状衰变的原因。但是，尽管如此，豪情不减，犹上高台，这就更表现出他对秋的爱，更反映了诗人自强不息的意志。可见前言“一年颜状镜中来”，是欲扬先抑，是为了衬托出颜状虽衰，心如砥石的精神。所以沈德潜说：“下半首英气勃发，少陵操管不过如是。”　

　　刘禹锡晚年写的这首《始闻秋风》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跌宕雄健的风格和积极健康的美学趣味，正是诗人那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倔强进取精神和品格的艺术写照。

　　《箕子碑》全文选自《柳河东集》，碑文部分选自《古文观止》第六卷，是作者为箕子庙写的碑文。

　　作者在文章开篇鲜明地提出了品德高尚的人立身处世的三个要点，然后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阐述：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把法典传授给明君；将教化施及人民。即：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三个标准：一、正蒙难：要蒙受苦难，坚守正道。二、法授圣：要把法典传授给明君；三、化及民：将教化施及人民。殷商有仁人叫箕子，立身处世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

　　第二段，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对照阐述。箕子所处的时代，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无道，武王灭商，他带着商的祭器降周，周公灭武庚后，封微子启于宋，保存了商宗族。而箕子劝谏无效，于是佯装疯癫，结果被囚禁起来。所以《易经》卦象说：“箕子之明夷。”“明入地中”，象征明臣在下，暗主在上，明臣不敢发挥自己的才能。这就是“正蒙难”。箕子和比干、微子并称为“商末三仁”，但他采取的是他认为最可取的方式。

　　第三段，作者认为箕子在比干已死，微子已去时，采取了装疯卖傻的隐忍方式，是一种明智之举。如柳宗元在碑文的结尾说到箕子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之情。文章高度赞颂了箕子既忠贞又富有智慧，忍辱负重，辅助圣王建立国家典章制度，推崇教化治理人民的重大业绩。结尾说到隐忍图存，指出了箕子的本意，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心情。

　　该文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政治处境和心情概况。

　　这首诗被后人称为汉末的实录，是一首反映现实的史诗。它反映了自初平二年（190年），关东各郡将领起兵讨伐董卓，直到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淮南（今安徽寿县）称帝这八九年间的重大纷繁的历史事变和社会面貌。重点写各路军阀以讨伐董卓为名而拥兵自重，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形成新的割据局面，从而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开篇'由义而动'到自相残杀的记叙，表现了诗人英明的政治洞察力，对上层军阀的内讧以及对下层将士、百姓痛苦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此诗前十句勾勒了这样的历史画卷：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无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匡扶汉室之名，行争霸天下称孤道寡之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并对因此造成的战乱感到悲愤。诗中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然而，曹操此诗的成功与价值还不仅在此，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忧，这就令诗意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而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

　　“铠甲生虮虱”以下六句，写战争给士兵和百姓带来的灾难和作者的感慨。“铠甲生虮虱”写战乱之长，士兵连年征战，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其苦可知；“万姓以死亡”写人民在战乱中死丧殆尽，可见战祸之烈。“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用简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战乱中的凄凉悲惨的图画。从视觉感受上说，弥望中，纵横于野的白骨，是那样惨白；从听觉感受上说，茫茫大地死一样沉寂，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鸡鸣狗吠，这些寻常的庄户声气都不闻于耳了。作者收视反听，自然要痛断肝肠了。

　　此诗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会灾难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始，故此诗中所写的事实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较之《薤露行》中所述诸事，诗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认识，故诗中反映的现实更为真切，感情更为强烈。如最后两句完全是诗人目睹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真实情境而产生的感时悯世之叹。刘勰评曹氏父子的诗曾说：“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文心雕龙·乐府》）锺嵘评曹操的诗也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下》）都指出了曹操的诗歌感情沉郁悲怆的特点。惟其有情，故曹操的诗读来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怆，故造成了其诗沉郁顿挫、格高调响的悲壮气势。这首《蒿里行》即是极为典型的例子。故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亹亹之词，数者而已。”（《采菽堂古诗选》）可见曹操诗歌抒忧写愤的特征已为前人所注重。

　　这首诗诗人运用民歌的形式，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不仅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全诗风格质朴，沉郁悲壮，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气魄和忧患意识，诗中集典故、事例、描述于一身，既形象具体，又内蕴深厚，体现了曹操的独特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