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整篇用唐代张惜的宠姬关盼盼自比，以一个女子的口吻写出了词人的爱国赤心。
“燕子楼中，又捱过、几番秋色”，被拘已历经数年，一个“捱”字道出了内心无时不在的煎熬之苦，有情者品此字，似可见高楼小窗前一位孤愁女子引颈翘望而又眉心锁紧、黯然失神的形象情景；用“秋色”代岁月，也可显示词人心底之情，年年春夏秋冬四时景色，但对于拘囚于敌的人来说，眼前心头却尽是萧瑟之秋，形象传达出词人当时的心境。“相思处、青年如梦，乘鸾仙阙”，这是对过去美好生活的追忆。看眼前凄凉，不自觉处又忆起那些乘鸾鸟上仙阙的时日。然而这一切都是梦的影子，不可唤回了，于是，只落得“肌玉暗消衣带缓，泪珠斜透花钿侧”，面对已发生巨变的生活，自己愁也多忧也极，一天天地肌肤消瘦红颜隐褪，倒是衣带越来越宽松了；每天以泪洗面，屈辱忧愤的泪水打湿了绣枕。“最无端蕉影上窗纱，青灯歇”，最难忍受的还是入夜芭蕉树影在薄薄的窗纱上摇曳．青灯闪烁，独歇垂泪的时节。这一段词人用比喻，极力渲染铺写自己当时处境的艰难，为下片明志设下铺垫。
“曲池合，高台灭。人间事，何堪说！”高台曲池变幻覆灭只在朝夕，人世间的这些事又怎能一一说起这是词人暗喻国家已亡的现实。以下几句词人引用典故直述心志：“向南陌阡上，满襟清血。世态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我对祖国的忠贞不渝，恰如美人向旧主墓道上倾泻的千行血泪；世事沧桑，新朝已代旧主，奔走追逐新主者大有人在，但我却永如那正上中天的皓月清明无瑕，精忠不二。这里词人用，“分明月”比喻自己亮可鉴人的忠国之心，乃是该词的心脏所在。词的最后两旬用典，借对乐昌公主的讥笑，再次申明自己的态度，“笑乐昌一段好风流，菱花缺”，乐昌公主你心迹有变，一段风流旧事转瞬即逝，然那菱花破镜却是一碎再不能重圆了。词人表面笑乐昌，却实是嗤笑那些随波逐流、得意一时的新贵，具有强烈的蔑视和讽刺意味。
《石壕吏》是一首杰出的现实主义的叙事诗。它以“耳闻”为线索，按时间的顺序，由暮——夜——夜久——天明，一步步深入，从投宿叙起，以告别结束，从差吏夜间捉人，到老妇随往；从老翁逾墙逃走，到事后潜归；从诗人日暮投宿，到天明登程告别，整个故事有开始、发展、高潮、结局，情节完整，并颇为紧张。诗的首尾是叙事，中间用对话，活动着的人物有五六个之多，诗人巧妙地借老妇的口，诉说了她一家的悲惨遭遇。诗人的叙述、老妇的说白，处处呼应，环环紧扣，层次十分清楚。
诗人虚实交映，藏问于答，不写差吏的追问，而只写老妇的哭诉，从哭诉中写出潜台词、画外音，将差吏的形象融入老妇的“前致词”中，有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诗人写老妇的哭诉，语言朴实无华，一个典故也不用，很切合老妇的口吻，且随着内容的多次转韵，形成忧愤深广、波澜老成，一唱三叹，高低抑扬的韵致，使沉郁顿挫达到极致。
全诗述情陈事，除“吏呼一何怒”二句微微透露了他的爱憎之外，都是对客观事物的描述。在这里，诗人通过新颖而巧妙的艺术构思，将丰富的内容和自己的感情融化在具体的形象里，浇注于客观的叙述中，让事物本身直接感染读者，让故事本身去显露诗人的爱憎。这种以实写虚，以虚补实，虚实相映的艺术手法，使全诗显得简洁洗练，而又蕴涵丰富。
前四句可看作第一段。首句“暮投石壕村”，单刀直入，直叙其事。“暮”字、“投”字、“村”字都需玩味，读者不能轻易放过。在封建社会里，由于社会秩序混乱和旅途荒凉等原因，旅客们都“未晚先投宿”，更何况在兵祸连接的时代。而杜甫，却于暮色苍茫之时才匆匆忙忙地投奔到一个小村庄里借宿，这种异乎寻常的情景就富于暗示性。他或者是压根儿不敢走大路；或者是附近的城镇已荡然一空，无处歇脚。总之，寥寥五字，不仅点明了投宿的时间和地点，而且和盘托出了兵荒马乱、鸡犬不宁、一切脱出常轨的景象，为悲剧的演出提供了典型环境。浦起龙指出这首诗“起有猛虎攫人之势”，这不仅是就“有吏夜捉人”说的，而且是就头一句的环境烘托说的。“有吏夜捉人”一句，是全篇的提纲，以下情节，都从这里生发出来。不说“征兵”、“点兵”、“招兵”而说“捉人”，已于如实描绘之中寓揭露、批判之意。再加上一个“夜”字，含意更丰富。第一、表明官府“捉人”之事时常发生，人民白天躲藏或者反抗，无法“捉”到；第二、表明县吏“捉人”的手段狠毒，于人民已经入睡的黑夜，来个突然袭击。同时，诗人是“暮”投石壕村的，从“暮”到“夜”，已过了几个小时，这时当然已经睡下了；所以下面的事件发展，他没有参与其间，而是隔门听出来的。“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两句，表现了人民长期以来深受抓丁之苦，昼夜不安；即使到了深夜，仍然寝不安席，一听到门外有了响动，就知道县吏又来“捉人”，老翁立刻“逾墙”逃走，由老妇开门周旋。
从“吏呼一何怒”至“犹得备晨炊”这十六句，可看作第二段。“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两句，极其概括、极其形象地写出了“吏”与“妇”的尖锐矛盾。一“呼”、一“啼”，一“怒”、一“苦”，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两个状语“一何”，加重了感情色彩，有力地渲染出县吏如狼似虎，叫嚣隳突的横蛮气势，并为老妇以下的诉说制造出悲愤的气氛。矛盾的两方面，具有主与从、因与果的关系。“妇啼一何苦”，是“吏呼一何怒”逼出来的。下面，诗人不再写“吏呼”，全力写“妇啼”，而“吏呼”自见。“听妇前致词”承上启下。那“听”是诗人在“听”，那“致词”是老妇“苦啼”着回答县吏的“怒呼”。写“致词”内容的十三句诗，多次换韵，明显地表现出多次转折，暗示了县吏的多次“怒呼”、逼问。读这十三句诗的时候，千万别以为这是“老妇”一口气说下去的，而县吏则在那里洗耳恭听。实际上，“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不仅发生在事件的开头，而且持续到事件的结尾。从“三男邺城戍”到“死者长已矣”，是第一次转折。可以想见，这是针对县吏的第一次逼问诉苦的。在这以前，诗人已用“有吏夜捉人”一句写出了县吏的猛虎攫人之势。等到“老妇出门看”，便扑了进来，贼眼四处搜索，却找不到一个男人，扑了个空。于是怒吼道：“你家的男人都到哪儿去了？快交出来!”老妇泣诉说：“三个儿子都当兵守邺城去了。一个儿子刚刚捎来一封信，信中说，另外两个儿子已经牺牲了!……”泣诉的时候，也许县吏不相信，还拿出信来交县吏看。总之，“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处境是够使人同情的，她很希望以此博得县吏的同情，高抬贵手。不料县吏又大发雷霆：“难道你家里再没有别人了？快交出来!”她只得针对这一点诉苦：“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这两句，也许不是一口气说下去的，因为“更无人”与下面的回答发生了明显的矛盾。合理的解释是：老妇先说了一句：“家里再没人了！”而在这当儿，被儿媳妇抱在怀里躲到什么地方的小孙子，受了怒吼声的惊吓，哭了起来，掩口也不顶用。于是县吏抓到了把柄，威逼道：“你竟敢撒谎！不是有个孩子哭吗？”老妇不得已，这才说：“只有个孙子啊！还吃奶呢，小得很！”“吃谁的奶？总有个母亲吧！还不把她交出来！”老妇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只得硬着头皮解释：“孙儿是有个母亲，她的丈夫在邺城战死了，因为要奶孩子，没有改嫁。可怜她衣服破破烂烂，怎么见人呀！还是行行好吧！”但县吏仍不肯罢手。老妇生怕守寡的儿媳被抓，饿死孙子，只好挺身而出：“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老妇的“致词”，到此结束，表明县吏勉强同意，不再“怒吼”了。
最后一段虽然只有四句，却照应开头，涉及所有人物，写出了事件的结局和作者的感受。“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表明老妇已被抓走，走·时低声哭泣，越走越远，便听不到哭声了。“夜久”二字，反映了老妇一再哭诉、县吏百般威逼的漫长过程。“如闻”二字，一方面表现了儿媳妇因丈夫战死、婆婆被“捉”而泣不成声，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诗人以关切的心情倾耳细听，通夜未能入睡。“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两句，收尽全篇，于叙事中含无限深情。前一天傍晚投宿之时，老翁、老妇双双迎接诗人，而时隔一夜，老妇被捉走，儿媳妇泣不成声，作者只能与逃走归来的老翁作别了。老翁的心情怎样，诗人作何感想，这些都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
起首一句，点出主人公的居处所。“时闻有”，承上句，乃由于高墙缭绕、院宇深邃的缘故，而接下句则为人春眼之中的缘故。这时而一闻的莺啼把人唤醒了。“绣被掩余寒”，可见被未折叠，而“画阁明新晓”，天已大亮了。“朱槛连空阔”句承“画阁”而写居处环境，与“缭墙重院”相应，虽富丽然而寂寥，其境过清。“飞絮知多少”暗点时令为暮春。这样，春晓、恬睡、闻鸟，与“飞絮知多少”之景相连，就构成一个现成思路，间接表现出浓厚的惜春情绪。“径莎平”句以下续写暮春景象，路上长满野草，池面渐广，风平浪静时，时有花影倒映。“日长风静”与“闲”字表现出落寞萧索的气氛。这几句暗示出词中人小园芳径之上徘徊不定，百无聊赖的独特情绪。
过片承上启下。“尘香拂马”，要去城南的玉仙现，一路上愁红惨绿，偏又不期然而然地，“逢谢女，城南道”。两人早已互相慕名的，而百闻不如一见，于是“一见慕悦”。她明艳绝伦，秀丽出于天然，“秀艳过施粉”，虽只微微一笑，便有无限妩媚而其衣色鲜艳夺目，日暖衣薄，更显示出其身段之窈窕，就连她随身佩带之玉饰，雕琢成双蝉样，也格外玲珑可爱。这里以工笔重彩，画出一个天生丽人，从中流露出一见倾心的愉悦。然而紧接六字“欢难偶，春过了”，是说有无穷后时之悔。从“琵琶流怨，都入相思调”二句看，二人可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用笔变化，有相得益彰之妙。作者并没有花太多笔墨来写二人相遇如何的交谈或品乐，却通过相顾无言的描写将彼此的倾倒爱悦和相见恨晚的惆怅情绪表露得淋漓尽致。“春过了”三字兼挽上片，惜春之情与相见恨晚之悔打成一片，情景莫辩。
这首词结构紧凑，上下呼应。写两人一见钟情，有主有宾，有实有虚，有浓有淡，用笔灵活，疏密相间，轻重得当。他们之间以目传情，未曾讲一句话。
这首民谣写的是一个被人称为“神鸡童”的长安小儿贾昌的奇遇，但讽刺的对象则显然不光是贾昌。他毕竟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正如“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一样，是愤激之词，也是一种反常的社会心理的写照。 “白罗绣衫随软舆”一句，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原来当今皇帝就爱斗鸡走马，所以“神鸡童”也就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唐诗中讽刺皇帝的诗篇不少，或则托言异代，或则咏物寄怀，大都辞旨微婉。象这样大胆直率，用辛辣的语言嘲笑当朝皇帝的，在文人诗里是很难见到的，只有民谣能作此快人快语。
全诗描绘了两个场面，一是贾昌随驾东巡，一是奉父柩西归雍州。第一个场面：“白罗绣衫随软舆。”在戒备森严、紧张肃穆的气氛里，一个十三岁的少年，穿着华美的白罗绣花衫，带着三百只喔喔啼鸣的红冠大公鸡，紧紧跟随在皇帝威严华贵的软舆后面，大摇大摆地前行，这真是亘古未有的奇观。唐玄宗此行是去泰山举行隆重的封禅大典，夸示他“奉天承命”、治国治民的丰功伟业，带上这么一支不伦不类的特殊仪仗队，真是滑稽透顶，荒唐至极。据陈鸿《东城老父传》记载：“开元十三年，（贾昌）笼鸡三百，从封东岳。”并没有说他紧跟在“软舆”后面，而诗中运用近乎漫画的手法，将这一史实作了艺术的夸张，形象鲜明，主题突出。
第二个场面：“差夫持道挽丧车。”贾昌的父亲贾忠是唐玄宗的一名卫士，随扈死在泰山下。“父以子贵”，沿途官吏为巴结皇帝面前的这位大红人──神鸡童贾昌，竟不惜为他兴师动众，征派民夫，沿途照料灵柩。死者并不是什么皇亲国戚，只不过是一个斗鸡小儿之父，却迫使无数劳动者为他抖威风，这场面着实令人啼笑皆非。诗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嘲笑、轻蔑和愤怒。
两个场面，构成了一出讽刺喜剧。剧里有一群白鼻子，主角是坐在软舆里的唐玄宗李隆基。这个喜剧形象鲜明，效果强烈，读起来，不但忍俊不禁，而且似乎听到了当时老百姓嬉笑怒骂的声音。这就是此诗的艺术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