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通过列锦的表现手法把烟村、人家、亭台、鲜花等景象排列在一起，构成一幅田园风光图，并创造出一种淡雅的意境，表达出诗人对大自然的喜爱与赞美之情。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两句是一种线状的视觉印象，“一去”做水平运动，”二三“虚指数量多，炊烟袅袅呈垂直状态，“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两句变换为点状视觉印象：亭台座座，鲜花朵朵。
诗人在这首诗中的每句安排一个量词，即“里”、“家”、“座”、“枝”，新颖有变化，也在每句中安排两三个数字：“一”字打头，“二三”“四五”和“六七”嵌于句中，“八九十”又回归句首，把一到十表示数目的十个汉字按照自然数序同小路、烟、村、亭台、鲜花编织在一起，随着诗句和画面自然排列，只用了寥寥几笔就构成一幅自然朴实而又朦胧的山村风景画，自然地融于山村的意境之中。
这首《梦微之》是白居易在元稹离世九年后所做的一首悼亡诗。
“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盈巾泪莫收”。梦中乐天与微之重逢，二人携手同游，他们可能意气风发地畅谈天下大事、黎明苍生；可能痛斥那宦海风波、官场污浊；可能耻笑那魑魅小人、假义君子……可是梦总有醒来的时候！泪水打湿了乐天的绢帕，老泪纵横也无心擦拭了。时年，乐天已经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他想起了元稹当年还和过他的一首诗，诗中有这么两句：“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确实，生时不能相见，梦见还可以慰藉相思，梦不见是悲痛的！可是，死后故人梦更是痛彻心扉！明知此生不能再见，却又一遍遍回忆着逝去的时光，每每回忆一次都是一遍强于一遍的无奈忧伤！死亡，切断了所有一切可能的念想！
“漳浦老身三度病，咸阳宿草八回秋”。乐天说他自己在漳浦这个地方已经生了几次病了，长安城草生草长不知不觉已有八个年头。时间蹉跎了芳华，元稹死后，乐天的一把老骨头也不得安生，只是淡漠地看着长安城的草生草长。如果人的生命也能够像草生草长一样该多好，就像乐天 17岁时写下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乐天与元稹一别已是九年，而且还会有好几个九年，直到乐天也身赴黄泉。乐天的生老病死，已经没有了元稹的参与！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元稹埋在黄泉之下，泥土侵蚀着他的身体，也许早已和泥化作尘土，乐天也只是顶着满头白发暂时居住在人间。乐天是一位“深入浅出”型的沉思者：孤高、正直、磊落、坦荡。这句话正是白诗在字面、形式上看似浅显，而情意、内涵甚深的表现。我想起了祖父，我那逝世不久的祖父。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亲人活着时，我们是羞赧于将悄悄写下的那些关于他们的赞美文字与人分享的，尤其是不愿让他们本人看到。而今，祖父魂归大地、深埋黄土，他在人间的最后一席之地只是水泥石碑下一方小小的骨灰盒，家人把祖父与已逝世 13年的祖母合埋了。写着这些文字时，我想起祖父总是在清明前后轻轻擦拭着太祖父、太祖母及祖母的祭框，擦着擦着就出神地望着。可是如今，他深埋地下，谁又来擦拭他崭新的祭框呢？有关祖父的一切，我再也不会知晓了。他早年因公致残的左腿，还会风湿发作吗？黄泉该是个湿冷的地方吧？想到这些，我已经受不住了。有句话是残忍的：“我们将会死去很久”。乐天写下这首诗时，身边不是缺乏朋友，亦不是敌人泛滥。拉法特曾说：“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的人，就是凡夫俗子”。乐天恰好不是个凡夫俗子，他一生的朋友是很多的，比如李商隐就是他的忘年交。也正因为如此，在时隔九年后，乐天的这份思友之情才愈显得弥足珍贵！
“阿卫韩郎相次去，夜台茫昧得知不”。阿卫是元稹的小儿子，韩郎是元稹的女婿。他们都先后死去了，黄泉渺茫昏暗能够知道这些吗？高寿的乐天目睹了后辈们的离去。一方面，活着的人想要知道死去的人的情况，另一方面，活着的人总是念念不忘地将人世间的新鲜事儿祷告给死者，纵然知道是徒劳，还是怀着这份希望。《古诗十九首》中有言：“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当乐天看着去者已去经年，而来者亦已成去者，这是多么大的内心荒凉！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浅品《梦微之》，我品味到了这世间有一种真情———相濡以沫！
此诗首字“至”字在诗中反复出现八次，故题名“八至”。从内容上说，全诗四句，说的都是浅显而至真的道理，具有深刻的辩证法，富有哲理意味。从结构上说，作者设置了层云叠嶂，前三句只是个过场，主要是为了引出最后一句“至亲至疏夫妻”，专在针砭世情，极为冷峻。
首句“至近至远东西”，写的是一个浅显而至真的道理。东、西是两个相对的方位，地球上除南北极，任何地点都具有这两个方向。两个物体如果不是南北走向就必然有东西区别。所以“东西”说近就近，可以间隔为零，“至近”之谓也。如果东西向的两个物体方向相反，甚至无穷远，仍不外乎一东一西，可见“东西”说远也远，乃至“至远”。这“至近至远”统一于“东西”，是常识，却具有深刻的辩证法。
“至深至浅清溪”，清溪不比江河湖海，一目了然能看到水底，“浅”是实情，是其所以为溪的特征之一。然而，它又有“深”的假象，特别是水流缓慢近于清池的溪流，可以倒映云鸟、涵泳星月，形成上下天光，令人莫测浅深，因此也可以说是深的。如果说前一句讲的是事物的远近相对性道理，这一句所说的就是现象与本质的矛盾统一，属于辩证法的不同范畴。同时这一句在道理上更容易使人联想到世态人情。总此两句对全诗结穴的末句都具有兴的意味。
“至高至明日月”，因为旁观者清，站得高望得自然就远看得自然明朗。日月高不可测；遥不可及，这个道理很浅显。这第三句，也许是最肤浅的。“高”是取决于天体与地球的相对距离，而太阳与月亮本不一样。“明”指天体发光的强度，月亮借太阳的光，二者更不一样。但是日月同光是人们的感觉，日月并举是向有的惯例，以此入诗，也无可挑剔。这个随口吟出的句子，在全诗的结构上还有其妙处。警句太多容易使读者因理解而费劲，不见得就好。而警句之间穿插一个平凡的句子，恰有松弛心力，以便再度使之集中的调节功能，能为全诗生色。诗人作此句，应当是意在引出下句。
前三句虽属三个范畴，而它们偏于物理的辩证法，唯有末句专指人情言之，是全诗结穴所在——“至亲至疏夫妻”。因为夫妻是没有血缘的亲人，在一起就是一个人，分开则形同陌路，甚至老死不相往来有之。当代某些学者试图以人的空间需求来划分亲疏关系。而“夫妻关系”是属于“密切空间”的，特别是谈情说爱之际。从肉体和利益关系看，夫妻是世界上相互距离最近的，因此的确是“至亲”莫若夫妻。然而世间的事情往往是复杂的，伉俪情深固然有之，貌合神离而同床异梦者也大有人在。夫妻间也有隐私，也有冲突，也有反目成仇的案例，正所谓“爱有多深，恨有多深”，不相爱的夫妻的心理距离又是最难以弥合的，因此为“至疏”。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夫为妻纲，男女不平等的地位造成了夫妻不和谐的关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了没有爱情的婚姻，而女子的命运往往悲苦。这些都是所谓“至疏”的社会根源。如果说诗的前两句妙在饶有哲理和兴义，则末句之妙，专在针砭世情，极为冷峻。
这首诗和一般讲究起承转合的诗不同，这诗语言淡致，和唐代诗僧王梵志的诗一样平白如话，但平中见奇绝。
诗的前三句是个过场，其存在是为了衬托最后一句。层云叠嶂，前三句过后，才显出最后一句峰峦。“至亲至疏夫妻”这话满是饱经人事的感觉，比一般的情诗情词要深刻得多，可算是情爱中的至理名言。夫妻间可以誓同生死，也可以不共戴天。这当中爱恨微妙，感慨良多，寻常年轻小姑娘想说也说不出来，必得要曾经沧海，才能指点归帆。 或许正是看透了这些，李冶才宁愿放纵情怀。因此，即使隔了千年，也依然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词的开篇就是一声沉重的悲叹：“行不得！”呼出了此词的主旨，也为全词奠定了悲怆沉郁的基调。
接下来，作者蕴足笔力，不惜篇幅，向读者展示了这样一幅画面：严冬，腐叶霉烂、繁霜遍地的原野上，僵直地挺立着一片光秃秃的树干。枯死的树枝半折半断，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几声战马的嘶鸣远远地传来，那里有一片黑黝黝的山，一轮黯淡无光的月亮和几只从月亮下边飞越关山的大雁的黑影……明的是月、是霜，暗的是土地、是关山、是大雁，明晦相间，错综有致，何等萧杀、苍浑的一副水墨画。“黦地衰扬愁折"，是写近景，作者工笔细画,，连地上的霉斑，树上的折枝都清晰可辨。
“雁飞关月黑” 是写远景，作者则用写意笔法，城关、月色及飞雁均以“黑”字概括，浑然一片。这种处理方法，使画面真实而又深远。“雁飞”一词尤为“点睛”之笔。有了这一笔，整个画面开始浮动起来，透出生气。“霜裂马声寒特特” 一句，是作者故意配置的画外音，很好地烘托了画面的气氛，使读者见其景并闻其声，如临其境。但是，作者这段文字的用意并不仅仅在于写景，每一笔“景”都饱浸着“情”。作者看到的是“衰扬愁折”，听到的是“马声寒特特”，一“愁”一“寒”，分明是作者主观感受的外现。“雁飞关月黑”有客观的成分，但以作者的主观色彩为多。情景交融，物我两契，使得读者感受到作者那颗悲凉、沉痛的心，仿佛同样置身于一种阴森寒冷、满目凄然的境界里。
词的下片开始抒写羁旅游子欲行不得之时对亲友故人的思念。“目断浮云西北”，表现了作者登高远望的情态。关心阻隔路途迢迢，浓重的浮云将作者的视线遮断了。“断” 字意味深长，越发突出了词人形单影只的感觉。这样，“不忍思君颜色”一句自然地流贯出来。“君”是三首词共同围绕的中心。从羁旅之思论，当指故友亲朋，而谒金门实际上，它有着更深的社会意义，可以说，它是作者伤悼、依恋的清王朝的象征。结尾两句，作者把思绪收拢回来，回到对自身的伤怜上：“昨日主人今日客，青山非故国”，“客”与“故国”都以双关出现。今昔之慨，悲痛之音在重峰迭岭中回荡，产生了悠悠不尽的韵味。
这首诗在艺术构思上颇有独到之处。作者不是像《国风·邶风·谷风》那样采用如泣如诉的怨愤之语出之，也不是像《卫风·氓》那样采用回忆倒叙的方式出之，而是截取了生活中的一个巧遇场面，采用对话的方式来揭示一对离异之后的夫妇的心理状态和各自的感受，从而鞭挞了喜新厌旧者的灵魂，批判了不合理的封建夫权。诗用叙事之笔开头：“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从“故夫”一词，可以知道“采蘼芜”的主语是弃妇。古人认为佩蘼芜可以多子。弃妇于此物本无所用，而现在上山采摘，暗示她已经再婚。在她满载而归的时候，碰巧遇到了“故夫”。巧遇时的情状如何，诗中没有直说。但“长跪问故夫”一语，侧面说明“故夫”的脸上颇有几分惭悔之色。若是怒目相向，则弃妇就决不会“长跪”相问了。弃妇被无端遗弃，缘“故夫”的喜新厌旧，所以这次巧遇，她倒要故意问问新妇的情况了。
“复何如”，犹言又怎样，话中不无谴责之意。“故夫”于惭悔之余，不得不以实情相告。“新人虽言问”，尚属自我解嘲语，忸怩之态可掬；“未若故人姝”，才是真切语，懊悔之情如见。“颜色类相似”句，活画出喜新厌旧者的心理。当初弃妇被逐，自是“颜色”不如“新人”之故。而“新人”入门既久，渐成旧人；弃妇转嫁他人，已成他家“新人”。“故夫”以喜新厌旧之目光视之，转觉己之“新人”，与已成他家“新人”之弃妇，颜色无复区别，岂止无复区别，从“手爪不相如”一句，知“新人”亦已招厌。“新人从门入”两句，余冠英有精辟的分析：“两句必须作为弃妇的话才有味，因为故夫说新不如故，是含有念旧的感情的，使她听了立刻觉得要诉诉当初的委屈，同时她不能即刻相信故夫的话是真话，她还要试探试探。这两句话等于说：既然故人比新人问，你还记得当初怎样对待故人吗？也等于说：你说新人不如故人，我还不信呢，要真是这样，你就不会那样对待我了。这么一来就逼出男人说出一番具体比较。”（《乐府诗选》）这段分析，从语言环境和人物心理两方面揭示了文字之外的丰富的潜台词，因而是耐人寻味的。
“新人工织缣”以下六句是故夫从新妇的女工技巧不及前妻，怨“新人不如故”。这六句具体比较，是全诗的画龙点睛之笔。一般来说，女子被休弃，总是要蒙受恶名的。古时有所谓“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的“七出”之条（参《大戴礼记·本命篇》）。这位妇女的被休弃，看来与七条都不沾边，因此最合理的解释是男子的喜新厌旧。喜新厌旧者要抛弃妻子，可以随便找个什么理由，如手脚笨拙，劳动偷懒之类。现在通过“故夫”自己的口来与“新人”作比较，说明弃妇手脚不笨，劳动并不偷懒，这就使弃妇蒙受的恶名完全被洗刷了。诗写到这里已表现出她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再者，喜新厌旧心理在封建社会中是具有普遍性的。这种心理所以能在男子身上发展到无所顾忌地赶走妻子、另寻新欢的地步，不能不说是封建制度赋予男性以夫权的结果。此诗特意让男子自述其行为的乖张无理，实际上是对封建夫权的不合理作了揭露和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最后六句的男子比较之词，不仅使弃妇的形象变得丰满起来，而且全诗的主题思想也深化了。另外，截取巧遇场面虽适宜于描写眼前事，却不易展示诗中人物与事件的过去和未来；而篇末让男子作一比较，不仅弃妇过去的生活情况、劳动态度与所遭不幸，一切了然，而且连“新人”今后将遭受何种命运，亦可大致预见。故此种匠心安排，使时空领域大为开拓，而作品的容量亦有逾常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