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诗题，此诗应为怀古诗，其实称之以“旅游诗”可能更恰当。此诗描写了这位年轻的西部人第一次进入中国中心区域（虽然仅在南方边缘）的旅程。他不断地回顾“巴”（四川），细心地寻访“周甸”（不包括四川），寻访“禹功”所覆盖的地区。他反复提到那些广泛的地理名称，仿佛这些名称本身就具有某种神奇的意义。他为这些地区的历史和古迹所倾倒。他在白帝城怀古，所缅怀的既不是历史事件，也不是盛衰过程，而是集中于与中国文化的中心区域相联系的古迹本身。
由怀古而产生的忧伤很容易转换成孤独及思乡的情绪。与较老练诗人的修辞练习不同，陈子昂这首诗更多地与情绪的激发有关，而不是与技巧有关。他的旅行诗并不像王勃、卢照邻、骆宾王的同类诗，而更接近李百药的诗。诗中对句的排列比王勃、卢照邻的诗较不板滞。他的风格离开骆宾王的风格更远。骆宾王的怀古旅行诗用了高度矫饰的语言，即使最真诚的感情也会黯然失色，从而彻底破坏诗的情调。
陈子昂描写自然景物的对偶句不似上官仪那样复杂，可是在这首诗中，这些对句也一铺到底，破坏了诗篇的流畅。此外，诗人还隐喻性地运用动词描写直观景象，表现了宫廷诗的一定影响。
上片从闺中人的视角咏雪，首先通过室内景写天气之寒冷，为下文咏雪作铺垫。“玉壶”句，室内的玉壶上结了一层晶莹透亮的冰，取暖香炉内的香也烧成了灰烬。接着描写的视角由内而外。闺中女主人公起床掀开绣帘一看，只见雪花纷纷扬扬，不待开刀裁开，树上仿佛开满了洁白的六出花朵。这里词人巧妙化用唐诗“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开刀”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写大雪纷飞的样子，形象生动。
下片从冶游者的视角吟雪，首先从室外着笔。洛阳城中，城阙高耸，楼台高高低低、参差不齐。飘扬着的雪花似迎风飞舞的柳絮，有的拂过行人的马鞍，有的飘落在他的衣袖上。末句笔锋一转，说行人骑马过街的情形仿佛似走马章台街。章台街为冶游场所，这似乎在点明雪中行人的身份——冶游之人。
词作上下两片分别从闺中人和冶游者的角度写雪景，看似无联系，但一为居家候者，一为旅途归人，如此，则词中吟雪之时则包含闺怨之意。
此诗是刘禹锡以牡丹为题的唱和诗作。诗人以牡丹入题，借物抒怀，写别牡丹而实叹别京国，一句“春明门外即天涯”道尽沉浮感慨。
诗作前句与令狐楚唱和，从其诗意点明了临到开放主人却不在的创作背景，平铺直叙不起一字波澜。值得体会的，是诗人借别牡丹写别家别京城的写作手法，以牡丹的鲜明形象寄托了家和京国的含义在其中，字在牡丹而意属别离，使得诗意委婉清新。
而紧随话锋突转：“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莫道”两字戳破“两京非远别”之谬，用否定的句式表达出作者强烈的情感。“春明门”则以小处着眼，以出春明门这离京赴东都的必经之门代指离京去国。“即”字是言离京一步便是天涯，情感强烈，笔法夸张。从“一栏花”之小，到“天涯”之大；以“春明门”之近，到“天涯”之远。作者用鲜明的对比、强烈的句式、借代夸张的修辞手法十分精炼的表达了离京的深深感慨。前句委婉清新，后句却尽意抒怀，前后情感强度反差也使诗中情感愈加鲜明，更是将离京之凄楚眷怀诉说的淋漓尽致。全诗借牡丹为题，言在牡丹，韵系离愁，道尽去京国赴天涯的沉浮感慨，是一篇借物抒怀之佳作。
刘禹锡唱和之作较令狐楚诗情感更强烈，能言令狐楚所未能言，此宜结合作者生平体会。刘禹锡因“永贞革新”失败连贬远州司马，又受尽谗言所害，一生多数时间都是远离京国的逐放生涯。故而尽管是写令狐楚离京，刘禹锡唱和为友不平，又何尝不是杂糅了刘禹锡对自己坎坷仕途的感慨，此诗非是为一人而不平。
篇首预设意脉
本文首句交代虎丘名胜的方位“去城可七八里”，诚然为一般记游散文所交代的文字，但为下文埋设了意脉。尽管“其山无高岩邃壑”，却因其“近城”而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人。这样，作者就确定了他的审美重心，不在林泉岩壑，而在游人旅客，以及他们纵游虎丘的情景图画。“箫鼓楼船，无日无之”，以“无……无……”的双重否定更见其肯定之意的句式，强调了日日如此、月月如此的频率和密度。“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在上文的意绪上递进了一层，突出了“月”“花”“雪”这三个时节对于游人的诱惑力量。作者所用“无日无之”“纷错如织”还是概括性较强的语言，所给予读者的是总体印象，而细致具体的描述则在后面进行，留下审美空间。
观感饶有新意
“而中秋为尤胜”，文意以“而”字形成转折，以“尤”字造成递进。描述经过几次的递进，中心便确定下来了。 需要指出的是，《虎丘记》不是某一次游览的当时实录，这从后文“登虎丘者六”的次数可以看出；也不是某一个中秋日的情景记实。从时间观念上看，显系事后追述；从空间观念上看，是六登虎丘的印象的综合描述。而综合印象中的特定意象则是虎丘中秋。这种记游散文的时空观念是饶有新意的。“每至是日”，就透现了这种非以某一中秋，而是概括几个中秋特征的审美意向。
情景墨色润畅
一旦进入具体的情景描述，作者就显得墨色润畅。笔态飞舞在虎丘山前山后，构成一幅全景俯瞰图。从“倾城阖户，连臂而至”开始，拉开了这幅全景图的描述画面。“衣冠士女，下迨踚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这里的“衣冠士女，下迨踚屋”把“倾城阖户”具体化了，作者特别点出“踚屋”，把下层市民也包括进去。在盛大的郊游行列中已有广大的市民参加，这反映了明代的特点，张岱的《西湖七月半》就有类似的情景描绘。和古典的山水游记不同，和以单纯的自然景物描写不同，这里更多地表现了市民阶层的郊游生活，或者说，作者是把“衣冠士女”和“踚屋”的市井细民作为同一的对象来描述。作者不是从自然山水本身获取诗情(他明确地认为“其山无高岩邃壑”)，而是在“踚屋”市民参加的游览热潮中觅得了新鲜的审美感受。这种审美感受反映了明代审美理想和意绪的特征。“莫不靓妆丽服”的打扮装饰，“重茵累席”的席地而坐，“置酒交衢间”的旅游方式，都有浓重的世俗情味，较少古典色彩。
文势气沛畅达
作者在纵意描述之后，猛然拉成一个大镜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作者以远眺作为审美视点，在纵横交织的铺衍勾划中辅之以夸张，间之以比附，形成一气如注的滔滔文势。“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是空间范围的概括，形成画面的横向开阔感，吻合着远望的审美视觉特征。“从……至……”的提顿，一连出现“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 云泻”三句比喻中兼具夸饰的描绘。像梳齿一样靠拢的游人，是对其密度的形容。“檀板”暗勾下文“呕者百千”；“樽 ”隐联上文“置酒交衢”，内脉密合。如丘积、如云泻的比喻夸张，既是绘其郊游的特定情景，更是形容游客如云的盛况，服务于本段的审美重心，连用四个四字结构句，其目的是在蝉联而下的文句中形成文势的气沛畅达。
比喻虚实相间
行文至此，于“远而望之”四字，回拢到主体的视点上来，文气稍有提顿，遂发为奇颖的比喻句“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雁”句言其盛，“霞”句言其色，“雷”句言其声，声色交错，染色于画卷，倾声于画外，连珠式的四字结构句型，同样有文势的波荡，有主体赞美之意的浮动。比喻句的联缀，既形成气势的喷注，又使描述对象的瑰丽色彩及其喧阗声势具体化了。比喻是求取形象的确定内涵，而旋即跳成“无得而状”作为本段的收煞，意绪得以翻变，是从比喻的具体到抽象的概括，旨在说明这一切情景都是无法用比喻而得其盛状的。惟其用“无得而状”的模糊语，才更显示这幅云蒸霞蔚般的郊游图的美不胜收。
描绘具体细致
在全景图的空阔而舒卷的纵意渲染和鸟瞰拍摄之后，作者进入具体细致的艺术描绘。而这一艺术描绘在审美选择上的别开生面是扣住一个“唱(呕)”字，笔墨由疏放趋向深细。“唱”的听觉形象最能显示有市民层参加的虎丘中秋郊游的特征，也最能体现作者的审美趣味。因而，本文审美重心的确定导源于主体的审美欣赏意识的定向功能，使中秋时节的虎丘情景描述在审美选择上显得别具一格，另奏风调。而这一大段描述又独特地借助于“布席之初”到“未几”“已而”“比至”的表示时间观念的词语的微变，带动出意象的轻转，使一幅幅情状图画冉冉扑来。而这一切，以“露”的笔墨出之，牵引了“藏”着的主体审美趣味的变化，其用笔如此，堪称精妙。中郎描述的这一声态情景是流动、变化的，即由繁闹到幽静。“声若聚蚊，不可辨识”，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嘈杂的声浪，莫之能辨，是中秋虎丘热烈情景的生动、具体的写照，但不是作者审美的最终目标，他所欣赏的是“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是“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可见，作者审美上所追求的是清幽而又明亮的声态。而这一声态又是产生于“明月浮空，石光如练”“月影横斜，荇藻凌乱”的幽静而又雅丽的环境之中。声、色、境以明丽的格调和交融的整一形式出现，才是作者审美意趣的真正寄托者。他从这里获得了审美感受，确定了他独特的审美个性，他为之神驰和击节的不是钟鼓齐鸣的交响乐，而是轻悠亮彻的小夜曲。艺术作为主体对于客体的审美观照，作者的审美趣味在选择过程中显示出独特的主导作用，由此又产生出作者独特的审美评价：“听者魂销”，“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这一大段作为全文描述重心，不是在横长的空间感上取胜，而是在时间的不断推移上使意境导向深入，并以鲜明的层次加以显示。值得细加玩索的是，这一大段声态描述的时间、人数、主体审美趣味是密切融合而又同步推进的。布席之初──唱者千百，未几──数十人，已而──三四辈，比至──一夫。从不可辨识至音若细发，却响彻云际，境界每一移位，则主体审美情思便深入一层，如螺丝钻木，又如开沟掘井，直至审美的核心地带，发露最主要的审美情趣为止，即“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这里时域的按步换形，带来审美趣味的登堂入室。 声态描述至此已是情尽意满，作者才突然抽出笔来，写到虎丘的自然山水景象，“剑泉深不可测，飞岩如削”，这一飞来之笔似与上文意脉不相关涉，大有突兀而起之势。而这一点恰恰体现了袁氏“公安派”的审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叙小修诗》)，“信口而出，信口而谈”(袁宏道《与张幼于》)，兴之所至，不拘成法，显得洒脱自如，擒纵自便。到这一段，全文才写到游虎丘的主体“我”，这和传统的山水游记笔法大相径庭。而主体登临时的特点又不是径宣纸面，而是隐藏在直接形象之中，引导人们去体味间接形象的存在。
语言质直洁爽
“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天池山简直像是千顷云山的几桌一样，这是在形象与形象间的对比中加以突出，反衬出千顷云的高，也显示出主体审美视点的高。“面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仅虞山一点在望”，这又显示出主体的视线之远。这一段直接描述虎丘剑泉一带的自然景象的文字，作者仿佛随意拈出，稍加轻涂，没有腴言芜词，一切显得质直洁爽，而一切又无不蕴含着主体的审美感受，成为袁宏道审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情与景会，顷刻千言”(《叙小修诗》)的实践。例如，见千顷云之峻高，峦壑竞秀，生发出的“最可觞”的情趣；“过午则日光射人”所产生的是“不堪久坐”的感受；至于欲祠韦苏州、白乐天，却因事过境迁而未成，最终还是“兴阑”所致。主体的审美感受在所有物象的描述中成为归结点，这正体现了袁宏道山水游记的基本特色。 最后一段，就更具有感受性了。“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袁宏道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任吴县县令达两年时间，登临虎丘有六次之多。可见，他对虎丘山水的留连的感受之深，由此也透露了他写《虎丘记》是综合概括再加审美选择的构思特色。最后一次是“与江进之、方子公同登，迟月生公石上”，这一次所见月是怎样的娇妍，因与主体感受的关系不大，就略而不写。
鄙薄官场生活
作者从“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的情景中，感喟系之，“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显露了对官禄的鄙夷，这一点，跟他《与丘长孺书》所表达的对苟且蝇营的官场生活的鄙薄之情，同归一源。对官场生涯的目击，“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的隔膜，深化着袁宏道的内心苦闷。这种隔膜使得他无法领略“听曲此石上”的迷人情趣。这是袁宏道审美个性和所处地位产生出来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在当时的特定内涵体现为感性和理性的冲突。而这一矛盾所引起的内心刺激，生发出解决矛盾的根本办法是“去官”，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他日”“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的决绝誓词，才有“解官，称吴客”的庆幸，才有“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的对月发问。六登虎丘，最后一次的刺激成为袁宏道呈请解官的重要契机。明乎此，我们才会明了这位以发抒主体感受为特征的“性灵说”的倡导者的审美个性的执著，也才会明了他辞官后审美个性得到无所拘制的发展写下《晚游六桥待月记》的原因所在了。作者写作本文的意图在于记述虎丘胜景，重点记八月半中秋之夜虎丘的清唱竞赛场景，表达他无官—身轻的闲适心情。
结语
总之，《虎丘记》以作者的感受作为内脉，这里有审美感受和环境的审美场的矛盾，这种矛盾本身就具有感受性质。通篇写山水少，写游况多，均发轫于作者的审美感受；文势时有腾挪，意象或作变化，一路写来，均有作者感受的隐隐跳跃。感受深者，则用墨如注；感受浅者，则微微点染，不受自然山水散文通常受客体对象规范的传统笔法，显示出审美感受作为观照万物的“性灵”特征。作者对世俗情趣的郊游浓墨泼洒，主体感受的往返流转，笔触章法的任情而为，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审美传达这三者都带有明代山水游记文典型的时代审美特征。
此词围绕着梦境描写，赋咏闺中女子离别相思之苦。
上片开头两句交代深秋午夜清冷衰残之景，渲染出寂静的环境氛围，由此引出女子的梦境。“何期良夜得相逢”流露出梦遇情郎的幸运之感，朝思暮想的心愿终于在梦境中得遂。
下片则转而描写闺房之内温馨静谧的景物，但是结末一句“觉来枕上怯晨钟”，美梦醒来，更觉惆怅，更见思妇的愁情伤怀。
作品运用蒙太奇的手法在真幻世界间徘徊，描写梦境极其婉转，由现实环境的静谧，我们可以感受到梦境的温柔和甜美；梦境消失之后，她又“怯”晨钟，点出了女子此种梦多而又怕梦的复杂心绪，由梦境之和美更觉现实之孤单。将思妇的愁怀表现得含蓄蕴藉，余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