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点火樱桃》写作年代已无法考证，也没有其他材料可供参阅，但从此词的意境推测，可能是辛弃疾中年政治失意后的思归之作。
此词描写词人因春归而想家的悲凉情绪，它以春景为媒介，充分体现了自家身世和国家命运都很悲惨的感叹，是一首饱含政治色彩的上乘之作。它之所以流传下来，为人所喜欢，不仅在于它饱含深情厚意，更在于作者在写词时不是枯燥地、直通通地诉说，而在生动鲜活的意境描写中创造了幽远深邃的抒情境界。
上片即景伤春。词人的艺术触觉是十分敏锐的：词人既欣赏江南之春的美好，又痛惜江南之春的不久长。在词人的笔下，暮春的景致使人眼花缭乱。“点火樱桃，照一架、荼蘼如雪”二句，犹如彩色影片的特写镜头，园林之中灿烂的春色被推到读者的眼前。一株株樱桃，硕果累累，红得像着了火；一架荼正盛开着白雪般的花朵，与火焰般的樱桃交相辉映，整个园林红妆素裹，分外娇艳。“春正好”是一句简洁深情的赞语。春天好，好就好在生机勃勃。春笋穿破了长满青苔的土阶，蓬勃地向上生长；春燕牵引着初产的幼雏，在缓缓地飞翔；流莺呼朋引伴，娇音恰恰，就像奏响了一首首春之抒情曲。可是好景不长，恰如前人的名句“开到荼花事了”所标示的，高潮一过，春姑娘就要回去了，想挽留也挽留不住。也许正是因为预感到春之短暂，乳燕才飞得没有兴致，其翱翔之力“弱”了下来；那些自在的流莺，也因此而歌声不畅，它们的啼音竟然使人有“怯”的感觉。燕之“弱”，莺之“怯”，其实都是词人感伤春天心理的外化，辛弃疾这里则是满腹心事。对于一个政治理想落空、在现实生活中屡受挫折的人来说，春归是象征着希望破灭。自然景观的变化和季节的无情推移，牵动了词人满怀的愁恨，于是词人向春天发出了怨愤之语：“问春归、不肯带愁归，肠千结。”这三句与词人的名篇《祝英台近·晚春》的结拍“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用语和含义都很相似，只是这里语调更为急促，意思更为直截了当一些。词人似在对空呼喊道：千愁万恨，都是你春天给引出来的；如今你自个儿走得利索，却把愁留给人不管了，你可知我已经愁肠千结，无法解开。这一串怨春之语，无理之极，然而有情之极，“肠千结”三字，尤能夸张地表达出词人抑郁不堪的烦乱心绪。
词的下片，具体而细致地抒写这被春天触动的愁和恨。换头的四个三字句：“层楼望，春山叠；家何在？烟波隔。”承“肠千结”一句而来，点明词人内心所郁积的，并不是春花秋月的哀愁，而是怀念家山的深沉悲痛。词人登高楼而远望家乡，无奈千重万叠的春山遮断了双眼，茫茫无边的烟波阻隔了归路。这春山、这烟波，象征祖国的分裂，象征政局的险恶，象征词人执着追求的抗金恢复大业所遇到的无数艰难险阻。接下来“把古今遗恨，向他谁说”二句，愁怀浩渺，语意悲怆，英雄的孤独感拂拂生于纸面。所谓“古今遗恨”，按字面之义自然是指从古至今的恨事，但怀古是为了伤今，因而这里的“古今”，偏重于指“今”。“今”之恨，莫过于中原沦陷、祖国分裂之恨。
由此可见，这两句是向人们说明：词人之“恨”的内容，决非一般文人士大夫风花雪月的小恨，而是深沉悲痛的家国大恨；而词人为雪此大恨而奋斗，响应都寥寥无几，此恨几乎无处可以倾诉，这又是自己满腔愁恨之更深一层。紧接“蝴蝶”二句，化用唐人崔涂的“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一联而变其意。《庄子》上说，庄周梦见自己化为蝴蝶。后来文人就将做梦称为“蝴蝶梦”。千里梦，指自己的想家梦。子规的叫声像是在说“不如归去”。这两句，是就情造境的哀婉之笔，以深夜不寐的痛苦情景，来将上文所抒写的内容进一步向广阔的时空延伸。一个“不传”，一个“叫断”，是点铁成金之语，使得这两句比崔涂原诗更为凄切地表达出思家念远之悲。还须指出的是，从词人的生平、思想及上文的“古今遗恨”等来综合判断，这里的所谓思家，不是思念其江南地区的寓所，而是思念远在北方金人统治之下的山东济南老家。全阕的结拍云：“听声声、枕上劝人归，归难得。”“声声”，承“子规叫断”而来，可谓善于呼应，构锁严密。“劝人归，归难得”二语，修辞学上称为“顶真格”，其作用在于文气贯通地倾泻自己的苦痛之怀。这里以情语结束，但由于与前面的形象描写相联系，并且语意真挚感人，所以这个结尾仍然富有韵味，令人对这位爱国志士有家难归的痛楚油然而生共鸣之感。
辛弃疾的政治抒情词，就表达方式而言，可分为直抒与曲达两种。所谓直抒，是指张口畅谈，议论之声滔滔不绝，悲壮之情，慷慨豪迈之志，全盘托出，没有半点含蓄，从不凭借外物，不依靠比兴等手法。所谓曲达，是指心里有急切想说的话，但考虑到自己处境险恶，不敢将心中所想原原本本地畅快淋漓地说出来，而是凭借花鸟山水来抒发自己的忧愤。此词就是属于后类。
此诗头两句写诗人站在高处，放眼望去，一群耕农在小树林的土堆旁谈论着什么；三四句正面点题，看着眼前的景象，经诗人观察后发现一处野塘，水已溢出，虽未写春雨本身，但写了春雨后的景象和春雨带来的“喜”意。全诗朴实无华，不从正面着笔，而是侧面烘托、渲染，以景写情，画面鲜明生动。
此诗写春雨，但诗人并未着力于雨中之景，而是写雨后情形。其所选意象亦与一般咏雨之作大异其趣，使人读后顿生清新之感。
首句“耕人扶耒语林丘”写春雨过后，村人手扶耒，在山丘之际，互为相谈。诗人虽未有半字言及农人心情，但一“语”字，则将耕人喜得春雨之情展露无余。《诗经·大雅·公刘》写周人安居之情形，即用“于时言言，于时语语”二句形容之。此处用“语”字亦收相同之效。春季农事伊始，农田待耕，故农人“扶耒而语”。
林丘之景叙毕，诗人又将目光投向花外水流。经春雨滋润一过，春花泛彩流红。春花之外，是流水蜿蜒。因有春花相阻，故未见春水，但时见沙鸥飞落，欲集沙洲。杜甫曾有诗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是于茫茫天地，一线长河之间，陡出一沙鸥飘飘，其苍茫之势自是工部气象。而此诗则以一“落”字出，其较野老而言，又甚有轻巧灵动的兴味。
末二句切入正题，问雨来多少。诗人自问已毕，又自答曰“野塘漫水可回舟”。既是野塘，无人打理，想必水浅难泊，而此番春雨一过，水势大涨，竟可回舟其间，其雨势之大可以想见。都云“春雨贵如油”，亦无怪乎耕人扶耒相语，欣欣而喜了。
全诗借春雨之事，写耕人，写沙鸥，写野塘，此三者均含世外之意。村人野老，农耕桑麻不必说，沙鸥自飘然有逸气，野塘回舟亦安然独立于尘世之外。故此诗于清新中隐隐透出一股逸气。而作者其词“奈愁极顿惊，梦轻难记，自怜幽独”（《大酺·越调春雨》）虽同写春雨，其所抒之情则迥然有别了。
此诗是一篇新乐府，通过鲜明的对比，揭示了在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下，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
“海人无家海里住”，诗一开始便交代了“海人”的生活状况及其工作环境。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家，常下水作业，大部分时间浸泡在又咸又涩的海水里。一个“住”字形象而准确地反映出“海人”的工作时间之长，劳动强度之大。用字可谓精准。次句“采珠役象为岁赋”对首句作了补叙。“海人”以采珠为业，以交纳赋税为目的。可见当时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负担何其繁重，工作条件又是何其低劣。“恶波横天山塞路”乃诗人渲染之笔，对前两句作出具体的描绘。采珠之时常常是风大浪急、波涛蔽日，运珠之途常常是山陡路仄，坎坷难行。而“海人”却要年复一年地辛苦劳作，毫无安闲之时。度日非常艰难。以上三句对“海人”采珠纳税的整个过程描绘得层层深入，用语简洁生动，形象鲜明，通俗明晰。
末句“未央宫中常满库”是此诗最为精彩之处。与“海人”的无家与未央宫里的珠宝常常填满库房形成鲜明而强烈的对比。这里写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未央宫中满库房的珠宝竟是“海人”终年辛苦所得，而“海人”却穷困潦倒至“无家”的地步。诗人先以“海人”为描写对象，再现了他们工作条件的艰苦及其工作环境的恶劣程度，结尾处用重笔突出主题，戛然而止，用笔简洁峭拔，入木三分。劳动的果实自己不能享有，而全被统治者拿去，主人公内心的怨恨、哀伤可想而知。但诗人不予说破，语气含蓄，意在言外，隐含了作者对统治阶级肆意盘剥劳动人民的无耻行经的强烈讽刺和愤慨。王安石曾这样评价王建的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通篇看来，王建的《海人谣》篇幅短小，构思巧妙，语言通俗易懂且凝练精悍，极富表现力，有民歌谚谣的色彩，“独张籍、王建二家体制相似，稍复古意。或旧曲新声，或新题古意，词旨通畅，悲欢穷泰，慨然有古歌谣之风。”（《唐音癸签》卷七引）。通过前三句与尾句的对比，清晰地反映了诗人的不平和愤怒，尾句一出，便于不动声色中将题旨表露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