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四句忆昔，叙述绿珠初进石家并倍受石崇的怜爱；次四句指出绿珠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最后四句，紧承前诗，叙写绿珠的惨死，语言中充满悲愤。全诗虽咏绿珠，实则借以抒发诗人对其侍婢窈娘的爱恋和对武承嗣的怨愤。诗分三节，每四句一节，意随韵转，语调慷慨激昂，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前四句叙述绿珠入金谷园，得到石崇宠爱的情事。像石崇这样的巨富，出于对声伎的爱好，“明珠十斛买娉婷”本是常事；但在这里，着意表现的并非其一掷千金的豪举，而是石崇对自己的重视和赏爱。
“此日”二句，将一个普通下层歌女的可娉可爱，由外表到内心，都加以生动展现。这两句分别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男女双方对爱情遇合的热烈感情。复沓的句式加强了感情的表达。君怜我而我亦感君，正是日后以身相殉的感情基础。
中间四句叙写权豪势力横加压迫，强取豪夺。先说石崇对自己闺中的声伎并不秘藏，常将歌妓舞女的才艺展示给外人观赏。而这，正成了致祸的直接根由，招致了“骄矜势力”的横加干求索要。这里用“意气雄豪”“骄矜势力”“非分理”“横相干”等一系列感情色彩强烈的词语，揭示出权豪势力的骄矜自得、专横无理、气焰熏天的丑恶凶暴面目。表面上指孙秀，实际上指当权的武承嗣，字里行间，充满了强烈的怨愤之情。
最后四句，写绿珠不忍辞石崇而去，决心以身相殉。 两用“君”字，如面对石崇哀愤呼告。接着用“终不忍”一笔兜转，展示出内心万难割舍的深情。尽管不忍离去，却又无法违抗，只能空自掩面饮泣，泪湿铅粉而已。去既不忍，留亦无法，只有以身相殉。
末二句是绿珠坠楼前的内心独白，是誓死忠于爱情、反抗强暴的宣示。“百年离别”，即使最相爱的情侣之间，也终有离别之时，但这离别却因横暴势力的“相干”不得不“在高楼”演出这极惨烈的一幕，却是惊心动魄的悲剧。既然不能百年相守，只能“一旦红颜为君尽”，用死来表明对所爱者的忠贞，对横暴势力的反抗了。“百年”与“一旦”鲜明对照，将誓死相殉的感情表现得更加强烈。这个结尾，是全诗感情的结穴和高度凝聚，沉痛愤激，直截决绝。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
这篇文章上承《袁家渴记》，下启《石涧记》，是《永州八记》的第六篇。文章记述了作者沿渠探幽，追求美景的事，表达了作者探奇制胜，拓宽胸怀，追求胜景借以抒发胸中积郁之气的感情。
第一段写石渠在袁家渴西南不到一百步的地方，当地的老百姓在它上面架了一座桥。“有泉幽幽然，其渠乍大乍细”句，从视觉上描绘了泉水细徽轻缓流动的样子，从听觉上描摹了它忽大忽小的渠声，突出了石渠泉水的特点，石渠有的地方宽不到一尺，有的地方两尺来宽，长度大约十来步（古时一步五尺）。它的水流碰到大石，就从石下潜流出来。一个“伏”字，进一步突出了渠水“幽幽然”的特点。接着写渠水的流向及渠上的景色：过了大石，前边有石泓。石泓是比石渠水深的石洼。它的上面覆盖着菖蒲，四周环绕着苔藓，泉水折向西流去，旁边的水落入岩石下。北面堕入小潭中。潭的面积小不足百尺，潭水清而深、有许多白条鱼在水中游动。后又向北弯弯曲曲地流去，看起来好像没有尽头，然而终干流入渴中。它的旁边都是形态怪异的石头，诡怪的树木，奇异的草儿，美好的嫩竹，这里，人们可以并排坐下来休息，这一段描写，语言简洁，把“睨若无穷”的曲折的泉水写得一目了然，渠上的风光只用几个字就写出了特色，作者着重描写了石渠的风：它摇动着那些树木，花草、竹子的梢头，发出的声音在山谷里响动。眼看着它们已经静静地不动了，可它们被风吹动发出的声音却方才在远处回响。视觉上是“静”，听觉上却是“远”，构成了十分奇妙的意境。拿这篇的风同《袁家揭记》中的风比较，它们的“个性”特点是十分鲜明的：一个是“静远”，一个是“骇动”，这反映了作者善于细致观察自然、善于抓住其特点，并且用贴切的语言来再现它们。柳宗元的游记的确匠心独具，有其特殊的风格。
第二段写作者从州牧那里得到石渠加以整治的情况：把枯草朽木归敛成堆然后清除，疏通渠道，清除堵塞的土石，把已经堆积起来的枯草朽木烧掉，渠道既已疏通就注满了清泉。可惜还没有人传扬它，所以作者才完备地记下它周围所有的景物，留给那些喜爱山水的人，并把这些刻写在石渠的北面，使以后热心此事的人便于得到。这段记事简明扼要。文中一个“惜”字，反映了作者的心情。可以这样理解：既是“惜”石渠之未始传，也是惜自己的怀才不遇。
最后一段记下整修的时间：元和七年正月八日整修到大石边。十月十九日，走过大石发现了石泓小潭，至此石渠的美景才算到了尽头。这篇文章文字简洁，用词精炼确切，独具特色。
这是一首以春雨为背景来写闺怨的歌词，风格颇似北宋前期的晏殊欧阳修。
词的开头两句“一曲歌成酒一杯，困人天气好亭台。”显然袭用了晏殊《浣溪沙》开头之“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晏殊“一曲新词”之“新”，是与后句中之“去年”及“旧”字相照应的，为下阕抒情“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作了很好的铺垫。这里中白所写题材与大晏相同，画面背景也有相似之处。以“歌成”取代“新词”，未见佳妙；但后句“困人”二字则显然紧扣“春雨”的背景，并为写闺怨的主题作好准备，妙在信手拈来，不露痕迹。
“沉沉春昼斜飞雨，寂寂闲亭乱点苔”二句，即是承“困人”二字展开来说的。天气何以“困人”？只缘“沉沉春昼斜飞雨”，春天白昼较长，“沉沉”此处有“漫漫”、“漫长”之意。“斜飞”二字，写春风颠狂，又与下句“乱点”二字相照应。由于春昼漫长，风雨不断，所以闺亭终日紧闭。一“闲”字是与“寂寂”二字相呼应的，骤雨终日，自然不会有客来访，因而显得“寂寂”，只有台下的青苔，在春雨润湿下，任意蔓延滋长。两句有声有色的写景，为下片写闺怨提供了一个典型环境。
换头三句写春雨之中百花纷谢。“花几簇，锦千堆”二句，极写春日繁花处处可见，或一丛丛，一簇簇，或万紫千红，锦绣成堆。然而经过春雨摧残，终于“落红成阵”。帘内的思妇，眼见众花零落，映照香腮，极易产生美人迟暮之感。“映香腮”二字亦人亦花，亦花亦人，“花面交相映”，含不尽之意。思妇不忍看这众芳凋零的景象，“不如却下帘儿坐，自看同心七宝钗。”钗为女性首饰，“七宝”指多用宝物装饰。“同心”二字有二义；一是钗本身是由两股合成，如夫妇同心；二是暗示此钗乃其所爱者所赠。因百花凋零而有美人迟暮之惧，美人迟暮又有为所欢抛弃之惧。怎样才能避免这一后果，消释眼前愁闷呢？关键在于所欢对自己始终不渝的爱，故结尾两句，以看同心钗来自我慰藉，生动地传达了她此时的心态。
这首词颇似温庭筠的《菩萨蛮》组词，作者虽是常州派的后劲，但看不出这首词有何深沉的寄托。从艺术上看，此词除开头两句袭用晏殊词句外，还在于较注重意境的刻划。“沉沉”二句形象生动地从形和声两方面写出春雨的神态。而“落红成阵映香腮”，则以暮春的落花飞雨，烘托闺中人的寂寞无聊，而又于百无聊赖中透露一丝相思的恋情。人总是既生活在现实中，又生活在希望中的，没有希望就没有生活。全词即在这向往中收住，留下耐人寻味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