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令开篇，即用一个简洁的鼎足对，指出作者的意志犹如久经锤炼的钢铁，而富贵功名则宛若枕上蝶和酒中蛇，虚幻缥缈。作者在后半部分直言隐居时困顿窘迫的生活：一幢破旧的竹篱茅舍．屋外寒风刺骨，雪花飘飞；屋内残酒剩菜，寒气逼人。一贫如洗的知识分子一边用剩酒残羹果腹，一边则只能在竹篱茅舍中，在如豆青灯之下苦读。作者宁愿清贫，不改其志，依然鄙薄世俗追求，自守高尚的人生节操，表现了元代士人安贫乐道的人生价值取向。
“肝肠百炼炉间铁”，起句一语双关。刘琨《重赠卢谌》有言：“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这句既指自己久历磨难，备尝艰苦，就如同钢铁一样被锻造，也指人像那炉中的钢铁一样，变得坚硬冰冷，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接下来“富贵三更枕上蝶”一句语出《庄子·齐物论》，庄子曾在梦中幻化成蝴蝶，但醒来之后发现自己不过是庄子，喻指所谓的富贵荣华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梦境。
“功名两字酒中蛇”用的是“杯弓蛇影”的典故。相传乐广有一位亲密的朋友，以前经常往来，但不知何故，很久都没有来家拜访，于是便设宴款待他。酒席之上，乐广问他的朋友为何久不来家，朋友说以前来吃饭的时候看到酒杯中有蛇，回去便病倒了。乐广听后便告诉他那是墙上的弓在酒杯里投下的倒影，朋友明白之后病便不治而愈了。这句和上句一样，指那功名也是虚幻之物，不必为此劳心劳神。
这两句同时援引了“庄周梦蝶”和“杯弓蛇影”两个典故，充分表明了作者对功名利禄的否定及蔑视，带有很强的讽刺意味，也是作者对人生的一种领悟，和“悟世”的主题相对。
前三句可以说是直抒胸臆，奠定了全曲的感情基础，从句式上来说是典型的鼎足对。“尖风薄雪，残杯冷炙，掩清灯竹篱茅舍”，这三句的内容很浅显，描述的始终贫寒凄苦的生活，是乔吉的自我写照。寒风刺骨，雪花飞舞，家里只剩下一些残羹冷炙。住的是竹篱茅舍，到了夜晚灯光昏黄，自己还得在那如豆粒般大小的灯光下读书，生活是何等的清苦。
作者巧妙地运用了雪花、残羹、灯火、竹篱茅舍等事物，加之“尖”“薄”“残”“冷”等形容词清楚地描述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读书人没有地位，过着饥寒交迫生活的现实，引发人的深思。这也是前文作者为何会感叹富贵功名如梦幻的原因，到此，叙事与抒情很自然地便融为一体，丝毫没有生涩之感。
这支曲子内涵丰富，包含了作者对人生的思考、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反思。乔吉一生落魄，怀才不遇，经过多年的漂泊，饱尝世间人暖，终于感悟到一切到头来只不过是一场空。心灰意冷的乔吉在破败的居所中写下了此曲，读者从中也可以感受到一种苍凉的悲剧气氛。总体来说，这支《卖花声·悟世》用词清丽典雅，语调婉转和谐，足以表现其艺术风格。
此诗只有二十个字，但诗歌意境非常壮阔，可以说是描写鹳雀楼风光的上乘之作。
前二句写楼高以寄胸怀。诗人站在鹳雀楼上，望远空飞鸟仿佛低在楼下，觉得自己高瞻远瞩，眼界超出了人世尘俗。从艺术表现看，这里把视觉反差运用到景物描写中，以远处物体似低小的感觉来反衬近处物体的高大，饶有意趣。从思想境界看，则诗人自有一种清高、俊逸的情怀，志气凌云，而飘飘欲仙，大有出世之想。第二句一作“高谢世人间”，则高蹈的情怀更明确。
后二句写四围景象以抒激情。中条山脉西接华山。从鹳雀楼四望，天然形势似乎本来要以连绵山峦围住平原田野，但奔腾咆哮的黄河却使山脉中开，流入断山，浩荡奔去。这概括的描写，勾勒出山河的形势和气势，同时也显示出诗人开阔的胸襟和奔放的激情，目光远大，志向无羁。这二句与前二句一气相贯，既以显出楼高望远，更以见出诗人志高气逸的情怀。
宋人沈括称赞这诗和王之涣诗都“能状其景”（《梦溪笔谈》）。但景以情见，物由志显，能状壮阔山河，正因诗人胸怀高尚。这诗和王诗都是这样的情景交融的好诗。由于时代、遭遇、处境的不同，因而两诗的意境不同。王之涣是盛唐诗人，而畅当则是经历战乱的中唐诗人。他在唐代宗大历七年（772）进士擢第后，仕途淹滞，有志不骋，也曾隐游，“拙昧难容世，贫闲别有情”（《天柱隐所重答韦江州》）。他自视清高，志不苟俗，又不甘困顿，有一股冲决樊篱的激情。因而登临赋诗，抒怀励志，瞩目高远，激情迸发。从当时历史条件看，应当说，这诗的思想内容是进步的。而这种励进的精神，在今天也是可取的。
首联入题，点明杭州的黑暗政治现状。残酷压迫人民的钱大王，虽然死去千年，但他的幽灵还在杭州游荡；而效忠吴国的伍子胥，却落得葬身鱼腹，尸骨不可寻的悲惨结局。这两句诗寄托史事，影射现实， “仍如在”是点睛之笔，强调指出国民政府在杭州的暴虐统治。含蓄而尖锐地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在当今的“钱王”治下当顺民，还是步伍子胥后尘。这是从政治上暗示郁达夫，不要对浙江的国民政府当局抱任何幻想。
颔联从杭州的风光景色来说。“平楚日和”和“小山香满”，借对杭州幽美风景的描写，象征一种安乐、闲适的生活境界。 “憎”于“平楚日和”的“健翮”，“蔽”于“小山香满”的“高岑”，意思是说，翱翔云天，搏击风雨的雄鹰，厌恶风和日暖、平林漠漠的小天地；革命者如果陶醉在花香四溢的小山里，那就会遮蔽自己的政治视野，而不明革命的大理。鲁迅1928年去杭州时说：“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忘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事隔几年，他把这一观感融进了诗句中。语重心长，严肃地提醒郁达夫：不要迷恋这样的生活环境；又热忱地鼓励郁达夫：要像“高岑”，要学“健翮”，做一个有抱负的革命者。
颈联又从杭州的名胜古迹来说。西湖畔，抗金名将岳飞，生前遭奸臣陷害，壮志未酬，死后留下一座坟坛，冷冷落落；孤山上，避世隐居的林逋，留下了梅林鹤冢，寂寞凄凉。这两句诗借两个历史人物的命运，暗示郁达夫，纵然你有爱国之心，然而国民政府当局推行的是卖国政策，你也无所作为；退一步说，若是像林逋那样结庐自守，种梅养鹤，也只是孤寂无聊地度过一生，岂是出路，对郁达夫进行又一次恳切的劝告。
尾联从正面引导。既然杭州不是久留之地，那么又该到哪里去，鲁迅明确指出：“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足”字联结社会生活和文艺创作，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作家和社会关系：“风波浩荡”的生活和斗争，给作家提供充足的“行吟”的题材；也只有“风波浩荡”的生活和斗争，才足以供作家“行吟”。鲁迅希望郁达夫到辽阔广大的地方去，经受大风大浪的锻炼，汲取丰富的创作源泉，写出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作品。篇末点题，为郁达夫指明正确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
本诗典出南朝宋虞和“论书表”：“羲之性好鹅。山阴昙禳村有一道士，养好鹅十余。右军清旦乘小艇故往，意大愿乐，乃告示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德’，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过“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便住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诗人以简洁精炼的语言把上述故事诗化了，便于人们朗诵、歌唱。
从这首诗中，进一步说明了书法在晋代已成为一种令人神往的艺术品。王羲之在当时已有很大的名气，墨迹已相当值钱。这与诗人在“草书行歌”中说王羲之为“古来几许浪得名”是相矛盾的。由此，“草书行歌”是否确系李白所写也可作为一个怀疑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