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来暮去夹街树，经过烟雾如游龙。
问马何由得如此，淮安大豆清泉水。
胸排两岳横难羁，尾撒圆球骄欲死。
阳春三月杨柳飞，骑者何人看者稀。
梅花银钉革带肥，京城高帽细褶衣。
马厌豢养人有威，出入顾盼生光辉。
去年防秋古北口，劲风吹马马逆走。
对垒终宵不解鞍，食粟连朝不盈斗。
将军见虏饱掠归，据鞍作势呼贼走。
士卒久已知此意，打马追奔仅得彀。
天寒马毛腹无矢，饥肠霍霍鸣数里。
不知此处踏香泥，一路春风坐罗绮。
朝来暮去夹街树，经过烟雾如游龙。
问马何由得如此，淮安大豆清泉水。
胸排两岳横难羁，尾撒圆球骄欲死。
阳春三月杨柳飞，骑者何人看者稀。
梅花银钉革带肥，京城高帽细褶衣。
马厌豢养人有威，出入顾盼生光辉。
去年防秋古北口，劲风吹马马逆走。
对垒终宵不解鞍，食粟连朝不盈斗。
将军见虏饱掠归，据鞍作势呼贼走。
士卒久已知此意，打马追奔仅得彀。
天寒马毛腹无矢，饥肠霍霍鸣数里。
不知此处踏香泥，一路春风坐罗绮。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
这首诗首联借助杜诗句意与冯谖弹铗之典，写彭民望英雄失路、无所依托的悲愤情怀。颔联以秋风、夜雨、短褐、梦寒等构成凄清境界，表达对友人穷困孤寂生活的无限同情。颈联尾联则抒发人情淡薄之慨，同时也流露出自己无力援手的无奈。
诗的首句如急雨飙风，拔地而起，气势磅礴，化用杜甫《短歌行赠王郎司直》起句“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表达彭民望英雄失路、托足无门的悲哀，及其胸中万丈勃然不可磨灭之气，睥睨天下的豪兴，一下子提起了全篇。严羽《沧浪诗话·诗法》说：“对句好可得，结句好难得，发句好尤难得。”诗发端气魄宏大，即能笼罩全诗，使通篇灵活而有生气。对句承出句而来。说彭民望有如此才识，自当回翔公卿，出将入相，现在却失意而归，难遇识家。诗用冯谖典，一是说他有冯谖那样的高才；一是说他目前穷愁潦倒，仍需求助于人，但世无孟尝君那样识才大度的人，使他仍然屈居底层，无人简拔。这样，用一个典，既为彭民望占身份，又写出彭民望的处境，又贯注了自己深深的同情。
颔联承上句，彭民望失意而归，如今已是秋风萧飒之际，他定然无力裁衣，身着粗布短服，生计艰难；而僻处一隅，落落无偶，在瑟瑟夜雨中，无比凄凉，梦中犹有寒意。这两句对偶极工，把所怀对象放入特定的环境中，把气候之寒冷与人之孤寒融合在一起，又用“犹”、“亦”两个虚字加重语气，使全联融入深沉的情中。而“秋风”、“夜雨”正是诗人们常用以写湖南的掌故，李东阳信手拈来以怀在湖南的彭民望，使诗工中见巧，大中见细，自然而见圆熟。李东阳学唐诗的宏大与宋诗的精巧，这联是他成功地运用。
颈联在景语中渗人情语，设身处地，从彭民望出发，写他所见所思。诗说，在秋风中，落叶纷飞，他定然由此而生悲，叹年华流逝，回思已往，看尽了世情冷暖，知心朋友，寥寥无几。一句景，一句情，但景中有情，情中见景，语调低沉，是写彭民望，也是诗人在抒发自己的喟叹。
尾联归到自己，说彭民望已失意而归，但自己为了衣食计，仍然淹滞京城，虚糜岁禄，无法与彭民望相对共慰寂寥。诗用“苜蓿盘”典，一是说自己清贫，无法资助他；一是说自己位卑，无法援引他，透出无可奈何的怅惘来。同时，李东阳也是在自叹，自己满腹经纶，未被赏识简拔，也许彭民望的现在正是自己的将来。
李东阳在所著《麓堂诗话》中说：彭民望与他初交时，对他的诗未深许。及失志归，李东阳写了这首诗寄给他，彭民望读后潸然泪下，为之悲歌数十遍不休，对儿子说：“西涯所造，一至此乎！恨不得尊酒重论文耳！”李东阳作诗话时已居高官、执诗坛牛耳多年，所以在这儿举此事标榜自己在诗歌上的造诣。这首诗最成功的是恰如其分地把彭民望的处境、抱负形诸于诗，自然、诚挚地流露了自己的情感。古人说诗能移情夺志，彭民望之所以读后流泪，是因为在诗中看见了真实的自己，一股知己之感油然而生，在这种情况下，诗的工拙已经是第二位。
首联“去岁山川缙云岭，今年雨雪白登台”，交代行踪，说自己并不是今朝不得归家，而是久在异地，漂泊至今。“山川”、“雨雪”暗示在外的艰辛，今年的情形尤其令人伤悲，雪花纷至，山中寒气逼人。“可怜日至长为客，何意天涯数举杯”直抒胸臆，可叹游子在佳节时分，众人团圆之际，只能登高饮酒排解忧愁。“长”、“数”字表明诗人在外做客之久及思乡之苦。颈联“城晚角声通雁塞，关寒马色上龙堆”，放开视角，由景人情，由眼前的萧瑟之景联想到塞外边地的荒冷，以此烘托孤寂凄冷的心境。尾联收束全篇，想起故乡的风物，聊解愁肠，但路途遥远，即便是决眦也不能如愿。这重重的阻隔，加上料想故园的梅花正是恣情怒放，尽展风姿的时候，禁不住伤痛万分，还不如勿提此物。这样的心境使得善于含蓄寄意的诗人也直说“愁”字了。
这首诗代表了朱彝尊诗歌的特色。全诗讲究对仗，除尾联外，三联全都对仗工整。尤其是首联、颈联含有四个地名，使用自然贴切。另外，尾联还借用了杜诗的诗意。如此使诗歌典雅深婉，意味颇深，可以见出诗人才华出众。
满井是明清两朝北京近郊的一个风景区。文章用精简的文字记游绘景、抒情寓理。历历如画的景物描写，透出京郊早春的芬芳气息，写出了作者对春回大地的喜悦和对早春的欣赏和赞美，寓情于景，借景抒情，表达了作者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对自由的向往。
文章的开头就不俗，充分反映了作者“不拘格套”和“发人所不能发”的文学主张。
作者在文中是写春游，但一开头却写不能游；作者在文中要表现的是早春时节那将舒未舒的柳条和如浅鬣寸许的麦苗，但开头却大写气候恶劣，“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砂走砾”。
在这种气候下，即使有心去郊游也无法成行：“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作者用恶劣气候和不能出游作一篇游记的开头，在立意和结构上起了这样两个作用：其一，是用城内的枯燥局促与后面将要描述的城外春色春意形成对比，从而得出作者要得出的结论：“始知田郊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当然，结论之外又有深意，它实际上是反映了作者对城市、官场的厌弃和投身于大自然怀抱的欣喜之情。如没有第一段的飞砂走砾、枯坐一风，这个创作意图就不能很好地表现出来。其二，在结构上更能体现出作者“不拘格套”“发人所不能发”的创作主张。这段文字作为游记开头却大写其不能游，这种出人意料的新奇笔法当然不同于常格，既反映出作者随笔写来、兴之所至的性灵和意趣，也在新奇之中看出作者不同于常规的文学追求。
从第二段开始，作者突然笔锋一转去写春游，这中间没有过渡性的语句，显得很突兀，反映了作者思绪的跳跃。“二十日，天稍和，偕数友出东直，至满井。”短短一句之中，交待了出游日期、春游地点及行走路线，显得干净利落。下面即进入对满井春色的正面描绘。作者描绘的步骤是按游人的观赏习惯由远及近、由面及点。作者先写远景：“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如脱笼之鹄”。这是对郊外早春的总体印象，也是对满井一带的泛写和纵览。作者虽未提早春，但早春景色自现。正因为春天到了，冰雪消融，春雨蒙蒙，大地才会变得滋润，但春天毕竟才刚刚开始，所以又是“微润”。同样地，正因为是早春，草木尚未繁茂，人的视线无遮无拦，才会“一望空阔”。作者驾驭语言的功力，于此可见一斑。另外，作者又用“脱笼之鹄”来形容他乍见郊外早春景色的感奋和摆脱了城中局促的欢欣，也显得生动传神，使景和情很好地交融为一体。下面，转入近景的描绘，作者选择三组优美的镜头来表现早春二月满井一带的旖旎风光。首先写水：“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始解”与“乍明”，说明春天已到，但又是刚到；“鳞浪层层”，既明写春风，又暗示河冰已经消融；“晶晶然如镜之新开”，是形容春天到来时河水之清澈，而“冷光之乍出于匣”，则又清澈之中加上寒意，更形象而准确地道出二月春水的典型特征。作者正是通过这形象的比喻和特别准确的副词来描写二月春水的形态、颜色、温度的。写山时，作者则又变换手法，用拟人的方法来表现。春天来了，山上的积雪消融了，但作者不说积雪消融，而说“山峦为晴雪所洗”。积雪由被动地消融变为主动地为山川梳妆打扮，山峰也由一个沉寂的静物变成一个梳洗打扮、髻鬟始掠的美女。这种拟人手法不但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春临大地、山峰转翠这个变化过程，而且也使积雪和山峰在拟人的手法中显得更加娇艳动人，充满春的气息。写田野，则抓住柳条和麦苗，柳条是将舒未舒，麦苗像野兽身上浅浅的鬣毛。我们读后不能不叹服作者观察的细致和比喻的生动准确。“将舒未舒”和“浅鬣寸许”，不但准确地写出了柳条和麦苗在早春二月时的形状，而且也把它们时时变化着的动态表现了出来。时时在吐芽，这才会将舒未舒；时时在拔节，这才会像兽身上不时生长着的鬣毛。这样的比喻更能体现出春天是个生长的季节、向上的季节这个典型的季节特征。
唐代画家张彦远在谈山水画技法时说：“夫画物特忌形貌采章，历历俱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论画体》)也就是说画山水时要“以少总多”，以点带面，切忌全面而细密。看来，袁宏道是深谙此道的。他写满井之春，并没有全面地去细描密绘，而是抓住水、山、田野这三组镜头，通过冰皮、水波、山峦、晴雪、柳条、麦苗这几个典型事物来以点带面，从内在气质上把满井初春的气息写活了。
如果只一味地描景，即使把景物写得再逼真，也算不上山水小品的上乘。更为重要的还要融情入景、情景交融，正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必须把“人的心灵的定性纳入大自然物理”(《美学》)，让山水景物都带上作者的主观感情，成为王国维所称赞的“有我之境”。袁宏道在这篇游记中就是这样做的。在作者的笔下，不但那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红装而蹇者的游人都是兴之所至、自得其乐，而且曝沙之鸟，呷浪之鱼，也悠然自得，都有一种摆脱拘牵，放情于春光中的喜气。这种情志，实际上是作者厌弃官场，欣慕大自然的主观感觉的折射，而这种主观感觉又随着草木向荣，禽鸟的欢叫，春风的鼓荡变得更浓更深。情与景、主观与客观便浑融到一起分不清孰宾孰主了。
本文作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满井是北京安定门东三里外的一口古井，井中飞泉喷礴，冬夏不竭。井旁苍藤丰草，掩映着清清的渠水，错落的亭台，景色优美，是当时京郊探胜的好地方。
开首点出时地节令。燕地，指现在的北京和河北省北部，古代属燕国。旧俗以阴历二月十五（一说为二月十二或二月初二）为百花生日，称为花朝节。这一天人们要到野外去玩赏春光。可是，这一年过了花朝节，百花还没有消息，余寒仍然很厉害，可见北方天气寒冷，春天来迟了。
下接几句承上文“馀寒犹厉”，着重写风沙的厉害。风是“冻风”，有起冻结冰之感；而且时常刮，一刮风，就沙砾飞扬，简直没法出门。一出门，冒风快走，不到百来步就挡不住要回头。这是写渴望出游与不能出游的矛盾。作者是一位喜游爱动的人，如今花朝节已经过了，也不知花事如何，因而探春出游之意早已按捺不住，但却被寒风沙砾所阻，不得不“局促一风之内”，其懊丧和郁闷可想而知。
以下，作者记叙了廿二日偕友游满井时所见的融融春光。“廿二日天稍和”几句，状写天气和心情。一个“和”字，既写天气的和暖，也透露出作者心情的解冻，于是立即同几位朋友出东直门，到满井去。“高柳夹堤，土膏微润”，是出郊所见；一个“局促风内，欲出不得”的人，忽然来到野外，看到堤岸两旁高高的柳树，闻到滋润的泥土芳香，心头不禁漾出一股春天的喜悦。他四望郊原，一片空阔，快活的心情就像脱笼之鸟之样，飞向那辽阔的春天原野。“若脱笼之鹄”，鹄就是天鹅，这是着力描写从局促困居的境况下解脱出来的喜悦。
“冰皮始解”几句写春水之美。“冰皮解，波色乍明”，用对偶的句式，点出余寒已退，薄冰初消，春水开始呈现出澄明的色泽。“始”、“乍”二字扣紧早春景象，十分贴切。“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乍出于匣也”，是写微风吹过水面，漾起鱼鳞般的波纹，清澈的流水闪闪发光，好像清晨刚打开镜匣，反射出镜子的清光一样。“镜之新开”、“冷光乍出”的“新开”、“乍出”，与“冰以始解，波色乍明”的“始解”、“乍明”，一是形容一天的起点，一是形容一年的起点，相互呼应，同一机杼，很有节候感，足见作者观察的细致和刻画的工巧。另外，用新开匣的明镜来比喻明亮的春水，也显得优美熨贴；同时还可以使人联想到晨妆对镜的美人，从而具有表里相关的两层意蕴。
“山峦为晴雪所洗”几句，是写春山之美。山峦的积雪被晴日所融化，青葱的山色如同经过洗试一般，显得格外鲜妍明媚，好像刚洗过脸的美人正在梳掠她的发髻。“始掠”的“始”字，表明美人晨妆刚罢。这个比喻，与上面开匣明镜的春水的比喻，虽然分别指山和水，却一气相通，由明镜而带出对镜梳妆的美人，这就把春山春水融成一体，给人以相互生发的和谐美感。
写水写山之后，转笔写植物。杨柳是敏感的春天使者，也是春色的象征。“柳条将舒未舒”，写柳芽刚吐，枝头鹅黄嫩绿，宛如朵朵蓓蕾，欲开还闭，别有一种风韵。“柔梢披风”，则写出杨柳的动态美。轻柔的柳梢，虽然还没有垂下万缕金丝，却已经迎着和暖的春风低昂而舞了。用一“柔”字、“披”字，写早春杨柳的风姿，很传神。这几句写杨柳，回应前面“高柳夹堤”一句，而作进一步的领略观赏。“麦田浅鬣寸许”，则回应前面“土膏微润”一句，视线由高而低：那一望无际的平畴上，浅绿的麦苗已经从芳润的泥土中探出头来，刚刚只有寸把长呢，整齐得像短短的马鬃一样。作者以极其简练的文字，把景物的特征和自己的审美感受鲜明地表现出来，每一句都渗透着明朗而喜悦的感情色彩。
以上几小段，从初到野外的第一印象写起，进而逐层展示春水之美，春山之美，杨柳之美，麦苗之美，构成了一幅北国郊原的早春风光图，令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这是描写早春风光的第一大层次。
接着写早春的游人。余寒刚过，盛春未到，游人也还不多。但是春天毕竟来了，第一批郊游者也跟着来了。作者写了游人的几种情态：“泉而茗者”，是饮泉水煮茶的，显得清雅而悠闲；“罍而歌者”，是边喝酒边唱歌的，显得豪爽而痛快；“红装而蹇者”，写穿着艳丽服装的女子，骑着毛驴缓缓而得，显得从容而舒适。“亦时时有”，是说经常可以看到。这一句反接“游人虽未盛”一句，说明游春者已颇有人在。作者对这些最早到郊外来寻春的游人，显然是欣赏而怀有好感的。“风力虽未劲，然徒步则汗出浃背”，这两句是抒写自己的感受，尽管郊原的风还很有点劲道，但徒步而游，从背上沁出的汗水中，却分明可以感到暖融融的春意了。这一节从游人着笔，写出各得其乐的种种情态，无异是一幅郊原春游图。他们既领略着最早的春光，又给余寒初退、大地回春的景色增添了不少的生气和暖意。这一倒叙之笔，成为描写早春风光的第二大层次。
“凡曝沙之鸟”几句，写大自然中的生物。“曝沙之鸟”，指在沙滩上晒太阳的鸟儿；“呷浪之鳞”，指在水波中呼吸的鱼儿。曝沙，描写鸟的安闲恬静；呷浪，刻画鱼的自由天真。作者通过鱼鸟一动一静的情态，概括了大自然一切生物在春光中的悠然自得之感。他甚至发现和感受到鸟的羽毛和鱼的鳞鳍之间，都洋溢着一股“喜气”。这真是体察入微，化身为鱼鸟的代言人了。所谓“替山川写照，为鱼鸟传神”，作者以画工的手段、诗人的敏感，把早春景色写活了。这一节着眼于大自然的生物，构成了春光描写的第三大层次。
通过以上三个层次描写，得出一个审美结论：“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春在郊田之外，而居住在城里的人还不知道。辜负春光，岂不可惜！这几句与开头“局促一风之内，欲出不得”对照，可以感到作者由衷的欣慰之情。他在郊田之外，呼吸领略到初春的气息和大自然的蓬勃生机，心头的郁闷荒寒到这时便为之一扫。另外这与前面的“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的景象，也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这是作者郊游满井的结论。“始知”二字，得之于目接神遇的深切感受，也就是说，当他站立在郊田之外，沐浴着大好春光的时候，对于那些长期蛰居城内，感受不到早春气息的人，很有几分感慨。辛弃疾《鹧鸪天》词中说“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袁中郎的感慨在这一点上颇有共同之处，因而其寓意似乎也不局限在感知春色上，而含有引发人们摆脱尘俗，向往大自然的美好情怀。
以上写景，写人，旁及鱼鸟，然后拍入到人自身。“夫能不以游堕事，而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惟此官也。”这几句是说：能够自由自在地遨游于山石草木之间，而不至于因为游玩而耽误公事的，只有我这个官员啊。当时他正在作顺天府学教官，是个闲职，因而有时间纵情遨游，不怕耽误公事。“惟此官也”的“惟”字，颇有自傲和自慰之感，他不因官小职闲而懊恼，反而为此深自庆幸没有那种庸俗的封建官场习气，流露出袁中郎独特的性情与个性。
结尾“此地适与余近”，从字面上是说此地刚好与我的住处接近，但这个“近”字，不仅指空间距离的相近，也指性情品格的相近。山水也有性情，辛弃疾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这里就体现了物我交融、如逢知己之感。“余之游将自此始”，表示这一次满井之游，将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开端，怎么能不记下这美好的第一印象呢？把感受化为文字，是为了巩固记忆，时时回顾，充分流露了作者的眷眷珍惜之情。事实上，作者在写这篇游记的前一年（万历二十六年），已经游过满井，而且写了一首诗；但他在这里却说“余之游将自此始”。这大概是因为这一次的感受特别深刻，所以把它作为一个美好的开端吧。最后点明写这篇游记的时间是“己亥二月”，也就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篇末记时，是古代游记的一种常见格式。
这篇游记描写北国早春气象，既能传达出山川景物之神，又处处洋溢着作者悠然神往的情感。作者从城居不见春叙起，接着写郊外探春，并逐层写出郊原早春景色的诱人，而最后归结道：“始知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 回应开头困居局促之状，迥然有苦乐之异和天渊之别，表现了作者厌弃喧嚣尘俗的城市生活，寄意于山川草木的潇洒情怀。通篇写景都渗透着这种洒脱而悠然的感情，使文字具有一种清新恬静的田园节奏。而简练的白描和贴切的比喻，更为行文增添了不少诗情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