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发端总叙,以领起全诗。《汲冢纪年》:“成王三十三年,游于卷阿,召康公从。”此诗所记,当即为此次出游。“有卷者阿”言出游之地,“飘风自南”言出游之时,“岂弟君子”言出游之人,“来游来歌,以矢其音”二句则并游、歌而叙之。这段记叙简约而又全面,所以前人称其“是一段卷阿游宴小记”(方玉润《诗经原始》)。
第二、三、四章,称颂周室版图广大,疆域辽阔,周王恩泽,遍于海内,周王膺受天命,既长且久,福禄安康,样样齐备,因而能够尽情娱游,闲暇自得。这些称颂归结到一点,便是那重复了三次的“俾尔弥尔性”,即祝周王长命百岁,以便继承祖宗功业,成为百神的祭主,永远享受天赐洪福。
第五、六章,称颂周王有贤才良士尽心辅佐,因而能够威望卓著,声名远扬,成为天下四方的准则与楷模。这两章是承第二、三、四章而来。第二、三、四章主要说的是周王德性的内在作用,五、六两章主要说的是周王德性的外在影响,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第七、八、九章,以凤凰比周王,以百鸟比贤臣。诗人以凤凰展翅高飞,百鸟紧紧相随,比喻贤臣对周王的拥戴,即所谓“媚于天子”。(所谓“媚于庶人”,不过是一种陪衬。)然后又以高冈梧桐郁郁苍苍,朝阳鸣凤宛转悠扬,渲染出一种君臣相得的和谐气氛。
第十章回过头来,描写出游时车马,仍扣紧君臣相得之意。末二句写群臣献诗,盛况空前,与首章之“来游来歌,以矢其音”呼应作结。
此篇是对周王歌功颂德的诗篇,思想上带有局限性。但称颂中带有劝戒之意,所以仍有可取之处。从艺术上来说,全篇规模宏大,结构完整,赋笔之外,兼用比兴,如以“如圭如璋”比贤臣之“顒顒昂昂”,以凤凰百鸟比喻“王多吉士”、“王多吉人”,都很贴切自然,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此诗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主要写张说巡边的历史背景,“朔南方偃革,河右暂扬旌”说明朝廷是因为边境发生战事派遣燕国公巡边。同时,“宠锡从仙禁,光华出汉京”,写出了出京时张说的光彩。其实,张说出任朔方节度使,说白了就是贬官,作者把贬官写得如此荣耀,一则因为应制诗不能显出不满之意,二来这样写也是对友人的一种宽慰。后一部分主要赞扬张说的政治才能以及对他建功立业的期望。“闻风六郡伏,计日五戎平”,形象地说明了张说的治边才能。“山甫归应疾,留侯功复成”,以仲山甫与张良来比喻张说,仲山甫与张良都是古代杰出的辅弼大臣,这充分表明了作者对张说的钦佩。而结联“四牡何时入,吾君忆履声”说“吾君”也盼望张说早日凯旋,对张说是一种莫大的激励。
此诗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张九龄对唐玄宗兴战之心的暗中讽谏。当时唐玄宗送行诗中有“三军临朔野,驷马即戎行”、“戈剑靖要荒”等诗句,表明要耀武扬威,战服边疆,与张九龄同时的其他大臣奉和圣制诗,大多顺玄宗意,对朝廷兴战歌功颂德。而张九龄此诗开篇高擎“宗臣事有征,庙算在休兵”,指出朝廷开战的目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制止战争。针对唐玄宗尚战,张九龄为防微杜渐,希望能以讽谏感悟帝王兴战之心。这在“开元盛世”的背景下,实为难得。
此词的作者生活在动荡的五代十国之际,他曾做过后蜀的永泰节度使,进检校太尉,加太保,可说是位极人臣。然而蜀主孟昶究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后蜀终为赵宋所灭。鹿虔扆品性高洁,不仕新朝,得到了自由之身。然面,当他重游故地,看到当年的雕梁画栋变成了而今的残垣断壁时,不觉“中心摇摇”,一种强烈的黍离之悲油然升起在心头。
笔下全是景,景中全是情,是这首词的最大特点。在词人的笔下,完全是一片荒凉而凄清的景象。词人虽也写“金锁”、“重门”、“绮窗”、“翠华”、“玉楼”,但这些不过是以当年曾经的繁华富丽来反衬此时的悄寂荒颓。揭示出正是这国破家亡的惨史才使得昔日的繁华如被雨打风吹去。在词中,词人不用一句直接抒写自己的感情,而是笔下全是景,几乎将其目之所及、身之所感的景物写尽了,但“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诚然,没有单纯的写景,写景的目的总是为了抒发一种情怀,在这首词中,词人抒写的是他的亡国之隐痛,因而景中蕴含着的又全是一片哀情。
王国维说:“以我观物,则物皆著我之色彩”,在此词中,词人没有让自己露面,然而在词的字里行间却隐现着他“行迈靡靡”的身影,喟叹着他“悠悠苍天,彼何人哉”的心声。“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本是自然的场景,此刻却染上了词人的心绪,于是,又升发出一种物是而人非之感。就这样,“绮窗”带上了词人的愁而对秋空,“藕花”含蕴了词人的哀而泣香红,暗伤亡国,一缕幽恨,都赋予秋空、野塘。将无知亦无情的景物写得如此富于情致,正是词人内心无限悲怆使然。“神于诗者,(善将情、景)妙合无垠”,作者以无一字写情,而笔笔关情的高超技巧将内心的黍离之悲抒写得如此有致,使人们仿佛可以从他笔下的景物中看到他忧患的面影,听到他悠长的叹息声
这是一阕文人写的最早的爱国词。沈雄《古今词话》上卷引倪元镇《云林》称此词“而曲折尽变,有无限感慨淋漓处”。谭献《镡评〈词辨〉》卷二:“哀悼感愤。”所谓“曲折尽变”,是因为它表示“感慨”、“感愤”,并非秉笔直书,而是通过“抚今追昔”移情于景,借景抒情,并以“烟月”、“藕花”无知之物,反衬人之悲伤,烘托、渲染,而愈觉其悲。
古人在接近中年时,如果处境不利,遇上不顺心的事,便自觉老了。谢安有中年哀乐之感,所以袁枚称谢安“能支江左偏安局,难遣中年以后情”。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是在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写的,时年三十九岁,就在词中自称“老夫”。因苏轼当时外放山东密州,仕途不利,心情郁闷。朱敦儒生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宋室南渡是在钦宗靖康二年(1127),朱敦儒年四十六岁。这首词是南渡以后的作品,作于朱敦儒四十六岁以后,故起笔便自叹“刘郎已老,不管桃花依旧笑”。这里暗用两个典故。中唐诗人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中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句。《再游玄都观》诗有“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诗句。刘郎与桃花的关系就是从这里来的。第二句用唐崔护《题都城南庄》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是桃花与笑的关系。作者截去“春风”二字,与“老”字押韵。刘禹锡两度被贬,仕途坎坷,再游玄都观时,已五十六岁,进入老境。朱敦儒可能感到自己与刘禹锡有某些相似点,且又已入老境,故以“刘郎”自拟。“桃花”用在此处,一方面与“刘郎”有关,另一方面也含有某种象征意义。朱敦儒在靖康之难以前,在洛阳过着才子词人浪漫疏放的生活,从他的一首《鹧鸪天》词中就可以看出:“曾为梅花醉不归,佳人挽袖乞新词。轻红遍写鸳鸯带,浓碧争斟翡翠卮。”由于金人鼙鼓动地来,才惊破了他的佳人诗酒梦。国亡家破,南逃以后的朱敦儒一下子觉得自己变得衰老了。“桃花”没有变,“依旧笑”;而词人的心境却变了,变老了。尽管南宋统治者还在“西湖歌舞几时休”,而朱敦儒却对过去“佳人挽袖”,醉写新词的生活已经没有那种闲情逸兴了,所以他“不管桃花依旧笑”。桃李春风、儿女情长都已与己无干,表达的是"人老万事休"的沧桑之感。
他在《雨中花》词中也曾无限感慨地说:“塞雁年年北去,蛮江日日西流。此生老矣,除非春梦,重到东周。”又一次表现了他自感衰老的心情。
在这种凄苦潦倒心绪支配下,百无聊赖,他也想听听琵琶。但他不像宋代的某些高官那样,家蓄歌儿舞女,他只好到歌妓深院里去听了。重院,即深院。谢家,即谢秋娘家。谢秋娘,唐代名妓,故诗词中常用谢家代指妓家,或指诗人所爱恋的女子家。如唐张泌《寄人》:“别梦依稀到谢家”。温庭筠《更漏子》:“惆怅谢家池阁。”都可说明这种用法。
过片,紧承上片听琵琶而来。“曲终人醉”的曲,指琵琶曲。词人听完“谢家”的琵琶曲后,产生了怎样的效果?有怎样的感受?是乐还是愁?这是下片词意发展的关键处。在这关键处,作者笔锋决定性地一转:“多似浔阳江上泪”,这一转,决定词意向愁的方面发展。白居易在浔阳江听到琵琶女弹琵琶,自伤沦落,心情激动,“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朱敦儒为什么“多似浔阳江上泪”?下文提出了明确的答案:“万里东风,国破山河落照红。”原来朱敦儒感到眼前东风万里,依然如故,惟有中原沦陷,山河破碎,半壁山河笼罩在一片落日馀晖中,尽管还有一线淡淡的红色,但毕竟已是日薄西山,黄昏将近了。词人把破碎的山河置于黯淡的夕照中,用光和色来象征和暗示南宋政权已近夕照黄昏,中原失地,恢复无望。这对于身遭国难,远离故土,流落南方的词人来说,怎能不痛心?怎能不“多似浔阳江上泪”呢?!"落照红"三字,即是夕阳西下的眼前之景,亦隐喻宋季国运的衰微气象。 这种国破家亡之痛,在他的另一首词《采桑子·彭浪矶》中也有十分明显的表示:“扁舟去作江南客,旅雁孤云,万里烟尘,回首中原泪满巾。碧山对晚汀洲冷,枫叶芦根,日落波平。愁损辞乡去国人。”由此可见朱敦儒身经国亡家破之难,流离转徙于南方之后,贯串在他词中的主流始终是一颗对国家民族的拳拳赤子之心,一种感人至深的爱国激情。千百年后读之,仍令人心情激荡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