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一个“重”字，一个“愁”字，开篇明义。
京城一年一度又是清明，也许清明是一个普通的日子，然而漂泊在外的游子此刻的心中却贮着一片愁楚。一开篇，全诗就置入了青灰的愁绪中，奠定了抒情状物的基调。清明节，唐人有游春访胜、踏青戴柳、祭祀祖先的风俗，往往倾城而出。
“车声上路合，柳色东城翠”，就惟妙惟肖地点染出了这种境界。说点染，是因为是作者并未进行全景式的描述，而是采用动静结合，声色倶出的特写手法，犹如一个配着声音的特写镜头，生动自然。远处，甬路上传来了一阵吱吱嘎嘎的行车声，这声音有些驳杂，看来不是一辆车，它们到哪里去呢？“柳色东城翠”，哦，原来是到东城去折柳踏青。一个"翠"字不禁使人想到了依依柳烟，濛濛新绿的初春图景。接着，“花落声齐生，莺飞蝶双喜”，诗人又把想象的目光转向了绿声青青的郊外。
坐在马车上，顺着青色的甬路来到绿意萌生的柳林，来到万勿复苏的郊外。白的杏花、粉的桃花轻盈地飘落，而毛绒绒、绿酥稣的小声却齐刷刷地探出了头，给这世界点缀一片新绿。群莺自由自在地翱翔，美丽的蝴蝶成双成对地嬉戏，一切生命都在尽享大自然的温柔和丽，这该是何等畅快、舒心。
然而诗人并未“渐入佳境”，笔锋一转，把目光收回身旁。"堂堂坐相忆，酌茗代醉"，一动一静，两个镜头浦，我们仿佛看到了诗人独坐旷室，痴痴地追忆什么，继而端起茶杯，默默一饮而尽，叹口气又呆呆坐出神。这里的孤寂、愁思，这里的凄冷、沉默，同欣欣向荣的大自然、欢愉的郊游人群形成了一种多么鲜明的对比。诗人追忆什么，是童年无拘无束的天真自由，少年隐居的苦读生活，还是欲登仕途的漂泊岁月？诗人在愁什么，愁仕途的艰辛难挨，还是愁人世的沧桑易变？
融融春光下诗人抒写了无尽的感慨，个中滋味令人咀嚼不尽。 诗人想入仕途却又忐忑不安；欲走进无拘无束的大自然，却又于心不甘。种种矛盾的情绪扭结在一起，寓情于景，寓情于境，自然而传神地表达出诗人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
此词以白描手法写了熏香、花钿、斗草、秋千等典型的少女时代的事物，借以抒发作者爱春惜春的心情。上片写春光骀荡，屋内香炉袅烟，人睡初醒；下片淡淡几笔，勾勒寒食节的初春景色与民间习俗，情韵全出。此词通过寒食时节景物形象探寻一位少女的感春情思，从而表达作者爱春惜春的心情。
上片写少女春睡初醒情景，用的是倒叙，头两句是第三句睡醒后的所见所感。“淡荡”犹荡漾，形容春光融和遍满。寒食节当夏历三月初，正是春光极盛之时。熏炉中燃点着沉水香，轻烟袅绕，暗写闺室的幽静温馨。这两句先写出春光的宜人，春闺的美好。
第三句写闺中之人，词中没有去写她的容貌、言语、动作，只从花钿写她睡醒时的姿态。“山枕”谓枕形如山。“梦回山枕隐花钿”是少女自己察觉到的，不是别人看出来的。暮春三月，春困逼人，她和衣而卧，不觉沉沉入睡，一觉醒来，才觉察自己凝妆睡去，自己也觉诧异。熏香已残，说明入睡时间已久，见出她睡得那样沉酣香甜。她梦回犹倚山枕，出神地望着室外的荡漾春光，室内的沉香烟袅，一种潜藏的春思隐约如见。这几句不事修饰，淡淡道来，却别有一番情致。
下片写少女的心曲。“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海已过柳生绵”。古人以为燕子产于南方，春末夏初渡海飞来，故称海燕。“斗草”是用花草赌赛胜负的一种游戏。时节已到寒食，为什么不见燕子飞来呢？女伴们斗草嬉戏，情怀是多么欢畅。江梅花期已过了，杨柳又正飞花。这里写的是少女眼中所见，心中所感种种景致说明春事已经过半，当此时少女的春闺寂寞、情怀缭乱，含有作者的惜春心情。这两句对仗工整，既有动态，更有细微的心理活动，极尽工巧之妙。
“黄昏疏雨湿秋千”，写的是另一种境界。秋千本是少女喜欢的游戏，尤其是当寒食时节更是无此不欢。这一句写的是黄昏时忽然飘起细雨，把秋千洒湿了，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的外现，同上两句所写的有精神上的契合，都是少女春日心情的写照。此句写春愁却不用“春愁”二句，只言雨中秋千，却道出愁绪万缕。
这首词以物写人，以景写情，把春日少女的姿态和内心世界写得活灵活现，有“无我之境”的妙趣。全词都是景语，仔细体味又都是情语，没有雕饰斧凿痕迹，隽秀自然，清新淡雅，充分表现了作者高雅的情趣和高超的写作技巧。
本文是王鏊在明世宗即位后，所作的一篇答谢世宗慰问的奏疏。本文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的中心论点在于“亲政”二字，亲政即皇帝亲自处理朝政之意，在文中表述为“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刬近世壅隔之弊”，即要他仿效古今圣贤，亲自处理政事，并与大臣商议，沟通上下意见。王鏊所论是有鉴于明朝自英宗以来，皇帝很少亲身过问政事，致使大权旁落宦官的政治现实，由此反映出王鏊的政治远见。在文章写作上，作者善于引经据典，对古代内朝制度与亲政之关系能条分缕析，对现实政治有劝惩，对世宗皇帝的颂扬中寄寓期望，内容十分充实，态度十分鲜明，议论也十分允当，语言的质朴反映出作者务实的政治作风。
文章开头，作者先引用了《易经》中泰卦和否卦中的两句话。泰卦中说：“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卦中说：“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一是好卦，一是坏卦，它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君臣之间应互相交流情况和感情，否则国将不国。《易》是历代为人尊崇的儒家经典之一，因此它里面的话自然就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作者以它来立论首先就站稳了脚跟，为下面的深入论述打下了基础。
第二段，作者指出当今朝政“上下不交”的弊病。文章承接上段先说：“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然后转入“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这一论题以警策当今。作者指出当今君臣之间只是靠臣子的奏章和皇上的批示来互相联系，靠法令和章程相互维持罢了。虽然“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但是这种朝见，只有文武官员排行就列的仪式作用，不过是显示皇帝的尊严，并不治理、商讨政事。再加上“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而臣子只能是“谢恩见辞，惴惴而退。”像这样只能让人觉得“堂上远于万里”，而不能使“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
针对当今朝政的弊端，作者在第三段明确地提出“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这一建议可谓是全篇的纲。恢复内朝制度的原因在于它有利于君臣共同议政。为此，作者列举了历史各主要朝代设朝制度。虽然它们设朝的名称不尽相同，如周朝设“正朝”、“治朝”、“内朝”；汉朝设“中朝”、“外朝”；唐朝设“承天门”、“太极门”、“两仪殿”；宋朝设“文德殿”、“垂拱殿”、“大庆殿”、“集英殿”、“祟政殿”等，但都是摹拟天上的三垣即“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而分为“正朝、外朝、内朝”三大类。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顺应天意的做法。“正朝、外朝”一般都是皇帝接受宫廷大臣及外国使节朝拜的，并以此来正上下的名分，而“内朝”则是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并以此来沟通君臣意见及感情的。在这段，作者还引用了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中的《玉藻》篇中“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的话来证明这一事实，使前朝皇帝设内朝亲政的做法不容置疑。
古代设朝明确，上下相交，朝政得以清明，而当今明代却今不如昔。在第四段，作者先通过古今对比，指出当今设朝的不足。明代设有“奉天殿”、“奉天门”，它相当于古代的“正朝”和“外朝”，但却没有设置皇帝独自处理政事的“内朝”。当然，“内朝”的设置与否可能只是个形式。明代前期的皇帝，虽没设“内朝”，但是也在“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召见大臣，商议国事，也可以说是实行了古代的“内朝”制度。“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所以，当时虽没设“内朝”，但君王亲政，君臣相协，上下之间也并没有阻隔的弊病。但后来，内朝制度没有了，皇帝除在外朝接受朝见外，再没有大臣能进入内殿。因此，上下思想堵塞，国政的弊端积少成多。孝宗朱祐樘晚年曾对此问题深有感慨，虽曾有所改进，但还未见成效便去世了，所以国人对此深为遗恨。
作者在这两段中援引古今设朝事例和《礼记·玉藻》上的记载，又采用了层层对比的手法加以论证剖析。他先是以历代内外朝的典章制度与明代只设外朝而无内朝的做法对比，指明明代设朝的不足。接着，又以明代前期君主虽没有设内朝但还能亲政与当今君主既不设内朝又不亲政的状况相对比，更指明当今君主的不足。最后再写出国人对现状的不满及要求改革时弊的期望，孰是孰非及情况的严重性便一目了然了，从而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对历代和明代先帝有关设朝及亲政的情况进行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在最后一段便落实到当今皇帝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上，希望皇帝远一点说效法明太祖、明成祖，近一点说效法明孝宗，彻底铲除现在上下阻隔的弊病。皇上除了平时在外朝朝会之外，应把文华，武英二殿仿作古代的内朝，规定群臣按时入殿与皇上共议大事。皇上也应“虚心而习之，和颜色而道之”。这样“虽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能有外朝制度来端正上下的名分，有内朝制度来沟通远近的情况，就不会有现在的君臣阻隔的弊病。作者最后说：“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言外之意是只要当今圣上能设内朝亲政，就能取得尧、舜一样的功德。这就为皇上改革弊端鼓舞了信心，指出了光明的前景。
全文语言朴实无华，条分缕析，脉络分明，论证十分周密。为了达到让皇上亲政的目的，作者援引典籍以示有法可循，先以《易经》中的观点为理论根据，再用《礼记》加以证明，接着摆明当今朝政的弊端，然后以历史史实为根据，列举了历代王朝设内朝、皇帝亲政的优良传统，更标举了本朝开国二帝的亲政事迹为范例。从古至今，由远及近，层层道来。叙述之中，作者又采用对比的方法，使人感到当今朝政的弊病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最后，作者对皇帝委婉地在揄扬之中加以劝勉，指明纠正朝政时弊的方法、措施，鼓舞皇帝亲政的信心并展示出时弊纠正后的美好前景，极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