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擅长描摹景物，此诗摄取镜头二三，潇湘水边风味尽出，而诗人逸兴遄飞之态也令人感到可掬。
第一、二两句就题起句，并揭出选择潇湘来游珩的目的是因其“最多吟兴”。“残腊”即为诗题中的“冬末”。古代于冬至后第三个戌日祭百神，谓之“腊”，故又称是日为腊日，十二月为腊月。“残腊”亦即十二月之末。
第三、四两句承接第一句咏冬末乘舟游览之愉快。因为诗人身在船上，所以能就渔舟买来剐捕得的鲜鱼，因是冬末严寒，踏雪沽来的酒也就分外香甜和甘美。这两句写尽“残腊泛舟”所特有的风味，同时也表露了诗人“酒瓮琴书伴病身，熟谙时事乐于贫”的胸襟怀抱。
第五、六两句诗人咏潇湘发人吟兴的景物。潇湘地近衡山，衡山回雁峰是大雁南下后至此返回北方之处。衡山复多猿猴。夜深猿啼，春近雁飞，那些正是潇湘典型的景象。刘禹锡《再授连州至衡阳酮柳柳州赠别》诗的颈联“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亦以雁、猿对举。此外，猿之哀鸣、雁之返飞，也都是启人愁思、惹人诗肠的景象。恬淡愉快的表象下透露出诗人壮志难酬而不得不“熟谙时事乐于贫”的悲凉心情。
第七、八两句诗人说明这次与友人同泛潇湘的目的，正是为了采其江山之美以“裁取新诗”。“剩”字在此用得十分警策，它既作“没有他事，只为了……”解，又将诗人那种无可奈何的心情表露无遗。“帝乡”指京都，句意谓所作当传诵到长安。盖长安为唐政治文化中心，诗传长安，方称作者，故云。
此诗通篇写泛舟潇湘时的赏心乐事和景色风物，以此表现诗人的淡泊襟怀，同时却又透露出几分无可奈何的悲哀。全诗无一字表述内心，却又将诗人的内心活动表现得真切、丰满，具有较强的艺术魅力。
北宋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人文荟萃，富庶繁华，不仅有喧闹的街市，高耸的楼榭，还有数以百计的名园佳圃。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又载当时的京城市民有探春的风俗，每年正月十五以后“都人争先出城探春”。这时，达官贵人们的私家花园也一齐“放人春赏”。这首《贵侯园》就是写春天游赏名园的，但值得寻味的是，这首小诗的主题并不是赞美，而是讽刺。
第一句“名园虽自属侯家”，起得很平淡，但含义颇深。“名园”，“属侯家”，顺理成章，无可非议。但诗人却用“虽自”两字把它们组合起来，作一转折，引出下文。诗人进一步写道：“任客闲游到日斜。”虽然名园属侯家所有，但游人却可以随意游玩、规赏。“到日斜”三字，把“任客”和“闲游”的含义表达得十分透彻。诗写到这里，等于说各园虽属侯家，但也属于大家。但诗人的用意并不在此。
诗人紧接着又写道：“富贵位高无暇出”，这就告诉读者，贵侯徒有名园，他们根本没有闲暇前来观赏。有趣的是诗人对“无暇出”所作的注脚——“富贵位高”，这就是“无暇出”的原因。最后一句“主人空看折来花”，名园的主人也赏花，不过他所观赏的只是失却了生命力的“折来花”。诗人说，这是“空看”，因为这种花决不能使人领略到大自然充满勃勃生机的意趣。如此观花只能是可悲的。侯门深似海，贵侯们深居简出，纵使坐拥名园，也难得一至，只能看看折下的花。至此，诗中才显出“虽自”二字的份量：名园并不属于那些占有者贵侯们，富贵使他们无从接近大自然，也便失去了造化赐予人类的美的享受。
这首诗质朴无华，但含意深刻，对于贪婪的占有园林之胜的贵侯们，予以辛辣的讽刺。
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