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四章，每章四句，各章前两句均为起兴，且兴词紧扣下文事象：宴饮是在夜间举行的，而大宴必至夜深，夜深则户外露浓；宗庙外的环境，最外是萋萋的芳草，建筑物四围则遍植杞、棘等灌木，而近户则是扶疏的桐、梓一类乔木，树木上且挂满果实——此时一切都笼罩在夜露之中。
“白露”“寒露”为农历八、九月之节气，而从夜露甚浓又可知天气晴朗，或明月当空或繁星满天，户厅之外，弥漫着祥和的静谧之气；户厅之内，则杯觥交错，宾主尽欢，“君曰：‘无不醉’，宾及卿大夫皆兴，对曰：‘诺，敢不醉！’”（《仪礼·燕礼》）内外动静映衬，是一幅绝妙的“清秋夜宴图”。
若就其深层意蕴而言，宗庙周围的丰草、杞棘和桐椅，也许依次暗示血缘的由疏及亲；然而更可能是隐喻宴饮者的品德风范：既然“载考”呼应“丰草”，“载”义为充盈，而“丰”指繁茂，那么“杞棘”之有刺而能结实不可能与君子的既坦荡光明（显）又诚悫忠信（允）无涉，更不用说桐椅之实的“离离”——既累累繁盛又历历分明——与君子们一个个醉不失态风度依然优美如仪（与《小雅·宾之初筵》的狂醉可对看）的关系了。只是至此还没有说到最重要的意象“湛湛”之“露”究属何意。
前人大多理解湛露既然临于草树，则无疑象征着王之恩泽。若就二、三章而言，这也不差，只是以之揣摩首章，却不像了。露之湛湛其义蕴犹情之殷殷，热情得酒之催发则情意更烈，正好比湛露得朝阳则交汇蒸腾。
此诗章法结构之美既如陈奂所言“首章不言露之所在，二章三章不言阳，末章并不言露，皆互见其义”，又如朱熹引曾氏曰：“前两章言厌厌夜饮，后两章言令德令仪”。后者需补充的是：在这两者之间，第三章兼有过渡性质（一、二承上，三、四启下）。雅诗的章法结构比风诗更为讲究，于此亦见一斑。
音韵的谐美也是此诗一大特点：除了隔句式押韵外，前两章以一、三句句头的“湛湛”与“厌厌”呼应，去和二、四句句尾的脚韵共构成回环之美；至后两章则改为顶真式谐音，表现为“杞棘”的准双声与“显允”的准叠韵勾连，而“离离”的双叠也与“岂弟”的叠韵勾连（作为过渡，三章“湛湛”与“显允”的尾音也和谐呼应）。
这首诗借菊花的遭遇，抒发自己惋惜之情。在唐宋时代，九月十日被称为“小重阳”，诗人从这一角度入手，说菊花在大小重阳两天内连续遇到人们的登高、宴饮，两次遭到采撷，所以有“太苦”的抱怨之言。
作者以醉浇愁，朦胧中，仿佛看到菊花也在嘲笑他这个朝廷“逐臣”，他痛苦地发问：菊花为什么要遭到“两重阳”的重创？对于赏菊的人们来说，重阳节的欢乐情绪言犹未尽，所以九月十日还要继续宴饮；但菊花作为一种生命的个体，却要忍受两遭采撷之苦。诗人以其极为敏感、幽微的灵秀之心，站在菊花的立场上，发现了这一诗意的空间。实际上，诗人是借菊花之苦来寄托自己内心的极度苦闷。借叹菊花，而感慨自己被馋离京、流放夜郎的坎坷与不幸，正见其愁怀难以排解。此诗语虽平淡，内涵却十分深沉。主要表现了作者一生屡遭挫败和打击，而在节日里所引发的忧伤情绪。
这是杨万里写的山溪的组诗。这不仅是一幅幅奇妙的山水画，而且也是作者的行迹图，大抵是从乐平入弋阳，过芙蓉渡，晨炊横塘，午憩马家店，再至松源。
这首诗通过联想抒写思归的情思。开头两句借用“杜鹃啼血”的典故，抒写自己在群山险壑中行旅的离愁别绪。“悲莫悲兮生别离”，何况身处险象环生的苦境之中，更罩上一层大有生离死别的暗色。连子规也被感动得凄声不止地向人啼泣。将子规人格化，更衬出游子孤独悲愁。
思绪起伏，联想居人（妻子）如果听到子规这种凄切哀怨的悲啼，也一定会泪流满面，愁肠百结，摧拉欲断。最后两句虽是以假设口吻置景，实际啼声不能传到妻耳，但它说明作者心早已飞向妻旁。明知妻子“春愁”为自己，却故作曲笔，更表现思家心切。这首诗虽未正面写山溪，但由于以情造境，却可以想象出山溪的形境。
这首词写女子对男子的相思之情，词人运用象征等艺术手法把相思之情写得非常含蓄，极尽深婉缠绵之风格。
起拍两句，写女主人公卧于金帐中的神情，通过对面部的刻画表现出来，看似平淡闲适。接着“倚枕”句笔锋暗转，写女主人公倚枕独眠，烘染感情，透出她的孤寂与思恋。“隔帘”二句，写闻莺而惜春，闻莺而思人，再次拉大反差，加重女主人公女主人公的悲哀。时已暮春，黄莺百啭，引起了女主人公的惜春怀春之情，更感念情人的深情厚意。“感君心”三字，将相思之情点明。从“覆鸳衾”到“莺百啭”，是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恐此期间，相思正苦。
此词前两句抒情不露痕迹，次两句若隐若现，末句直吐衷肠。全词除运用象征、触景生情的手法来表达深婉的相思之情外，还有直接剖白“感君”的心曲，但此“感君”之心依旧隐约，不可捉摸，达到一种欲露不露、若隐若现的艺术效果，给读者以无限联想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