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从衰病起笔，以挑灯夜读《出师表》结束，所表现的是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永不磨灭的意志。其中“位卑”句不但使诗歌思想生辉，而且令这首七律警策精粹、灵光独具，艺术境界拔人一筹。全诗表达了诗人的爱国情怀以及忧国忧民之心。
起句两句“病骨支离纱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叙事、点题，是诗人诗文自身的写照“纱帽宽”，一语双关，既言其病后瘦损，故感帽沿宽松。也暗含被贬官之意，写出了现实，纵使有满腔报国之志，也只能身处江湖之远，客居江边，无力回天，心中的痛苦与烦恼可见一斑。
三四句“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为全篇的主旨所在，其中“位卑未敢忘忧国”同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意思相近，它的主旨就是热爱祖国。这两句使我们看到诗人高尚的人格和一颗忠心爱国的赤子之心。正因为诗人光明磊落、心地坦荡，所以他对暂时遭遇的挫折并不介意。他坚信历史是公正的，是一定会对一个人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的。但是诗人并没有局限于抒写自己的情怀，而是以国家的大事为己任。
五六句“天地神灵扶庙社，京华父老望和銮”宕开一笔，抒写了对国家政局的忧虑同时呼吁朝廷北伐，重返故都，以慰京华父老之望。在这里诗人寄托了殷切的期望：但愿天地神灵扶持国家，使广大民众脱离战火，安乐昌盛。
最后两句“出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更细看”采用典故抒发了诗人的爱国情怀，可收复河山对于诗人来说毫无办法。只能独自一人挑灯细看诸葛亮的传世之作，希望皇帝能早日悟出“出师一表通古今”的道理。
此诗贯穿了诗人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表现了中华子民热爱祖国的伟大精神，揭示了百姓与国家的血肉关系。“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一传世警句，是诗人内心的真实写照，也是历代爱国志士爱国之心的真实写照，这也是它能历尽沧桑，历久常新的原因所在。诗人想到自己一生屡遭挫折，壮志难酬，而年已老大，自然有着深深的慨叹和感伤；但他在诗中说一个人盖棺方能论定，表明诗人对前途仍然充满着希望。
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
此诗第一节首二句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马。”写微子朝周时所乘的是白色之马。因宋为先代之后，于周为客，故不以臣礼待之，如古史所称舜受尧禅，待尧子丹朱以宾礼，称为“虞宾”，用意相同。殷人尚白，微子来朝乘白色之马，这也是不忘其先代的表现，这一细节，说明在周代受封之宋国，还能保持殷代制度，故微子来朝助祭于祖庙，谓之“周宾”可也。“有萋有且，敦琢其旅”，写微子来朝时，随从之众。这两句表明微子来朝时，其众多随从都是经过选择的品德无瑕的人。这一小节写得很庄重，写客人之来，从乘马、随从等具体情节来表现，以示客至之欢欣，可谓得体。
第二小节四句，写客人的停留。“有客宿宿，有客信信。”一宿曰宿，再宿曰信，叠用“宿宿信信”，表示住了好几天。客人停留多日，可见主人待客甚厚，礼遇甚隆。“言授之絷，以絷其马”，表明主人多方殷殷留客。这两句写留客之意甚坚，甚至想用绳索拴住客人的马。这和后来汉代陈遵留客，把客人的车辖投入井中的用意，极为相似。把客人的马用绳索拴住，不让他走，用笔之妙也恰到好处。
最后一小节四句写客人临去，主人为之饯行。其诗曰：“薄言追之，左右绥之。”在饯行的过程中，周王的左右群臣，也参加慰送，可见礼仪周到。下二句云：“既有淫威，降福孔夷”。言微子朝周，既已受到大德的厚待，上天所降给他的福祉，也必然更大，以此作颂歌的结语，既以表示周代对殷商后裔的宽宏，亦以勉慰微子，安于“虞宾”之位，将来必能得到更多的礼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