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李冶写的一首思念情人的诗，描写幽思怀人的五言律诗，写得不同凡响。她的爱情诗既有女性的婉丽情肠，又不乏涉世者的睿智。此诗的前四句以海水作比，形容相思情深。后四句写弹琴高楼，在清冷的月光下，孤独与寂寞倍增，在《相思曲》的凄凉旋律中，情肠与琴弦一起断绝。全诗深得民歌言语直白的妙处，意境高远。
“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和颔联“海水尚有涯，相思渺无畔”是虚写，是泛写。人家都说海水深，其实还抵不了相思爱情的一半深；海水再深再大还有边涯，而彼此的情爱相思却渺茫无际。以深水喻相思，可谓具体、形象，而又不及其一半，可见相思之深。这里诗人用的是比喻手法，既得体又恰当。
“海水尚有涯，相思渺无畔。”这两句诗与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用意相同，用法相近，都是抒情，都是用物比情的手法，都是反比。先极写海水深，后以自己之情相比，从而形象地突出了自己对情人之深情，又反衬出两人的爱情至深。只是李白诗写友情，而李冶诗写爱情。
颈联“携琴水高楼，楼虚月华满”和尾联“弹著相思曲，弦肠一时断”是实写，是具体写人。紧接水联，写在一个月光明媚的夜晚，自己的恩情、思念无法排遣时，就携琴到楼水弹奏，弹出一曲相思情爱的曲子，借以解愁。可是由于人去楼空，只有一片月光，楼是空荡的，月是清冷的。此时此景，更令人感到凄冷。因此当弹奏一曲相思曲时，未终而弦、肠并断。诗歌到此戛然而止，把诗歌推向了高潮，给读者留下极大的想象空间，思妇的相思之苦，让人同情，思妇的情意，让人感叹。
这首词描写的是春光融融之中，词人在花开似锦的宫苑里，与美人饮酒赋诗、寻欢作乐的情景，充分表现了李后主作为一个文人皇帝沉湎声色、不思进取的生活情趣和思想性格。全词结构顺畅完整，以意起篇，以景会意，别具特色；语言明白直快，如与人对话，相对而劝，自然朴实，准确生动，亲切可人，显示了词人驾驭生活和语言的较高功力。
词的上片，开头两句以意起词，不是写景，而是先抒胸臆，其实是作者追求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的真实体现。“寻春须是先春早，看花莫待花枝老”是词人驾车出游、会赏春光时的经验之谈。早春之际，百花争艳正是看花寻春的好时节，行乐须及春，作者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良辰美景。词人有如一个不识愁滋味的少年，满心欢喜地追寻着世间的快乐。词人正是如此纯真地把游春时的想法和盘托出，其快乐是那般的真切，全然不似一般俗人的猥琐，闲散疏放之致。唐杜秋娘有诗句“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金缕衣》），李煜词取其意用，但《金缕衣》是劝人珍惜时光，而李煜在这里却强取及时行乐之意。以此作为此词的主旨，全词基调确定如此，也使得这首词的整个思想格调不高。其中的“春”和“花”都有双重含义，既指春日的良辰美景，又指人之青春美貌，并非当真“寻春”和“看花”。后续两句承前二句之意，直接描写饮酒作乐的具体场面，酒美人也美，和下片春光之美相对应。美人劝酒，美在对手的描写，称之“玉柔”可见其妩媚多情，“缥”“玉”“清”给人的色彩感受都非常素雅细腻。唐李白《子夜四时歌四首·春歌》中有：“素手青条上，红妆白日鲜。”亦是表现人物手势与物色之间形成和谐的观感效果。
词的下片进一步细写作者与美人对饮赋诗、调笑作乐的情景，继续充实及时行乐的具体内容。开头两句写作者与美人都是无拘无束地玩笑作乐，因此觉得春归也晚。“何妨”一词写出宴饮更加放浪，在饮酒调笑之间，甚至觉得连最易逝去的春色脚步都放慢了。词人在这里径自说“频笑粲”“春归晚”，即是都肯定了这两种心理状态。“同醉与闲评”以下写酒酣耳热之际的闲谈和赋诗。曹孟德横槊赋诗，曹子建成诗七步俱是备受后人艳羡的文士雄才。这里是一种“移情”的描写，春来春归本是自然现象，是不以人的情感要求为转移的。但是在纵情欢饮、恣意享受的作者的感觉中，许多美好的景色似乎永远不会消亡，明媚的春光似乎永远都在伴随着作者，这不是错觉，而是一种“移情”，十分真实地体现出了作者的心态。结尾两句，醉已成为“同醉”，评也已成“闲评”，作者那种“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性格特点毕现，而作者的大部分追求似乎也只是“诗随羯鼓成”了。赋诗和评论，以羯鼓声停为限，也反映了其寻欢作乐的一种方式。
全词通篇都是描写饮酒赋诗的闲逸生活，抒发追求及时行乐的思想感情，格调是不高的。但是这首词以意起篇，以景会意，表现结构上顺畅完整，别具特色。词中表现的内容不很丰富，相对比较紧凑，从另一方面也昭显了作者驾驭生活和语言的较高功力。在语言使用上，全词都有一种明白直快的特点。开篇即如与人对话，相对而劝，自然朴实，后边的“何妨”以口语入词，亲切可人。而“同醉”“闲评”等，既明白，又质朴，准确而又生动。整首词都体现了一种不饰雕琢、自然清新的语言特色。
宫廷的享乐生活是李煜前期作品的主要内容，在花开似锦的宫廷中，与众美人饮酒赋诗、赏玩美景，充分表现了李煜这个文人皇帝不思进取、沉迷享乐的形象。
这首诗表现了苏轼初得赦免诏书时的欣喜之情，抒发了风烛残年、万念俱冷的深沉感慨。
首联写一阵雷雨之后的黄昏时刻，作者独自登高，凭栏远望。古人常以雷霆之怒，霹雳之威喻皇帝的威怒，这里既是写实景，也是以霹雳收威暗喻哲宗去世，徽宗继位，朝政更新。“暮雨”的“暮”，也是含义双关，暗示以前朝政的昏暗；“开”，表现了他对徽宗的幻想，以为朝政从此清明，徽宗刚继位，想清除朝廷的党争，似乎将大有作为，苏轼当时还不可能看清他的真面目。《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也说：“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四句几乎可作“霹雳”句的注脚，表现了同样的幻想。对句刻画了诗人凭倚栏槛遥望的神态。出句抒发的是欣喜之情，对句的“独”字则表现出孤寂之感，为尾联作好了铺垫。
颔联写登高所见，既是写眼前实景，又是象征时局。这是全诗最好的一联。夏天雨后多出现虹霓，是眼前实景；但作者不以彩虹入诗，而以暗淡的雌霓入诗，这是有寓意的。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苏轼得到诏书时，迫害元祐党人的二惇（章惇、安惇）、二蔡（蔡京、蔡卞），已受到台谏的排击，“雌霓云端下”正象征了政敌的失势。雄风喻帝王之风，与“庶人之雌风”相对，语出宋玉《风赋》。儋耳四周皆海，雄风来自海上，这既是写海风之快意，又是暗喻内移诏命的降临。
颈联记双喜临门。一是野老之喜，苏轼初到儋州，遇上连年灾害，元符三年（1100年）喜获丰收。苏轼与海南人民休戚与共，野老的喜事就是他的喜事。二是诗人之喜。苏轼谪居海南，无时不盼望北归。就在这年的正月七日，他还感慨说：“三策已应思贾让，孤忠犹未赦虞翻。”（《庚辰岁人日作》）贾让是汉哀帝时人，曾上治河三策，其中上策是引黄河北入海。苏轼在元祐年间也多次提出类似的主张，不被采纳。元符二年（1099年）黄河再次决堤北流，他的主张得到了应验。虞翻是三国时吴人，因得罪孙权，被长期流放交州。苏轼此时总算“赦虞翻”，赦书已到，逐下即将北归，他的心里十分高兴。
尾联写以后的打算，说年事已高，只要能吃饱饭，有栖身之地，就再无奢求了。杜甫《病后过王倚饮赠歌》有“但使残年饱吃饭”语，上句即用其意。《庄子·秋水》载坎井之蛙语：“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坎井之乐，此亦至矣！”庄子是讥井蛙的浅薄，但后人却以“专一丘之欢，擅一壑之美”表现“轻天下，细万物”的隐逸思想（陆云《逸民赋序》）。苏轼的用法与此相同。他晚年思想很矛盾，由于政治上一再遭受打击，经常发出“心似已灰之木”（《自题金山画像》）一类的感慨。但其思想深处仍是“报国心犹在”（《望湖亭》），“少壮欲及物，老闲余此心。”（《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诗的末句虽略赚消沉，但全诗的基调清雄慷慨，颇具浩然之气。
从体裁上看，这首诗属于古体诗，从题材上看，这首诗属于边塞诗。
诗一开头，便写告急途中，军使跃马扬鞭，飞驰而来，一下子就把读者的注意力紧紧吸引住了。一、二句形容在“一走马”“一扬鞭”的瞬息之间，“十里”“五里”的路程便风驰电掣般地一闪而过，以夸张的语言渲染了十万火急的紧张气氛，给人以极其鲜明而飞动的形象感受。这是两个倒装句，按一般的写法是：一走马十里，一扬鞭五里。但是这样写，一个五言的句子上三下二，不符合诗歌语言的正常节奏，读起来拗口。像这样“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不仅上口，也因为将“十里”“五里”提前，加以强调，而突出了马的速度之快。
中间两句，点明了骑者的身份和告急的事由。一个“围”字，可见形势的严重。一个“至”字，则交代了军使经过“走马”“扬鞭”的飞驰疾驱，终于将军书及时送到。最后两句，补充交代了气候对烽火报警的影响。
按理，应当先见烽火，后到军书。然而如今在接到军书之后，举目西望，却只见漫天飞雪，一片迷茫，望断关山，不见烽烟。是因雪大点不着烽火呢，还是点着了也望不见，反正是烽火联系中断了。这就更突出了飞马传书的刻不容缓。写到这里，全诗便戛然而止了，结得干脆利落，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尽管写形势危急，气氛紧张，而诗中表现的情绪却是热烈、镇定和充满自信的。
这首诗，取材的角度很有特色。它反映的是边塞战争，但并不正面描写战争。而是截取军使送书这一片断，通过描绘出一幅迷茫、壮阔的关山飞雪远戍图，侧面渲染边关的紧急状况与紧张气氛，展现出诗篇“意余象外”的深邃与凝重。这种写法，节奏短促，一气呵成，篇幅集中而内蕴丰富，在艺术构思上也显得不落俗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