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胜之为人方严，不苟言笑，而素以“豪情壮采”称的戴复古，却偏偏写了这样一篇类乎谐谑的词为之饯行，寓谏于谲，词写得很有味道。
第一句：“龙山行乐，何如今日登黄鹤？”一开头既交代了时间、地点，更表白了自己的意见——对他此行的反感。龙山在安徽的当途，地处武昌之东，时已沦陷于金。但作为“重九”的典故，“龙山”正是当年孟嘉重九登高，落帽之处。这个典故用在这里，就有了“一石二鸟”的用意，是很见技巧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有去向敌国祝贺叛乱的功夫，还不如就在这黄鹤山上陪我喝喝酒；祖国的“风光正要人酬酢”哩，何必要跑到那么远去献什么殷勤呢？这当然是借他来讽刺朝廷的。词语带了几分的酒意，然而词意却极冷隽。他醉眼蒙胧，直是把吴胜之当了宁宗赵扩。
吴胜之和戴复古虽属同一战线，但看来观点又不尽一致。吴胜之积极出仕，而戴复古却坚决不出仕。他们之间可能就这事曾有过争论。所以他说“欲赋归欤，莫是渊明错？”在戴复古看来，在投降派占统治地位的朝廷里，是不会有爱国志士的地位的。岳飞、辛弃疾就是极好的例子。所以他不愿降心屈志地与之委蛇，宁可归隐以申其志。这话似反问，实则是对于自己的肯定。至少酬酢江山，比媚敌为好。它与上句一正一反，把自己看似俏皮而其实是苦于无法积极的爱国之情表露无遗了。
换头“江山登览长如昨。飞鸿影里秋光薄。”一笔宕了开去，词断而意未断，从人事而跳到了自然。上句属宏观，作总体的概括；下句属微观，点明眼前的风光。“长如昨”，是祖国之可爱，亘古如斯；“秋光薄”，是眼下意绪之悲凉，纵是登高作乐，其奈山河破碎，兴味蜩螗何！所以他紧接着说：“此怀只有黄花觉”，正是感慨晏安的人太多，是以只有黄花知己，则对于吴胜之此行的惋惜之情也就溢于言表了。
至于怎么办，他说：“牢裹乌纱，一任西风作”吧。这句可以是指自己，也可以是指人，将几层意味混合在了一起，读来韵味无穷。它之所以有这样的效果，在技巧上是借用了“乌纱”的双重性，而又只写出形象，并不加以诠释之故。乌纱帽在隋唐时原为达官贵人所用的，以后才上下通用。所以它既可意味着指那些投降派，则“牢裹乌纱”这一形象就是深刻地揭露了他们那种“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卑鄙咀脸。也可以是借孟嘉落帽的典故反衬之，以表示自己政治立场的坚贞：我偏要紧裹纱帽，不让西风吹落。“西风”正是金风。在当时，这金风不仅可以吹落乌纱，还可以掉脑袋的。然而这句的气概却是壮可吞牛，大有你其奈我何的英雄气概。如果这乌纱是下人都可以戴的话，那么，他终于看到了西风所无法吹落的力量之所在了。故这一结，实在是结得馀音绕梁，妙趣横生。有那样多的侧面闪着思想光芒，让人玩味无穷，这就使它无比丰富起来。是以它在词意上可谓做到了“一箭双雕”，在章法上又做到了与首句之“龙山”相照应，在技巧上复显得气势浑成。以这样波俏精致的笔墨，将一股无可发泄的爱国之气，于嬉笑怒骂之中发出，读来直是一种美的享受。不仅解气，亦且感到鼓舞。使金本是一种屈辱的差事，吴胜之怀着这样的一纸赠词，当一定会感到胸中会有一团火。则他对这种屈辱，此时虽会忍受下来，但也决不会永远忍受下去。因为戴复古的这阕词就是不屈的精灵。
吴胜之为人方严，不苟言笑，而素以“豪情壮采”称的戴复古，却偏偏写了这样一篇类乎谐谑的词为之饯行，寓谏于谲，词写得很有味道。
第一句：“龙山行乐，何如今日登黄鹤？”一开头既交代了时间、地点，更表白了自己的意见——对他此行的反感。龙山在安徽的当途，地处武昌之东，时已沦陷于金。但作为“重九”的典故，“龙山”正是当年孟嘉重九登高，落帽之处。这个典故用在这里，就有了“一石二鸟”的用意，是很见技巧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有去向敌国祝贺叛乱的功夫，还不如就在这黄鹤山上陪我喝喝酒；祖国的“风光正要人酬酢”哩，何必要跑到那么远去献什么殷勤呢？这当然是借他来讽刺朝廷的。词语带了几分的酒意，然而词意却极冷隽。他醉眼蒙胧，直是把吴胜之当了宁宗赵扩。
吴胜之和戴复古虽属同一战线，但看来观点又不尽一致。吴胜之积极出仕，而戴复古却坚决不出仕。他们之间可能就这事曾有过争论。所以他说“欲赋归欤，莫是渊明错？”在戴复古看来，在投降派占统治地位的朝廷里，是不会有爱国志士的地位的。岳飞、辛弃疾就是极好的例子。所以他不愿降心屈志地与之委蛇，宁可归隐以申其志。这话似反问，实则是对于自己的肯定。至少酬酢江山，比媚敌为好。它与上句一正一反，把自己看似俏皮而其实是苦于无法积极的爱国之情表露无遗了。
换头“江山登览长如昨。飞鸿影里秋光薄。”一笔宕了开去，词断而意未断，从人事而跳到了自然。上句属宏观，作总体的概括；下句属微观，点明眼前的风光。“长如昨”，是祖国之可爱，亘古如斯；“秋光薄”，是眼下意绪之悲凉，纵是登高作乐，其奈山河破碎，兴味蜩螗何！所以他紧接着说：“此怀只有黄花觉”，正是感慨晏安的人太多，是以只有黄花知己，则对于吴胜之此行的惋惜之情也就溢于言表了。
至于怎么办，他说：“牢裹乌纱，一任西风作”吧。这句可以是指自己，也可以是指人，将几层意味混合在了一起，读来韵味无穷。它之所以有这样的效果，在技巧上是借用了“乌纱”的双重性，而又只写出形象，并不加以诠释之故。乌纱帽在隋唐时原为达官贵人所用的，以后才上下通用。所以它既可意味着指那些投降派，则“牢裹乌纱”这一形象就是深刻地揭露了他们那种“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卑鄙咀脸。也可以是借孟嘉落帽的典故反衬之，以表示自己政治立场的坚贞：我偏要紧裹纱帽，不让西风吹落。“西风”正是金风。在当时，这金风不仅可以吹落乌纱，还可以掉脑袋的。然而这句的气概却是壮可吞牛，大有你其奈我何的英雄气概。如果这乌纱是下人都可以戴的话，那么，他终于看到了西风所无法吹落的力量之所在了。故这一结，实在是结得馀音绕梁，妙趣横生。有那样多的侧面闪着思想光芒，让人玩味无穷，这就使它无比丰富起来。是以它在词意上可谓做到了“一箭双雕”，在章法上又做到了与首句之“龙山”相照应，在技巧上复显得气势浑成。以这样波俏精致的笔墨，将一股无可发泄的爱国之气，于嬉笑怒骂之中发出，读来直是一种美的享受。不仅解气，亦且感到鼓舞。使金本是一种屈辱的差事，吴胜之怀着这样的一纸赠词，当一定会感到胸中会有一团火。则他对这种屈辱，此时虽会忍受下来，但也决不会永远忍受下去。因为戴复古的这阕词就是不屈的精灵。
这首词写应试科举放榜时的热闹场面和词人进士及第后的兴奋与得意之情，一派升平气象。
上片以浓墨重彩着力表现科举之日举子等待放榜的热闹场景，“天上探人回”写从朝廷应试而归。“凤衔金榜出云来”比喻天子授金榜，“平地一声雷”较为形象地刻画出男子得知放榜时自己已经金榜题名时内心极度的狂喜之情，突如其来的喜讯，让他多年的艰辛有所收获，恍惚之间产生飘飘欲仙的感觉。
下片描摹新科进士簪花游街拜府之时被众人争睹的场景，“莺已迁，龙已化，一夜满城车马”三句极写中举之人的欢快情景。“家家楼上簇神仙，争看鹤冲天”这里写家家户户的小姐们争着看中举的士子们，心怀爱慕之情。从而衬托了中举士子年轻才俊的得意之情。“鹤冲天”这里比喻登科中举的人。晋陶潜所著《搜神后记》卷一有云：“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垒垒。’遂高上冲天。今辽东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结末两句极尽张扬之势，主人公名成之后，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而后来，《喜迁莺》这一词牌又称《鹤冲天》。
作品画面频转，热闹非凡，活灵活现地展示出一个神气十足、洋洋自得、踌躇满志的新科进士形象，以及纷繁喧嚣的现世风情。
这首五言古诗共一十二句，四句一段，可分三段。诗中，藉个人升沉，体察世态炎凉，且以感物感时为体己的诗人李贺，特别以“铜驼悲”为塑造、为象征，来咏人物之衰、盛世盛时不在，以为世人处世处事之警策也。
诗中第一段四句所记，乃诗人以落魄者的身份与心情即为悲剧主角亦为精神主观，一方面企图藉赴洛阳牡丹花会赏花送春以为伤痛不平之聊慰，另一方面再藉“悲铜驼”为感时思物，并拟人体己作《铜驼悲》以为郁闷心情之排遣，合而旨在可藉相应符号个涵历史意蕴地形象展示来收达观人生、达观自然、达观历史、超越自我之效也。姚文燮注曰：“落魄寻花，无聊情绪，作曲送春，时去不复，致来铜驼之悲也。”是说不免有曲解诗人所怀的“悲剧情结”，及其相应的“感伤主义”，在艺术审美上所深层具有积极性的精神本质，其实绝不可能出于“无聊心情”之嫌。或者换言之，诗人届时所以特别能以汉铸铜驼为艺术观照与塑造对象，但藉“悲铜驼”再作《铜驼悲》，好拿自己的主观精神来把本来无生命、无感情、无精神的古物铜驼，当做时代更迭之鉴证，一并拟人赋予它之形象与符号以相应的意义。
诗中第二段四句，诗人禀其独有的人生苦短之感与历史苍凉之慨，先拿桥南紫陌骅骝骄骋繁华之地，与北邙前贤亡灵归葬陵墓蒿荒之地为对照，复拿四会道街之畔贵客正豪饮高会，与所立铜驼因阅历已作而不胜变迁之感为景致观照，以作承转，共同来射人生生与死之短暂，并射历史繁荣与衰败之轮回，好发人为之深思深醒也。
诗中第三段四句，合而来说人生在世，生命的脆弱无助，命运的作踹作难，诚然一如烛光临风，随时有可能或因灯油熬尽而自行熄灭，或因风而被猛然吹灭，但是人生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实现的要义，却总是应在要以“生世莫徒劳”为志向，但为认识真理与坚持真理，一并引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道德修养为不离。离此者，必不能真正体验个涵在“厌见桃株笑，铜驼夜来哭”这一不失“悲观主义”精神色彩之诗句中，自被大理想、大失望、大破灭、大悲哀、大寂寞所嚼烂了的诗心，及其悲剧人生的积极精神意义。
《门有车马客行》，乐府旧题。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说：“皆言问讯其客，或得故旧乡里，或驾自京师，备叙市朝迁谢，亲戚雕丧之意也。”西晋武帝末年，陆机和弟弟陆云离开江南家乡，北上洛阳以求取功名。不久，晋武帝去世，围绕权力的再分配，统治集团内部各派系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陆机沉浮于这种复杂的环境中，备感仕途艰险、人命危浅，由此也常常生发出怀念故乡亲友之情。这首诗虽沿用乐府古题，但反映的却是陆机自己的感情。
诗的开端六句，交代有客自故乡来，诗人急忙出门迎接。首句点应诗题。“念君”二句，以故乡客口吻点明作者离乡时间之长，以故乡客远涉而来暗示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一般，为下文的问讯作了铺垫。“江湘”，偏指长江，因从江东至中原无须经湘江，诗人此为协韵而已。“濡迹”，涉江时沾湿的足印，二字概写故乡客行旅的艰辛，起到以少胜多的效果。“投袂”两句，刻画诗人迎接故乡客的急切状态，神情毕肖，透过这毫无斯文气的动作描写，读者可以联想到诗人平素对乡音的殷切企盼。
接下来“拊膺”二句，写诗人见到故乡客的激动情态。诗人连用“拊膺”“携”“掩泪”几个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语，创造出一种极端伤痛的氛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那积抑已久的悲情。重情是魏晋思潮的一大特征，由于个人意识加强，魏晋文人对自己的喜怒哀乐有了更敏锐更强烈的感受；在情感的表达上，也冲破了汉儒“温柔敦厚”、“哀而不伤”诗教说的抑制，敢于尽力宣泄。陆机不仅在理论上首标“诗缘情”之说，而且在创作上大力实践之，他“观尺景以伤悲，俯寸心而凄恻”（《述思赋》），往往尽最大的努力来强化自己的感情。“拊膺携客泣，掩泪叙温凉”，不正是这种创作倾向的流露。
“借问”八句，写亲友零落，桑梓倾覆的惨淡现实。重逢乡亲，自然就要问讯故乡亲友的情况。而世间最牵动人心的，莫过于亲友的存亡问题，譬如汉乐府《十五从军征》中的八十岁老兵，他“道逢乡里人”，最挂念的也是“家中有阿谁。”“恻怆论存亡”，同样真切地表现了陆机的这种心情。然而，答案却令人黯然神伤。“亲友多零落”六句，展示了一幅极其惨淡的图景：亲友大部分零落了，有德望的老人则全死光了；昔日豪华壮丽的官府殿堂倾颓殆尽，或沦为杂草丛生的荒丘，或沦为商贩出入的集市；放眼望去，郊原坟冢垒垒，松柏郁苍。六句诗，“亲友”两句和“坟垄”两句形成相反相成的强烈比照，“市”与“朝”，“城阙”与“丘荒”，也对比鲜明。这都体现着作者巧妙的艺术匠心，只有通过这种对比组合，才能创造出沧桑陵谷的气氛和惊心动魄的感染力。
结尾四句，诗人把亲友零落、生命短促的现实痛苦升华为对整个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悲叹感伤。“道”，此指自然规律。信，确实。“崇替”，衰亡，灭亡。“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宇宙间万灵万类终归要走向衰亡，人又岂能获免！着一“信”字，更见沉痛。既然人的衰亡是宇宙之必然，那每个人都在劫难逃了，零落者的今天，便是“我”的明天，于是诗人便在一曲欲解不能的伤叹中收束全诗：“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惟，思。“俯仰”二字突现诗人敏感的时间意识，与悲伤萦怀、感慨淋漓的气氛相吻合，更易产生“每读一过，令人辄唤奈何”的效果。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鲍照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杜甫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李白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