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章的题目看，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应是为送董邵南游河北作的送别赠序，但细思之，又有不同情味。
其一，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韩愈坚决主张削藩平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因而在他看来，若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必须鸣鼓而攻之。
其二，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朝廷能够招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在许多诗文中，都替自己与他人抒发过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诗，也是为董邵南写的，诗中小序有这样的语句：“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全诗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在董生临行之前，韩愈要送一篇序文给他。但这样的序文是很难措辞的。赞成他去吗？固然如此，因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但若赞成，则违背了韩愈自己的政治主张；阻止他去吗？说明那是“从贼”，那就是变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别，也不合“赠序”的要求，更何况对于“怀抱利器”的董生去求发展（藩镇名义上还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对意见，毕竟是说不通的，作者毕竟对董生怀有一定的同情。由此看来，这篇“赠序”实在是难以下笔了。
但韩愈毕竟是文章大家，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的他，写文章常常因难见巧，以巧取胜。这篇赠序的构思、用语就颇为精巧。
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吾知其必有合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再加上一句：“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说：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除此外，作者还深入一层：像你这样怀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义强仁”的人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又将河北赞美一通，为董生贺。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确找对了！
这其实都是些反话，所谓的“心否而词唯”。
作者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呢？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如今之燕赵是不是还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中，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确否定，而是提了一个原则：“风俗与化移易”。既然是“风俗与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既然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多年，其风俗怎么能不变呢？既然变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么你董生到那里去，就不能“有合”。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为谋主”。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果如此，岂不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了吗？但是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奖董生的话，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风俗与化移易”的藩镇们相合，那只能证明你已经丧失了“仁义”。前面的“扬”是为了后面的“抑”。“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邪”和“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此行的正确与错误，使语气婉转，又暗含警戒之意。“董生勉乎哉！”此处当为“好自为之”讲，勉其不可“从贼”也。
最后一段，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
这首诗首联回忆过去，包含了许许多多的辛酸。颔联写登上了山顶，极目远眺看到的景色。颈联写舜和禹这两位古代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尾联写自己难得愉快一下，只好先忘掉一切，尽情享受风景。这首诗质朴无华，沉郁顿挫，诗内满含作者凄苦之情。
诗人“志专欲以文学名后世”，所以高官厚禄打不动他的心，而一旦得到这个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业的教授职务，尽管俸薄官微，也使他欣喜异常，不顾体弱多病，兴致勃勃地去登山游玩了。经历过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生活折磨的陈师道，尽管这年才四十八岁，但已感到精力不济。“小试”说明诗人对自己的体力没有把握。试登了一程后，诗人喜出望外地发现，“今年不用扶”，在这喜悦后面，包含了许许多多的辛酸。人逢喜事精神爽，思想轻松，步履也就轻快了。可是往年，无论是新春览胜，还是清秋登高，诗人都要在亲朋好友的搀扶下才能勉力而行。时当壮年的诗人却体衰如此，生活的贫寒是可想而知的了。
三四句写诗人登上了山顶，极目远眺。只见济水、泺水如同两条白色的绸带，绕过山脚，往北流去，相交于远方的泺口。“微微”，说明看不真切，目光稍稍收回，青、徐二州的辖地上，阡陌纵横，牛羊成群；房屋田垅，树木庄稼，历历在目。徐州是诗人的家乡，家乡的山水他感到十分熟悉和亲切。三四两句“有神致，虚字炼得好”，这“神致”就在于这两句是景中有情。那样远的泺口都看到了，说明诗人在山顶逗留时间之久；那样多的景物一一“数”来，可见诗人的兴致之高。诗人不是把自己兴奋愉快的心情明白说出，只是通过写景来透露；而写景又没有具体描摹云水竹石、鸟鸣花香，只是通过望远、指点两个动作来概括，这既符合登高远眺的实际，又含蓄地点明了要表达的情意。正如王士祯所说：“画天外数峰，略有笔墨，然而使人见而心服者，在笔墨之外也。”画天外山峰，略具笔意，便使人体味到言外的情意，这就是这两句诗的“神致”所在。
诗人眼中的风土人情是那样浑朴、淳真，如同虞舜治理下的太平盛世；山川河流是那样恬静、驯服，如同大禹治水后的景象。天下明德自虞帝开始，山川由大禹来平定。看到眼前的山川，诗人想起了舜和禹这两位古代传说中的英雄人物。赏风景，忆英雄，心中十分快意。然而当诗人的目光从远处收回到脚下，思绪从远古拉回到现实时，笔锋陡转，气氛骤变，兴致锐减。脚下的山因古代名医扁鹊而得名，可他尽管体衰力弱，疾病缠身，却因贫穷而得不到卢医的医治。“终年聊一快”，这是十分凄婉的声音。诗人面对无情的现实，无可奈何。难得一年到头有这么一回愉快的时候，他只好先忘掉一切，尽情享受风景了。没有人知道诗人的欢颜后面隐藏着多少痛苦、多少悲哀。
陈师道是孤芳自赏、不求谐俗的苦吟诗人。他的作品，有人称之为“非一过可了，近于枯淡”。黄庭坚说，陈师道作诗“十度欲言九度休，万人丛中一人晓”。也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他的五律，尽管有时“失之僻涩”，但“佳处往往逼杜甫”。这首诗，质朴老苍，沉郁顿挫，正是它逼近杜甫的五律代表作。
这首《清平乐》，表现了作者在恼人的春色中，触景生情，思念离家在外的亲人的情景。
上阙劈头一个“别”字，领起全文，结出肠断之由，发出怀人之音。“砌下”二句，承“触目”二字而来。“砌下”即阶下：“落梅如雪”，一片洁白。白梅为梅花品种之一，花开较晚，故春已过半，犹有花俏。“如雪乱”，是说落梅之多。梅白如雪，尽为冷色，画面的冷寂，色调的愁惨，不正是寓示着人生的哀伤、离情的悲凉么？“乱”字尤语意双关。此时思绪之乱决不亚于落梅之乱。“拂了一身还满面”，亦以象征手法表达自己扫不尽的离愁。梅花越落越多，而离愁亦拂去仍来。一笔两到，于婉曲回环中见出情思。这两句，词人巧妙地将感时伤别的抽象之愁绪，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构成一个天真纯情的艺术造型。花下久立恋恋不去，落梅如雪，一身洁白，是个深情的怀人形象，境界很高洁，拂了还满，而又洁白如雪，十分纯洁。《花间集》中就难以找到这样的词境和格调。
下阕仍承“别来”二字，加倍写出离愁。古人有雁足传书的故事。“雁来音讯无凭”是说雁来了，信没来；雁归了，而人未归。“路遥归梦难成”，从对方难成归梦说起，是深一层的写法。极写离人道途之远，欲归未能。信亦无，梦亦无，剩下的只有情天长恨了，于是逼出结尾二句：“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把怀人的情思比作远连天边的春草，正在不断地繁衍滋生。“更行”、“更远”、“还生”三外简短的词句，将复迭和层递等修辞手法交织于一句，以春草的随处生长比离恨的绵绵不尽，委婉，深沉，余思不尽。“春草”既是喻象，又是景象，更是心象。随着它的“更行列远”，向天涯之尽头，拓开了人的视野和时空的距离。人走得愈远，空间的距离拉得愈大，春草也就蔓延得更多，直至视野尽处那一片虚化了的，模糊了的空间。词人的满腔离愁别绪，也随之化入了漫漫大气，离情之深，无可言状了。这种虚实相生的手法，使形象化入漫漫时空，促人深思联想，与《虞美人》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句，有异曲同工之妙。
全词以离愁别恨为中心，线索明晰而内蕴，上下两片浑成一体而又层层递进，感情的抒发和情绪的渲染都十分到位。作者手法自然，笔力透彻，尤其在喻象上独到而别致，使这首词具备了不同凡品的艺术魅力。
这是一首咏燕之作。燕子作为春天的信使，美丽的象征，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赏爱，所以咏燕之作代不乏人，《诗.邶风.燕燕》，南宋词人史达祖的《双双燕》词就是其中脍炙人口的特别清拨之作。张惠言的这首《双双燕》词显然汲取了我国古代咏燕诗词的文化底蕴，尤其可以看出他对史达祖《双双燕》词在艺术构思上的某些传承。不过，作为清代文学史上开宗立派的一流文学宗师，张惠言始终不屑于拾前人牙慧，始终欲有创立和开辟，他的朋友鲍桂星就说他：“独念君生晚近时，慨然为举世不为之学，每举一艺，辄欲与古之第一流者相角，而不屑稍贬以从俗”（《受经堂汇稿序》）。所以，惠言的这首《双双燕》词虽有汲取，但多新变，展示更多的是他独立不偶的心性以及别出心裁的艺术追思，且又传达出他游踪漂泊而又寂寞孤苦的人生遭际。
农历一月底二月初的“春社”时节，“满城”均下着淅淅沥沥的春雨，那沥沥雨丝与潇潇雨声唤起一双燕子无家可归的“新恨”，因为花开花落，冬去春来，年年迁移的侯鸟燕子，又要开始新的漂泊。然而，此时此刻，燕子还不知道家在何方。春天的花朵还是那样灿烂，春天的杨柳还是那么葱翠，它们重重叠叠隔断了通向闺中思妇居住的“红楼”小径。燕子隐隐约约还记得去年砌下的旧巢，但又不能确认。燕子打量了多少屋檐雕龙描凤的殷实之家，想找出去年旧巢，但它们最终还是飞来飞去，迟疑彷徨，找不到一个栖息或再筑新巢的地方。谁人能够了解燕子春去秋来那年年岁岁都萦绕在心头如“丝魂絮影”般的漂泊与孤独的心境？那漂泊与孤寂的燕子呵，前身理应是那一片片凋谢飘零的“落红残粉”。燕子迟疑彷徨，但它们相濡以沫，态度亲昵。它们不停地呢喃，似乎在交换着意见，又似乎在互倾衷肠。它们恩爱的关关鸣声，又让黄莺鸟听得那么专注。燕子虽然恩爱，但它们栖移不定的漂泊生涯，毕竟比不上那日日在水池画栏傍双栖双眠的鸳鸯来得宁静、温馨。
张惠言出生于常州武进县一个世代为儒然科考不彰的清寒家庭，四岁时父亲就病卒，其母将他含辛茹苦教养而成。惠言回忆其早年孤苦生活时描述道：“一日，暮归，无以为夕餮，各不食而寝。迟明，惠言饿不能起。先妣曰：‘儿不惯饿惫也？吾与尔姊尔弟，时时如此也！’惠言泣，先妣亦泣”（《茗柯文编.先妣事略》）。从十四岁开始就外出教授为生，其间两次在安徽歙县金榜家设帐授徒，泄留时间最为长久。二十六岁至三十九岁时又七上京师应进士试。在张惠言四十二岁的生命历程里，约四分之三的时间身居异乡，为糊口而漂泊四方。所以惠言一生饱尝抛妻离子的别离之苦，也屡受寂寞孤苦的煎熬。此词就借咏燕，委婉且淋漓尽致地抒写他身处异乡时那种寂寞难耐的孤苦感，那种漂泊四方时压抑在心头的感伤，那种茕茕孓立时对亲人与故乡不可遏止的思念。词中“满城社雨，又唤起无家，一年新恨”，“前身应是，一片落红残粉”，“输于池上鸳鸯，日日阑前双暝”等语，既是惠言对浪迹天涯燕子的拟人化描摹，更是他此时此刻孤苦、感伤、思念且又有几分怨懑心态的真实反映。张惠言《双双燕》词所反映出来的苦寒人生遭遇，既是他个人的，又是传统社会中诸多为生计、为功名奔走四方、萍飘天涯的“寒士”们孤苦生涯的真切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