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歌颂农民起义领袖王薄的歌谣,热情地赞美了王薄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和他那种与反动统治阶级血战到底的革命精神。这首歌谣以通俗的语言、高昂的格调、热烈的感情、铺叙的手法,颇为成功地塑造了中国古代革命农民的英雄群相。
前四句以白描的手法写其外貌:长白山脚下有一位英俊的青年,他身穿纯一色的红罗袍,外罩鲜艳华丽的马甲,手持着冲天的丈八长矛,腰挂着闪闪发光的弯刀……从衣着到携带的武器,一幅生动的肖像画呈现在读者的眼前。作者注意运用表现色彩的词语,如“红”“锦”“耀日光”等,使人物形象鲜明,富有立体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重点写他携带的武器,则突出了他的性格和身份,为下文作了铺垫。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这两句从主人公的生活习性来写,突出主人公的英勇、剽悍和粗犷,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至此,一个勇猛英武的农民起义领袖在读者眼前树立起来了。“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转入战场斗争场面的描写。作为起义军领袖,他对朝中的贪官污吏和保护这些贪官污吏的官兵是怀着刻骨仇恨的,当他听到官军来围剿起义军的消息时,立即英姿勃勃地提刀上阵,带领起义军奋勇杀敌。起义军英勇无畏,所向无敌的气概在他身上得到了集中的表现。“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炀帝曾想远征辽东,大批征发百姓充当士卒。这两句的意思是:与其远征辽东,参加不义的战争,白白地死在外面,还不如拿起武器来反抗,斩杀那些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即使牺牲了,又有什么可惜的呢?这里,表现了当时广大民众的共同心声;与其受压迫而死,倒不如起义反抗而死!表现了当时人民对残暴统治的无比憎恨,和视死如归的反抗精神。
这首歌谣气势雄浑、豪放,形式质朴、生动。遣词造句,也准确、精炼。特别是所用的动词,大都写得有声有色。如“侵”字,表现出起义军高昂的士气夭矫天际,“耀”字,衬托出起义军光辉的业绩昭同日月。一个“荡”字,更生动有力地描绘出起义军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气概。“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真实地描写了起义军的一个生活侧面。“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更喊出了起义军宁死不屈的心声。
隋代的民谣,流传下来的并不多。现存的一些篇章,主要是反映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富于现实性和斗争性。这首《隋大业长白山谣》就是其中的代表。诗中通过对起义军领袖的塑造、歌颂,表现了人民对黑暗统治的不满,和对起义军的无比爱戴。
这支曲子一二两句,对仗工丽,写景如画,点染出一幅清丽无比的秋江图。然而这仅仅是表层,作者还另有深意。作画的颜料是精心选择的,所画的景物是精心选择的,整个环境也是精心选择的。选取“黄”“白”“绿”“红”四种颜料渲染他精心选择的那四种景物,不仅获得了色彩明艳的效果,而且展现了特定的地域和节令。看到“黄芦”“白蘋”“绿杨”“红蓼”相映成趣,就容易联想到江南水乡的大好秋光。而秋天,正是垂钓的黄金季节。让“黄芦”“白蘋”“绿杨”“红蓼”摇曳于“岸边”“渡口”“堤上”“滩头”,这又不仅活画出“渔夫”活动的场所,同时“渔夫”在那些场所里怎样活动,以及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活动,也不难想象了。
在那么优雅的环境里打鱼为生,固然很不错,但如果只是一个人,就未免孤寂,所以还该有朋友。三四两句,便给那位“渔夫”找来了情投意合的朋友。“虽无刎颈交,却有忘机友”也是对偶句,却先让步,后转进,有回环流走之妙。为了友谊,虽刎颈也不后悔的朋友叫“刎颈交”。“渔夫”与人无争,没有这样的朋友也并不得事。淡泊宁静,毫无机巧之心的朋友叫“忘机友”。对于“渔夫”来说,他最需要这样的朋友,也正好有这样的朋友,令人羡慕。
一二两句写了“岸”、“堤”、“渡口”和“滩头”,意味着那里有江,但毕竟没有正面写江,因而也无法描绘江上景。写“渔夫”应该写出江上景,对此,作者不仅是懂得的,而且懂得什么时候写最适宜。写了“却有忘机友”之后,他便写江上景了。“点秋江白鹭沙鸥”,写景美妙生动。用“秋”字修饰 “江”,点明了季节。一个“点”字,尤其用得好。如果平平淡淡地说,那不过是:江面上有点点鸥鹭。如今变形容词为动词,并且给鸥鹭着色,便出现了白鹭沙鸥点秋江的生动情景。仅就写景而言,这已经够高明了。但更高明之处还在于借景写人。前面写渔夫有“忘机友”,那“忘机友”正是指 “点秋江”的“白鹭沙鸥”。以鸥鹭为友,既表现“渔夫”的高洁,又说明真正的“忘机友”,在人间无法找到。古代诗人往往赞扬鸥鹭“忘机”。正由于他们认为只有鸥鹭才没有“机心”,所以愿与鸥鹭为友。李白就说:“明朝拂衣去,永与白鸥盟。”黄庚的《渔隐》诗,则用“不羡鱼虾利,惟寻鸥鹭盟”表现渔夫的高尚品德,正可作为这只曲子的注脚。
结尾点题,点出前面写的并非退隐文人,而是“傲杀人间万户侯”的“不识字烟波钓叟”。元代社会中的渔夫不可能那样悠闲自在,也未必敢于傲视统治他的“万户侯”。不难看出,这只曲子所写的“渔夫”是理想化了的。白朴幼年经历了蒙古灭金的变故,家人失散,跟随他父亲的朋友元好问逃出汴京,受到元好问的教养。他对元朝的统治异常反感,终生不仕,却仍然找不到一片避世的干净土。因此,他把他的理想投射到“渔夫”身上,赞赏那样的“渔夫”,羡慕那样的“渔夫”。说“渔夫”“傲杀人间万户侯”,正表明他鄙视那些“万户侯”。说“渔夫”“不识字”,正是后悔他做了读书识字的文人。古话说:“人生忧患识字始。”在任何黑暗社会里,正直的知识分子比“不识字”的渔夫会遭受更多的精神磨难,更何况在“九儒”仅居“十丐”之上的元代。这句的“傲”字,既有坚决不向黑暗社会妥协,保持高风亮节之意,又有不愿在宦海中“风波千丈担惊怕”,希图逃世的思想。虽有其消极避世的一面,却也曲折地反映了元代知识分子的骨气和那个时代投射在他们心灵上的暗影,抒发了他们的不平之慨。
这首小令语言清丽、风格俊逸,又表达了备受压抑的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理想,因而在当时就赢得了人们的喜爱。著名散曲家卢挚的【双调】《蟾宫曲·碧波中范蠡乘舟》,就是摹拟这首小令的:“碧波中范蠡乘舟。殢酒簪花,乐以忘忧。荡荡悠悠,点秋江白鹭沙鸥。急棹不过黄芦岸白苹渡口,且湾在绿杨堤红蓼滩头。醉时方休,醒时扶头。傲煞人间,伯子公侯。”其中的好几个句子都来自白曲,思想倾向也完全一致。不过所写不是渔夫。而是退隐江湖的官员。
其一
诗人初到凉州,面对黄河、边城的辽阔景象,又耳听着《折杨柳》曲,有感而发,写成了这首表现戍守边疆的士兵思念家乡情怀的诗作。
诗的前两句描绘了西北边地广漠壮阔的风光。首句抓住自下(游)向上(游)、由近及远眺望黄河的特殊感受,描绘出“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动人画面:汹涌澎湃波浪滔滔的黄河竟像一条丝带迤逦飞上云端。写得真是神思飞跃,气象开阔。诗人的另一名句“黄河入海流”,其观察角度与此正好相反,是自上而下的目送;而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虽也写观望上游,但视线运动却又由远及近,与此句不同。“黄河入海流”和“黄河之水天上来”,同是着意渲染黄河一泻千里的气派,表现的是动态美。而“黄河远上白云间”,方向与河的流向相反,意在突出其源远流长的闲远仪态,表现的是一种静态美。同时展示了边地广漠壮阔的风光,不愧为千古奇句。
次句“一片孤城万仞山”出现了塞上孤城,这是此诗主要意象之一,属于“画卷”的主体部分。“黄河远上白云间”是它远大的背景,“万仞山”是它靠近的背景。在远川高山的反衬下,益见此城地势险要、处境孤危。“一片”是唐诗习用语词,往往与“孤”连文(如“孤帆一片”、“一片孤云”等等),这里相当于“一座”,而在词采上多一层“单薄”的意思。这样一座漠北孤城,当然不是居民点,而是戌边的堡垒,同时暗示读者诗中有征夫在。“孤城”作为古典诗歌语汇,具有特定涵义。它往往与离人愁绪联结在一起,如“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杜甫《秋兴》)、“遥知汉使萧关外,愁见孤城落日边”(王维《送韦评事》)等等。第二句“孤城”意象先行引入,为下两句进一步刻画征夫的心理作好了准备。
“羌笛何须怨杨柳”,在这样苍凉 的环境背景下,忽然听到了羌笛声,所吹的曲调恰好又是《折杨柳》,这不禁勾起戍边士兵们的思乡之愁。因为“柳”和“留”谐音,所以古人常常在别离的时候折柳相赠表示留念。北朝乐府《鼓角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枝》:“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蹀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就提到了行人临别时折柳。这种折柳送别风气在唐朝尤其盛行。士兵们听着哀怨的曲子,内心非常惆怅,诗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戍边的士兵,只能说,羌笛何必总是吹奏那首哀伤的《折杨柳》曲呢?春风本来就吹不到玉门关里的。既然没有春风又哪里有杨柳来折呢?这句话含有一股怨气,但是又含无可奈何语气,虽然乡愁难耐,但是戍守边防的责任更为重大啊。一个“何须怨”看似宽慰,但是,也曲折表达了那种抱怨,使整首诗的意韵变得更为深远。这里的春风也暗指皇帝,因为皇帝的关怀到达不了这里,所以,玉门关外士兵处境如此的孤危和恶劣。诗人委婉地表达了对皇帝不顾及戍守玉门关边塞士兵的生死,不能体恤边塞士兵的抱怨之情。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笔调苍凉悲壮,虽写满抱怨但却并不消极颓废,表现了盛唐时期人们宽广豁达的胸襟。诗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使 诗意的表现更有张力。用语委婉精确,表达思想感情恰到好处。
其二
这首诗反映了唐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诗中牵涉到唐玄宗对待突厥问题的一些历史事件。开元(唐玄宗年号,713—741)年间,突厥首领小杀曾乞与玄宗为子,玄宗许之。又欲娶公主,玄宗只厚赐而不许和亲。后小杀问唐使袁振,袁振说:“可汗既与皇帝为子,父子岂合为婚姻?”后小杀遣其大臣颉利发入朝贡献,颉利发与玄宗射猎,时有兔起于御马前,玄宗引弓傍射,一发获之。颉利发下马捧兔蹈舞曰:“圣人神武超绝,人间无也。”后来玄宗为其设宴,厚赐而遣之,最终不许和亲。诗中的后两句通过突厥首领心理活动的微妙变化赞颂了唐玄宗的文治武功,说明其威势足以震慑周边少数民族,对于他们的无理要求坚决按原则办事,决不肯对之妥协以求苟安。
这首诗,从侧面赞颂了唐朝在处理少数民族关系上的有理有节,借突厥首领求和亲的失望而回反映了唐朝的强大,充满了民族自豪感。
韦应物诗集中收录寄诸弟诗近二十首,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手足情深的诗人。而正由于出自性情,发自胸臆,所以这首诗虽只是即景拈来,就事写出,却令人感到蕴含深厚,情意悠长。
就章法而言,这首诗看似平铺直叙,顺笔写来,而针线极其绵密。诗的首句从近处着笔,实写客中寒食的景色;末句从远方落想,遥念故园寒食的景色。这一起一收,首尾呼应,紧扣诗题。中间两句,一句暗示独坐异乡,一句明写想念诸弟,上下绾合,承接自然。两句中,一个“独”字、一个“想”字,对全篇有穿针引线的妙用。第二句的“独”字,既是上句“空”字的延伸,又是下句“想”字的伏笔;而第三句的“想”字,既由上句“独”字生发,又统辖下句,直贯到篇末,说明杜陵青草之思是由人及物,由想诸弟而联想及之。从整首诗看,它是句句相承,暗中钩连,一气流转,浑然成章的。
当然,宾虽然不能无主,而主也不能无宾。这首诗的第三句又有赖于上两句和下一句的烘托。这首诗的一、二两句,看来不过如实写出身边景、眼前事,但也含有许多层次和曲折。第一句所写景象,寒食禁火,万户无烟,本来已经够萧索的了,更逢阴雨,又在空斋,再加气候与心情的双重清冷,这样一层加一层地写足了环境气氛。第二句同样有多层意思,“江上”是一层,“流莺”是一层,“坐听”是一层,而“独坐”又是一层。这句,本是随换句而换景,既对春江,又听流莺,一变上句所写的萧索景象,但在本句中却用一个“独”字又折转回来,在多层次中更显示了曲折。两句合起来,对第三句中表达的“想诸弟”之情起了层层烘染、反复衬托的作用。至于紧接在第三句后的结尾一句,把诗笔宕开,寄想象于故园的寒食景色,就更收烘托之妙,进一步托出了“想诸弟”之情,使人更感到情深意远。
这首诗,运笔空灵,妙有含蓄,而主要得力于结尾一句。这个结句,就本句说是景中见情,就全篇说是以景结情,收到藏深情于行间、见风韵于篇外的艺术效果。它与王维《山中送别》诗“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句,都取意于《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但王维句是明写,语意实;这一句是暗点,更显得蕴藉有味。它既透露了诗人的归思,也表达了对诸弟、对故园的怀念。这里,人与地的双重怀念是交相触发、融合为一的。
这篇诗是《大雅》的首篇,歌颂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姬昌。朱熹《诗集传》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为此诗解题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这指明此诗创作在西周初年,作者是周公。后世说《诗》,多从此说。余培林《诗经正诂》说:“观诗中文字,恳切叮咛,谆谆告戒,……故其说是也。至此诗之旨,四字可以尽之,曰:‘敬天法祖。’”此论可谓简明的当。
《诗经》中有多篇歌颂文王的诗,而序次以此篇为首,因为它的作者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代表人物、被颂扬为“圣人”的周公,诗的内容表达了重大的政治主题,对西周统治阶级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重要政治意义。
歌颂文王,是《雅》、《颂》的基本主题之一。这是因为文王是周人崇敬的祖先,伟大的民族英雄,周王国的缔造者。姬昌积五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僻处于西北的一个农业小国,逐渐发展为与殷商王朝抗衡的新兴强国,他奠定了新王朝的基础;他又是联合被侵略被压迫的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反抗殷商王朝暴虐统治的政治联盟的领袖;他组织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他生前已经完成对殷王朝的三面包围,完成了灭商的决战准备;他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以代天行道、反对暴政实行“仁德”为旗帜,适合当时各民族各阶级反对暴虐统治与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潮流,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他死后三年,武王继承他的遗志,运用他组织的力量,抬着他的木主伐商,一战成功,推翻了殷商奴隶主政权,建立了比较开明的周王朝。文王是当之无愧的周王国国父,对他的歌颂,自然成为许多诗篇的共同主题。每个时代都曾产生自己时代的颂歌,歌颂自己时代深受爱戴的政治领袖,歌颂为自己的民族、阶级、国家建立功业的英雄,歌颂文王的诗篇,就是在上述现实基础上理所当然的历史产物。
如同每个时代的颂歌都体现它们产生时的时代精神,文王颂歌也打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时代烙印。诗篇歌颂他是天之子,具有非凡的人格和智慧,是道德的楷模,天意的化身,赐予人民光明和幸福的恩主,是把他神圣化、偶像化了。
这篇诗与其他的文王颂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除了歌颂之外,作者还以深谋远虑、富有政治经验的政治家的识见,向时王和全宗族的既得利益者,提出敬天法祖、以殷为鉴的告戒,以求得周王朝的长治永安。
全诗七章,每章八句。第一章言文王得天命兴国,建立新王朝是天帝意旨;第二章言文王兴国福泽子孙宗亲,子孙百代得享福禄荣耀;第三章言王朝人才众多得以世代继承传统;第四章言因德行而承天命兴周代殷,天命所系,殷人臣服;第五章言天命无常,曾拥有天下的殷商贵族已成为服役者;第六章言以殷为鉴,敬天修德,才能天命不变,永保多福;第七章言效法文王的德行和勤勉,就可以得天福佑,长治久安。
很明显,贯穿全诗始终的是从殷商继承下来,又经过重大改造的天命论思想。天命论本来是殷商奴隶主的政治哲学,即“君权神授”,统治者的权力是天帝赐予的,奉行天的旨意实行在人间的统治,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天意,天意永远不会改变。周王朝推翻殷商的统治,也借用天命,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理论根据,而吸取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上天只选择有德的人来统治天下,统治者失德,便会被革去天命,而另以有德者来代替,文王就是以德而代殷兴周的。所以文王的子孙要以殷为鉴,敬畏上天,效法文王的德行,才能永保天命。这是此诗的中心思想。
全诗没有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对文王功业和德行的歌颂,以事实为依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歌颂文王福泽百世,启发对文王恩德的感戴之情,弦外之音就是:如果没有文王创立的王朝,就没有今日和后世的荣显。作者又以殷商的亡国为鉴戒,殷商人口比原来的周国多得多,却因丧失民心而失败,再用殷贵族沦为周朝的服役者这一事实,引起警戒。全诗恳切叮咛,谆谆教导,有劝勉,有鼓励,有启发,有引导,理正情深,表现了老政治家对后生晚辈的苦口婆心。在文王颂歌中,这是思想深刻、艺术也较为成功的一篇。
全诗七章,章八句,五十六句中除三句五言外,均为四言,章句结构整齐。每章换韵,韵律和谐。最突出之处,是诗中成功地运用了连珠顶真的修辞技巧:前章与后章的词句相连锁,后章的起句承接前章的末句,或全句相重,或后半句相重,这样,语句蝉联,诗义贯串,宛如一体。这篇诗的蝉联,除了结构紧凑,还起换韵作用,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每四句承上语作转韵,委委属属,连成一片。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本此。”方玉润《诗经原始》还说:“曹诗只起落相承,此则中间换韵亦相承不断,诗格尤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