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叙述了织妇终年辛苦而生活艰难,在官府租税和高利贷剥削下,连麻布衣都穿不上的情形,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全诗以第一人称来写,紧紧围绕织妇的勤与贫着墨,层层递进,对比鲜明,语言质朴自然,一字一句,读来感人肺腑。
首联是诗人的口吻,客观描述了织妇的辛劳。它通过劳作的重复性、贯性和紧张性透析而出。这两句虽与织妇之叹无关,却注入了诗人叹其所忙、叹其所苦。以“夏”与“春”字对举,以“重”与“复”字相照应,突出织妇之勤。
颔联是织妇的口吻,但仍重见出所叹。相反却道出了她的希望、热切的希望。绢重脱轴、丝重落车就想着如何用它们去输官、赎典,惟独没想到自己。她织的是希望。
颈联又是诗人的口吻。前句绾结首联,言其年复一年、整春整夏为蚕而忙。后句写她的衣着一布衣、布裳。为了强调,诗人虚去了动词,又着一“仍”字。这就使诗人叹其所忙、所苦的心态更为突出。
尾联深沉的诗句,抒发了织妇心中的愁情,表明织妇的生活每况愈下,与唐代诗人于濆的诗句“窗下抛梭女,手织身无衣”(《辛苦行》)一脉相承。这又是织妇的口吻。前句“犹自可”表明她对布衣布裳并不在乎,还多少带有满足之感。只是在“今年无麻”的情况下,她才发出“愁我”的喟叹。诗至此戛然而止。
诗人如此写“叹”,确实很精到。一方面,写织妇之“叹”不在“输官”、不在养蚕人无罗绮穿,也不在“布衣仍布裳”,这就不仅独到新颖,而且也相当深刻。远比张俞《蚕妇》“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来得深刻。另一方面,写自己“叹织妇”也很灵活,既可叹其重叹,如叹其所忙、叹其所苦,又可叹其已叹,愁其已愁,如结尾两句。这就拓宽了“叹”的内容,增强了诗的感染力。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春天织妇养蚕剥茧抽丝又织成绢,夏季再次养蚕剥茧织绢。
绢尚未织成就打算拿去缴纳官府所征赋税,丝还在纺车上就考虑拿它去赎回典押的东西。
织妇一春一夏忙于养蚕织绢,到头来自己却仍穿着布制衣裙。
能有布衣穿的时候还算可以,但今年无麻织布,只怕连布衣也穿不上了。
注释
绢:丝织品。
夏蚕:夏季开始养的第二茬蚕。
拟:打算、准备。
输官:缴纳官府所征赋税。
车:纺车。
图:计划。
赎典:赎回典押的东西。典:抵押。
布衣仍布裳:仍穿着布制衣裙。“仍”字因音节关系后置。古时上衣为衣,下身裙为裳,男女都穿。
得:能。
着:穿。
犹自:还。
愁杀我:犹今言“愁死我”。杀:也写作“煞”,甚词。
据文献记载,南宋以来,在夏秋二税之外,新立的税目和附加税目繁多,赋税之重,较之北宋增加了好几倍。养蚕织绢的妇女辛苦了一春一夏,不但穿不上绢,连麻布衣裳也穿不上。诗人以布衣终身,泛涉江湖,多见此情形,极感叹而有此诗。
此诗叙述了织妇终年辛苦而生活艰难,在官府租税和高利贷剥削下,连麻布衣都穿不上的情形,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全诗以第一人称来写,紧紧围绕织妇的勤与贫着墨,层层递进,对比鲜明,语言质朴自然,一字一句,读来感人肺腑。
首联是诗人的口吻,客观描述了织妇的辛劳。它通过劳作的重复性、贯性和紧张性透析而出。这两句虽与织妇之叹无关,却注入了诗人叹其所忙、叹其所苦。以“夏”与“春”字对举,以“重”与“复”字相照应,突出织妇之勤。
颔联是织妇的口吻,但仍未见出所叹。相反却道出了她的希望、热切的希望。绢未脱轴、丝未落车就想着如何用它们去输官、赎典,惟独没想到自己。她织的是希望。
颈联又是诗人的口吻。前句绾结首联,言其年复一年、整春整夏为蚕而忙。后句写她的衣着一布衣、布裳。为了强调,诗人虚去了动词,又着一“仍”字。这就使诗人叹其所忙、所苦的心态更为突出。
尾联深沉的诗句,抒发了织妇心中的愁情,表明织妇的生活每况愈下,与唐代诗人于濆的诗句“窗下抛梭女,手织身无衣”(《辛苦行》)一脉相承。这又是织妇的口吻。前句“犹自可”表明她对布衣布裳并不在乎,还多少带有满足之感。只是在“今年无麻”的情况下,她才发出“愁我”的喟叹。诗至此戛然而止。
诗人如此写“叹”,确实很精到。一方面,写织妇之“叹”不在“输官”、不在养蚕人无罗绮穿,也不在“布衣仍布裳”,这就不仅独到新颖,而且也相当深刻。远比张俞《蚕妇》“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来得深刻。另一方面,写自己“叹织妇”也很灵活,既可叹其未叹,如叹其所忙、叹其所苦,又可叹其已叹,愁其已愁,如结尾两句。这就拓宽了“叹”的内容,增强了诗的感染力。
“白玉谁家郎”借用了西晋文人潘岳在洛阳道上的风流韵事,潘岳又叫潘安,潘安之美有多处记载,刘孝标注引《语林》:“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这也就是著名的“掷果盈车”的来历。
“回车渡天津”句,将笔墨集中于洛阳贵公子出游回车过桥之状,间接陈述出洛阳繁华风物及士女冶游盛况。
“看花东陌上,惊动洛阳人”句,“东陌”是洛阳城东的大道,那里桃李成行,每到阳春时节,城中男女多去那里游乐赏花。此句描绘出白玉郎本不想惊动世人,观赏桃李花美时却惊动洛阳人的热闹景象,颇具戏剧色彩和民歌风味。洛阳人多喜欢于桥上闲步顾盼周围美景,而在桥上行走也成为期望获得游人关注的一种方式。诗人提到高车轩驾中的如玉少年,兼有魏晋风流般的行为举止,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描绘其眼中所见情郎的身影,突显出其春情春思,可谓春风得意。
全诗语言率直自然,确实是“清水芙蓉”,间接地写城东桃李花美,熙熙攘攘,观赏人多。虽然诗中没有具体描绘“白玉郎”的美貌,而是写白玉郎在东陌看花时惊动了洛阳人,以此赞美洛阳的春景和游人的热闹景象,令人流连忘返,通过“谁家郎”的春风得意与诗人作鲜明对比,隐隐流露出诗人壮志难酬、怀才不遇的凄凉。
开头四句申述壮志难酬的历落遭遇。“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化用《魏书》卷七十《傅永传》中事:“傅永,字脩期......有气干,拳勇过人,能手执鞍桥,倒立驰聘。年二十余,有友人与之书而不能答,请于洪仲,洪仲深让之而不为报。永乃发愤读书,涉猎经史,兼有才笔。”“高祖每叹曰:‘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布,惟傅脩期耳。’”古代诗人言从戎、歌《出塞》,鄙文崇武,一般与谋求自身的前途有关。这一点高适说得最为明白:“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塞上》)陆游以文武双全的傅脩期自况,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由于金朝屡次以大兵压境,南宋处于危难之际。陆游为了御侮救国,才不甘心仅仅当一名文士。“击狂胡”是一个战士的本分,“草军书”是一个从戎的文士力所能及的工作。诗人没有把文与武对立起来,也不用“投笔从戎”一类的成语,说明他想得很实际。但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际却十分不幸:“二十抱此志,五十犹癯儒。”人生最宝贵的光阴是在20岁至50岁之间。诗人希望在这30年间为恢复祖国河山发挥自己的才干,并积极为实现这一愿望而奔走四方,但结果实在令人失望;虽行年五十,却依然是一介瘦儒。诗人内心满是愤懑之气。他想尽情地喷发出来,但官场的险恶处境又不允许他这样做,因此只好用一个“犹”字略事点染。这在艺术上恰如蚌病成珠似的,成全了作者。对于五七言古诗来说,“气”是十分重要的。气盛而敛,风骨自振,字字句句都富于感人的力量。反之则必然格卑句弱,缺乏动人的艺术效果。
中间二十句就观大散关图之所见生发感想。这种感想,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主要借观图一事表述自己的战略意图。大散关一带,山川有险阻之势可凭,人民有忠勇之气可用,加上关中为秦汉故都,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如若先据有关中,再东向而出,便势如破竹,可以把女真贵族军事集团一举赶出中原。这一层次,作者把议论与抒情结合起来,并从地理、人事、历史三个方面着笔,既有说服力,又有感染力。“大散陈仓间”,不是单指大散关与陈仓县之间的一小段地区,而是泛指关中广大地区。“劲气钟义士”是说关中人民气劲志刚,是绝不肯长期屈从于金人的统治,必然会奋起反抗的。这在忠义之士身上体现得最为集中。人民渴望收复失地,复兴宋室,这对南宋朝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可与共壮图”一句,正是提醒南宋朝廷不要辜负关中人民的爱国心愿。“坡陁咸阳城,秦汉之故都”两句,进一步从历史的角度申述先取关中地区对于建立帝王之业的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南宋最高统治者已经没有秦、汉两朝开国皇帝的气魄。他们偏安江左,歌舞升平,完全无意于恢复中原,所以诗人不得不沉痛地发出了悲凉的哀吟:“王气浮夕霭,宫室生春芜。”
第二层次主要是想象自己擘画的战略意图实现后的胜利景象。“安得从王师,泛扫迎皇舆?”这两句是说,诗人十分希望随从王师攻入关中,进而收复中原,迎接銮舆回到汴京。从此以后,南北限隔的现象不复存在了,交通也由此而通畅:“黄河与函谷,四海通舟车。”沦陷区光复后,各地的货物源源不绝地运到了汴京:“士马发燕赵,布帛来青徐。”遭受严重破坏的汴京开始重建了:“先当营七庙,次第画九衢。”被击败的金朝军队衰弱不堪,朝廷只需派出一支偏师便可把金朝最高统治者俘虏过来:“偏师缚可汗,倾都观受俘。”于是一切都恢复了太平盛世的景象:“上寿大安宫,复如正观初。”唐太宗李世民校猎有获,每亲献禽于大安宫(参阅《旧唐书·太宗纪》)。诗人用此故实,表明他不仅想恢复中原、统一祖国,而且还希望政治清明、天下大治。
这两个层次在全诗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借观图所见,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一;诗人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借观图所思同样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二;诗中崇高的爱国激情和强烈的报国宏愿与诗人穷愁潦倒的“癯儒”形象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使读者油然而生对软弱无能的南宋最高统治集团的愤恨,这是三。从感情结构上说,由于这两个层次着笔的角度各不相同,表达的感情也就有所区别。第一层次着眼于现实,感情比较冷静,略带悲慨;第二层次偏重于幻想,感情比较奔放,显得乐观自信。用幻想中的成功和欢乐来填补现实中的不足,以乐语写哀,可以在艺术上收到最佳的美学效果。本诗读来倍觉悲壮动人,实有得于此。
最后四句倾诉了诗人无可奈何的悲楚情怀。“丈夫毕此愿,死与蝼蚁殊!”话虽是从正面说的,但反面的意思却十分明白:那些醉生梦死、不图恢复的昏庸之辈虽然还活着,但与 蝼蚁没什么两样。用冲和的语气来表达愤激的感情,这比之横眉怒斥更为深沉有力。但南宋统治集团既定的国策是不会改变的,因此诗人终于不能有所作为。“志大浩无期,醉胆空满躯”两句,可以说是诗人在百般寻求解脱而又实在无法解脱的情况下的自嘲与自慰。恢复国土,人人有责,这样的“志”,本无可嘲而自嘲,愈显出诗人受压抑之深和无可奈何之叹。临了,只能借酒浇愁。无奈诗人燃烧的爱国热情不是几杯浊酒所能浇下去的,酒入愁肠,醉胆开张。诗人的满腔怨愤已不能自己,但诗中仍不敢显言,只用一个“空”字微微逗出。全诗到此打住,但感情的波涛仍在激荡。陆游此诗写于嘉州。他在《读岑嘉州诗集》中赞扬岑诗道:“笔力追李杜”明代诗人边贡云:“称其近于李杜,斯可谓知言矣。”(《岑嘉州诗集》明正德十五年济南刻本《刻岑诗成题其后》)陆游此诗不仅爱国激情浩乎沛然与岑诗一脉相承,而且在“笔力追李杜”这一点上,亦与岑诗相仿佛。诗人由观大散关图而想到如何对中原用兵,又从用兵成功的幻想而回归到冰冷的现实;诗人最不愿意纸上谈兵,而最后又不免纸上谈兵。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与冲突,给全诗灌注了一股郁勃不平之气。这与杜诗沉郁的风格十分相近。全篇兴会飙举、骨力豪健、词气发扬踔厉、流吐似不费力,这又酷肖李白的诗风。
杨敬之的诗,《全唐诗》仅存二首,其中一首极为后世传诵,并且因为众口争传,逐渐成为人们常说的“说项”这个典故。
关于项斯,宋计有功《唐诗纪事》载:“斯,字子迁,江东人。始,未为闻人。······谒杨敬之,杨苦爱之,赠诗云云。未几,诗达长安,明年擢上第。”《全唐诗》收项斯诗一卷,此外未见有任何突出成就,只是因为有杨敬之的这首诗,他才为后人所知。杨敬之在当时是一个有地位的人,而这首诗却真心实意的推荐了一个“未为闻人”的才识之士,他虚怀若谷,善于发掘人才;得知之后,既“不藏人之善“”,而且又“到处”“逢人”为之赞扬,完美的表现出一种高尚品德。
“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多次读到你的诗又总是觉得很好,等到看见你的气度品格更高于诗。
首句是衬垫之笔,也点出作者所知道的项斯,是从得见其诗开始的;赏识项斯又是从觉得其诗好开始的。次句进一步写见到了本人之后,惊叹他“标格过于诗”,心中更为悦服。对项斯标格之好,诗人不直接写,却先提一句“诗好”,然后说“标格过于诗”,则其标格之好自不待言。“标格”包括外在美和内在美,即仪容气度、才能品德的统一。品评人物应该重视才德,古今皆然。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我平生不愿意藏匿人家的长处,无论到哪里见人就会推荐你。
“平生不解藏人善”,这句话很占身份。世间自有见人之善而不以为善的,也有见人之善而匿之于心的,缄口不言,唯恐人家优秀了会成为自己仕途的障碍的;诗人于此明确表示“不解”,而且是“平生不解”,即不会这样做,他的胸襟度量是超过常人。他不只“不解”,而且是平生不解,并以高屋建瓴之势,震动世间一切压制人才,对人才怀着嫉妒之心的小人。诗人对于“扬人之善”,只是怎么想就怎么做,不曾丝毫顾虑到个人的得失,是否会被人讥笑为“自我标榜”。他的古道热肠,令人钦佩。做了好事,由他自己说出,更见直率可爱。本来奖掖后进,揄扬人善,一向传为美谈;诗人自为之而自道之,也有自作表率、劝导世人之意。
这首诗语言朴实无华,所表现的感情高尚美好,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今天,这种难得的、可贵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正因为如此,它成为广泛流传,成为赠友诗中的上品,受到人们的喜爱。
这首诗内容赞扬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展示了军阀必趋灭亡的下场。
“血沃中原肥劲草”,是说军阀杀害人民的鲜血灌溉了祖国大地,先烈们壮烈牺牲的精神培育了广大人民,使他们成长为劲草般的坚强战士。“血沃中原”,揭露了军阀屠杀政策的残酷程度,使共产党人,革命人民的鲜血洒遍了中国原野。当时,在国民政府“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反共政策下,仅雨花台一处被害的革命者就有二十万左右。“肥劲草’’,比喻革命力量在鲜血灌溉的土地上成长壮大。一个“肥”字突出了革命力量壮大的声势。这一句点出了革命力量是剿不尽、杀不绝的,军阀的屠杀、“围剿”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抗,促进革命事业的发展,加速他们的灭亡。
“寒凝大地发春华”,是说大地虽然一片冰寒,但只要春天一到,烈士播下的种子就会怒放出复仇的春花。“寒凝大地”,主要是写国民政府在国统区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使中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象严寒禁锢着大地,没有一点生气。“发春华”,不仅是对当时英勇作战的革命文艺战士的高度赞扬,也是鲁迅坚信革命必胜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真实写照。一个“发”字,描写出革命文艺不可阻挡的发展形势,正如鲁迅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中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这一句是诗人的预言,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光辉前景。
“英雄多故谋夫病”,直接写国民政府内部的勾心斗角。他们多方借故,称病离职,丑态百出。在日寇压境的局势下,国民政府顽固坚持不抵抗政策,整天忙于派系争斗。他们或因失势,或因分赃不匀,忽而出现在幕前,忽而退居于幕后,这一句是国民政府政治集团内部尔虞我诈、分崩离析的真实写照,既写出了他们内部斗争的丑象,又反映了他们在抗日前笼络人心的拙劣表演。
“泪洒崇陵噪暮鸦”,承接上句,这帮“英雄”、“谋夫”们并不想“合作”、“抗日”,他们貌合神离,暗斗不休。“噪暮鸦”点出了国民政府内部吵吵嚷嚷,恰似黄昏时分一群乱叫的乌鸦,暗示国民政府统治日暮途穷的境地。这一句揭露了国民政府色厉内荏的纸老虎本质,揭示了国民政府政权摇摇欲坠的必然趋势。
此诗热情地赞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者坚韧不拔的对敌斗争精神,愤怒地控诉了国民政府消极抗日反革命“围剿”的罪行,揭露了国民政府的虚弱本质与相互倾轧的丑恶现象,展示了革命势力的锦绣前程,指出了他们统治的崩溃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