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抒写报国之情和忧国之念的作品。诗的前六句追怀旧事，寄慨遥深；后两句既有送行之意，也有对金兵的突然退却难以置信，又欣喜若狂。
“初报边烽照石头，旋闻胡马集瓜州。”二句以简洁的笔墨概括了金兵南犯的经过，同时也交待了诗的写作背景。诗人最初听说金兵已迫近南京城，来势凶猛；不久又得闻金兵集结在瓜州渡，气焰益炽。
处此危难之际，诗人多想挺身而出，联合抗金志士，挽狂澜于既倒，为国除危，为民解难。可是，只求苟安、不思恢复的南宋朝廷早已把他看成心存不轨的异己分子，不能容许他执掌重兵、慷慨赴敌。意识到这一点，诗人内心充满愤慨：“诸公谁听刍荛策？吾辈空怀畎亩忧。”诗人曾多次向朝廷提出抗敌复国的军事策略和政治措施，然而满朝公卿，尽皆畏敌如虎，嫉贤如仇，没人肯听取他的意见。诗人的上书，要么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要么如虎须捋毛，招致处罚。作为备受歧视的在野人士，他只有徒然地为时局担忧。这两句前后照应，因果分明，对比强烈：一边是诸公堵塞贤路，不恤国计；另一边则是诗人系念时局，忧心如焚。孰是孰非，孰善孰恶，一目了然。
“急雪打窗心共碎，危楼望远涕俱流。”二句借景抒情，益见其愤慨之烈、痛苦之深。“危楼”，即高楼。当时，诗人身受羁绊，无计可施，拳拳报国之心竟与打到窗上的急雪一样碎成粉末；登上高楼，远望狼烟四起，诗人更不禁涕泪交流。这一切，虽已成为旧日之事，却深深地镌刻在诗人的记忆之中。“七兄”即将奔赴的扬州正是当时的兵燹之地。
在送别的时刻，诗人首先想到那惨痛的景象并形诸诗笔，是极为自然的事情后两句折回题意，渲染送别之情。 “岂知”，点明形势的变化出乎诗人的意料之外——当初，他何曾料及金兵会发生内讧，使一场更大的战祸得以弭息。“乱絮飞花”，则暗示随着金兵的撤离，淮水以南地区又恢复了和平景象。诗人笔下的花絮，不仅充满生机和活力，而且具有人的意识、人的情感，欣然担负起送客的使命。它们追随在七兄乘坐的小舟前后蹁跹起舞，既表欢送之情，亦致挽留之意。此情此意，不能不使七兄深受感动。其实，多情的与其说是乱絮飞花，莫如说是诗人自己。诗人自己眷眷然不忍与七兄分别，却不从正面说破，而将自己的感情赋予乱絮和飞花，于是，乱絮飞花便变得如此深情缱绻。这幅生意盎然的“送客图”，实际上只是诗人的主观意识外化后产生的某种幻象。如果说诗的五、六两句是触景生情的话，那么，这两句则是移情于景了。而无论触景生情，还是移情于景，究其效用，都有助于创造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增强诗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从艺术上看，这首诗不仅属对精切，造语工巧，而且情寓景中，意余言外。
此词描写一对恋人的离别之情。由于作者是一位善于铺叙的高手，所以把女主人公的千娇百媚，自己的满腹离愁都写得十分细致。上阕着意刻画的是主人公的情态，“千娇面，盈盈伫立，无言有泪”，这十一个字，把一个美丽多情的女子的形象描写得十分可人怜惜。为了烘托离别的凄苦，作者在描写这位纯情女子之先，特地把呀呀的开门声写出来，起到增加气氛的作用。开门有“此此”之声，而女子的送行却“无言有泪”，有声与无声前后照应，构成了一种更加令人断肠的凄惨画面。下阙写自己的落寞情绪，与心爱的女子分别，这是多么令人难以接受的现实，如果一切静止该多好啊，那样自己和心爱的人就不会分离了，爱就能永恒。可惜那不解人意的扁舟匆匆前行，不长时间，心上人所居的城市就不能再见了。
全词写到这里，作者已经把离别之苦倾诉殆尽了，为了更强调凄苦悲切的气氛，作者用写景作为结束语：清寒的江流那边，只剩下烟云笼罩的两三棵树！这种以景言情的写法在古词曲中并不少见，但此词把景致的描写放在全词的末尾，这就好比古歌曲中的“乱”，把前此所铺排的种种情绪推向了最高潮。
斜月西沉，霜天破晓，执手相送，情何以堪！这首送别词，既表现了送行者的无限依恋，也抒写了行人的感怀。把送别和别后相思的情景，层层铺开。深刻细致地写出了人物的感受。最后以景结情，倍觉有情。全词铺叙展衍，层次分明而又曲折婉转。不仅情景“妙合”，而且写景、抒情、叙事自然融合，完美一致。体现了柳词的特色。
这首诗前四句描写前半生浪迹江湖的自由生活和为名爵所累的矛盾；后四句写做官后悔恨的心情和不称意的处境。诗本愤世，但作者从自责出仕切入，谦和温婉，用典贴切，如同己出。
“三十年来麋鹿踪”一句概括了文征明前半生浪迹江湖的生活。苏轼贬黄州作《赤壁赋》云：“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这种生活虽不富贵，但有淡泊自甘，闲适自在之乐。“若为老去人樊笼”一句则表现出深刻的思想矛盾。一方面他已经应试得官职，这并不是一厢情愿的强加，说明诗人人世出仕之心未泯；另一方面他又感到若有所失，想起像是背道而驰似的。显然，待诏翰林的文征明，这时已是悔恨代替了如意。觉得“老去人樊笼”，是办了一件错事，弄得前功尽弃。
“五湖春梦扁舟雨，万里秋风两鬓蓬。”二句以景语承上句抒慨，其间融入了范蠡和张翰的故事。一正用，一反用，诗人本来梦想如范蠡一样潇洒度日，却为名爵所羁，落得秋风万里，两鬓萧瑟。可见这一联全是虚拟之景。
“远志出山成小草，神鱼失水困沙虫。”二句继续写悔恨的心情和不称意的处境，是全诗警策所在。“远志”名义颇寓豪情，而其实只是一种“小草”，本无在山出山的区别。诗人用《世说新语》郝隆的名言巧妙地将此物名实分属，写作“远志出山成小草”。就综合了“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晏子春秋》），“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杜甫《佳人》），这两种意思，意言一念之差，可以使一个人的名节受到很大亏损。
“神鱼失水困沙虫”，与俗语“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同义。在庸俗势力的包围下，高尚没有用武之地。这两句既有对上层社会的厌恶，也有对个人失策的反省。当然是有感而发的，可见文征明待诏翰林的处境，比李白待诏翰林时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
“白头博得公车召，不满东方一笑中。”东方朔官至太中大夫，在朝廷其实也不顺心，只能自称避世金马门，多以诙谐调笑自遣。而诗人以白首待诏，似又不能如东方自寻开心，故末句云云。
读竟全篇，可见文征明在应试求职之前，曾对步人仕途有过良好的愿望，是抱着试一试的机会主义态度。殊不知官场比他所想要复杂得多，他便很快的失望了。这时已有进退失据之感。正是这种矛盾尴尬的状况，使他写成这篇言志感怀之作。诗中多用昔人故事，只因情与境会，故信手拈来，皆成妙谛。
此诗内容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开头的六句，为作者对二疏实现“功成者自去”之目标的积极评价；第二部分是继之的八句，是作者根据史实描写二疏辞官回到乡里的场面；第三部分开头八句笔法一转，描写二疏归乡后所过的自由自在的日子，以及他们不屑于“近务”而每日邀请在一起饮宴的情景，接着告诫亲族不要过分关注钱财之事，最后以二疏所奉行的“道”经过时间的洗礼仍闪耀着光辉作结。
此诗在陶渊明的作品中不算很重要，但仍大有意味。诗的写法基本是敷衍史传，这本是咏史诗的老传统，自班固《咏史》以下，作品指不胜屈，陶渊明的高明之处在于“据事直书，而寄托之意自见”。当然，陶渊明也有自己的选择和重点，他固然关注二疏的功成身退，似有自喻之意，而重点并不在此，诗中尤其强调的是疏广“放意乐馀年”，不让子女当“啃老族”——这也曲折地表达了他本人的人生态度。
诗中写得最传神的是“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问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这四句。疏广之“问金”是为了“寄心”，不同于一般的查账，他的意思一时未被其族人理解，因此有必要“清言晓未悟”。“问金”，即指《问书·疏广传》所载：“数问其家金馀尚有几所。”查询还剩下多少钱，是为了把它花光。此事最能表现疏广的风流旷达与深谋远虑。金钱在实际生活中大有作用，关键要看怎么弄钱、怎么花钱。疏广的那一大笔钱来自皇家的恩赐，来路是光明正大、完全合法的，不打算留给子女，则是怕他们因此而损志、益过——他为下一代考虑得很深远。陶渊明最重视的正是疏广拿来开导未觉悟者的那十六字“清言”。
陶渊明也是不忌讳谈钱的，据《宋书》本传载，陶渊明很明确地“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归隐也得有一定的本钱。他在《归去来兮辞》的序里说过，到彭泽去当县令，就是想弄点“公田之利”来喝酒，说法比较风雅，而不讳言过日子要花钱。然而他同疏广一样，也不打算给子女留下多少钱——事实上他也没有什么钱，想通这样的道理就显得更为必要。
其实，在陶渊明之前，西晋诗人张协已先写过一首咏二疏的《咏史》诗：“昔在西京时，朝野多欢娱。蔼蔼东门外，群公祖二疏。朱轩曜京城，供帐临长衢。达人知止足，遗荣忽如无。抽簪解朝衣，散发归海隅。行人为陨涕，贤哉此丈夫！挥金乐当年，岁暮不留储。顾谓四座宾，多财为累愚。清风激万代，名与天壤俱。咄此蝉冕客，君绅宜见书。”张协也是根据《问书·疏广传》加以敷衍，他也关注到“多财为累愚”这样的道理，内容与陶诗大同小异；但二者之间尚有细微的差别。一是张诗多有教训别人的气味，与陶渊明的读书得间、与古人共鸣有所不同；二是张诗大抵平均使用力量，完全按史传材料敷衍，看不出独特的心得和立言的重点。当然，张协是很优秀的诗人，其人被钟嵘的《诗品》列入上品，称为“旷代之高手”，他这首诗曾被收入萧统的《文选》，但其水平离陶渊明的《咏二疏》尚有一定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