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簦笠相随走路歧,一春不换旧征衣。”诗的首联总写漂泊江湖之苦。“簦笠”(雨伞和草鞋)、“征衣”这些意象本身就与羁旅生活有密切关系,积淀了与离情羁思有关的感情内容,因而诗人选取这两种意象,就给了读者以离情羁思的暗示。
一人东西漂泊,只有“簦笠”是随身伴侣,其孤独落寞之情态可以想见。“走路歧”三字既写明所走之路岔道很多,又写明作者是无目的、无方向的漫游。刘安《淮南子·说林训》记载:“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逵路”即歧路。杨子见歧路而不知何去何从,因而伤心痛哭,诗人“走路歧”时的愁苦心态也就不难想见了。“一春”点明时间,说明作者一个春天都是这样不停地奔波。“旧征衣”写明作者现在身上穿的是以前流落江湖所穿的衣服,这说明在“一春”之前也是客居在外,不停奔走。游子的羁旅之愁苦通过时间的延续曲曲绘出。仅此开头两句,就把羁旅之苦写尽,天涯游子四处奔波、百无聊赖的心态亦在不言之中。
“雨行山崦黄泥坂,夜扣田家白板扉。”颔联人题,具体写日行夜宿的羁旅生活的情状。出句写雨中跋涉,写路途之艰辛。大雨滂沱中在“山崦”上攀登,已不堪其苦,再加上行走于“黄泥坂”上,其困顿艰辛更可想见。对句写夜宿田家,写住宿之简陋。“自板扉”可以想到田家之贫,而住宿其家的游子之苦也就不言而喻了。
“身在乱蛙声里睡,心从化蝶梦中归。”颈联承颔联,写诗人夜宿田家的情景。“乱蛙声”三字写出了乡村之夜所特有的音响。本来,夜幕降临后,一切都归于沉寂,只有和煦的清风送来远处的蛙鸣。躺在床上,听听这青蛙的合唱,本来应有几分惬意,然而在雨中跋涉了一天的诗人,哪里还有这种雅兴,“蛙声”而日“乱”,则是诗人移情于物,辞因情发。而在“乱蛙声”中竞能慢慢入睡,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写出了奔波一天之劳累。由于饱尝羁旅之苦,自然想家,因而下句则写梦中回乡。连做梦都想着回家,其乡情之浓可以想见。然而,人只有在梦中才能“归”,其心情之痛苦又可想而知。《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这里化用庄周化蝶的典故,抒写了自身的迷茫怅惘之感。“身”与“心”相对,有身在江湖,心存家园之意,由此可以体会到诗人长年客居在外自有不得已的原因。诗人由于功名上不得意,只得流转江湖,靠献诗卖艺来维持生活,有家难归,只是在这里不愿写明罢了。
尾联在前几联所叙写的基础上推进一层,抒写乡愁。诗人四处漂泊,既是思归不得,退而求其次,就盼望着得到一纸家书,可惜,就连这一点聊胜于无的安慰也得不到。由于流落江湖,行踪不定,结果是“乡书十寄九不达”。这一不愿接受而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对这位长年客居在外、思家心切的诗人来说,内心的痛苦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鸿雁在古代是书信的象征,远离家乡自然想到托雁传书,因而目睹空中飞雁,乡情自然也就更浓。“天南天北雁自飞”一句,是景语,也是情语。思乡之情是无形的、抽象的,雁则是有形的实物,把抽象感情与具体形象结合起来,这就使无形的乡情仿佛可触可见了,从而收到生动的艺术效果。作者身当此境,目睹征鸿,心已随之远去,但恨身无双翼,依然羁留他乡,则有人不如雁之感。雁天北天南自由翱翔,带来了无边愁思,却偏偏无情,不能带来乡书,只是徒增一番愁苦。辛弃疾《祝英台近》云:“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构思已相当新奇。冯去非《所思》“西风不寄小银钩”的想象却更深了一层,盼望西风在“带愁来”的同时,也能为他“寄小银钩”,但又终于未能变成现实。戴复古的尾联与冯去非诗句意境相似。着一“自”字,使客观景物带上了浓厚的主观色彩,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怅惘之意,无可奈何之情。
从词题“寓意”来看,这是篇首自我嘲弄、自我哀怨、自我比况并自我排遣的作品。而在自我排解中,似乎还表现出一种自信、自豪,并颇带一点傲骨的韵致。“三人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苏轼一生至此已三次进入朝廷作皇帝的近侍之官了。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自登州太守以礼部郎中召回注京,迁中书舍人、任翰林学士知制浩兼侍读;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在杭州太守任时,又被改翰林学士承旨召还,除兼侍读;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又以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簿使自扬州召还,导驾景灵宫,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所以称“三人承明”。至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苏轼方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定州。以上四次入朝出朝的这些官职,皆属“九卿”之位,故又可称为“四至九卿”。做了这么大的官,又频频出人朝廷,试问“书生”(苏轼自指),你有什么屈辱之处?又有什么荣耀和美名?真是自问得有理,也自问得无愧。如今,苏轼又忽被落两“学士”职贬知英州,一切都落得干干净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金张七叶,纨绮貂缨。无汗马事,不献赋,不明经。”苏轼经过剖心自思,终于找到了个中秘密:朝中那些“亲近宠贵,比于外戚”的金、张之氏,他们能够世世代代身服绮儒纨袴,冠戴貂尾缨饰,还不是由于他们会“笃敬寤主”、干些拍马逢迎的勾当吗?而自己呢?相较之下,却是“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赋性刚拙,议论不随”,“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而自己在武事上又没有什么汗马功劳、不会写些歌功颂德的辞赋献给皇帝,也不会用儒家经书去走送官的捷径。那真是活该如此,自作自受。这种自责自谴,如果说是自谦自卑,还不如说是苏轼刚强正直、嫉恶怨愤的品性表现。
下片写自己的退隐志向。要像汉代蜀人严君平那样,在成都开个问卦店铺,自甘寂寞;或者像西汉末年的隐士郑子真那样“宕谷躬耕”,即使有炙手可热的权贵逼他出山,也决不屈从。词末苏轼倍发感慨:“寒灰炙手,人重人轻”,世间充满了令人沮丧的贫富贵贱的罪恶差别,应该像《鹤叹》寓言诗中的那只孤傲仙鹤一样:“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决然抛却尘世,去做一个“除竺乾学,得无念,得无名”的真正自我解放、无所牵挂、心中空寂无尘的人。
全词豪气贯注,瘦硬隽拔,字锻句谏,逆挽顿挫,对比鲜明,波澜壮阔。前后呼应,结构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