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簦笠相随走路歧,一春不换旧征衣。”诗的首联总写漂泊江湖之苦。“簦笠”(雨伞和草鞋)、“征衣”这些意象本身就与羁旅生活有密切关系,积淀了与离情羁思有关的感情内容,因而诗人选取这两种意象,就给了读者以离情羁思的暗示。
一人东西漂泊,只有“簦笠”是随身伴侣,其孤独落寞之情态可以想见。“走路歧”三字既写明所走之路岔道很多,又写明作者是无目的、无方向的漫游。刘安《淮南子·说林训》记载:“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逵路”即歧路。杨子见歧路而不知何去何从,因而伤心痛哭,诗人“走路歧”时的愁苦心态也就不难想见了。“一春”点明时间,说明作者一个春天都是这样不停地奔波。“旧征衣”写明作者现在身上穿的是以前流落江湖所穿的衣服,这说明在“一春”之前也是客居在外,不停奔走。游子的羁旅之愁苦通过时间的延续曲曲绘出。仅此开头两句,就把羁旅之苦写尽,天涯游子四处奔波、百无聊赖的心态亦在不言之中。
“雨行山崦黄泥坂,夜扣田家白板扉。”颔联人题,具体写日行夜宿的羁旅生活的情状。出句写雨中跋涉,写路途之艰辛。大雨滂沱中在“山崦”上攀登,已不堪其苦,再加上行走于“黄泥坂”上,其困顿艰辛更可想见。对句写夜宿田家,写住宿之简陋。“自板扉”可以想到田家之贫,而住宿其家的游子之苦也就不言而喻了。
“身在乱蛙声里睡,心从化蝶梦中归。”颈联承颔联,写诗人夜宿田家的情景。“乱蛙声”三字写出了乡村之夜所特有的音响。本来,夜幕降临后,一切都归于沉寂,只有和煦的清风送来远处的蛙鸣。躺在床上,听听这青蛙的合唱,本来应有几分惬意,然而在雨中跋涉了一天的诗人,哪里还有这种雅兴,“蛙声”而日“乱”,则是诗人移情于物,辞因情发。而在“乱蛙声”中竞能慢慢入睡,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写出了奔波一天之劳累。由于饱尝羁旅之苦,自然想家,因而下句则写梦中回乡。连做梦都想着回家,其乡情之浓可以想见。然而,人只有在梦中才能“归”,其心情之痛苦又可想而知。《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这里化用庄周化蝶的典故,抒写了自身的迷茫怅惘之感。“身”与“心”相对,有身在江湖,心存家园之意,由此可以体会到诗人长年客居在外自有不得已的原因。诗人由于功名上不得意,只得流转江湖,靠献诗卖艺来维持生活,有家难归,只是在这里不愿写明罢了。
尾联在前几联所叙写的基础上推进一层,抒写乡愁。诗人四处漂泊,既是思归不得,退而求其次,就盼望着得到一纸家书,可惜,就连这一点聊胜于无的安慰也得不到。由于流落江湖,行踪不定,结果是“乡书十寄九不达”。这一不愿接受而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对这位长年客居在外、思家心切的诗人来说,内心的痛苦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鸿雁在古代是书信的象征,远离家乡自然想到托雁传书,因而目睹空中飞雁,乡情自然也就更浓。“天南天北雁自飞”一句,是景语,也是情语。思乡之情是无形的、抽象的,雁则是有形的实物,把抽象感情与具体形象结合起来,这就使无形的乡情仿佛可触可见了,从而收到生动的艺术效果。作者身当此境,目睹征鸿,心已随之远去,但恨身无双翼,依然羁留他乡,则有人不如雁之感。雁天北天南自由翱翔,带来了无边愁思,却偏偏无情,不能带来乡书,只是徒增一番愁苦。辛弃疾《祝英台近》云:“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构思已相当新奇。冯去非《所思》“西风不寄小银钩”的想象却更深了一层,盼望西风在“带愁来”的同时,也能为他“寄小银钩”,但又终于未能变成现实。戴复古的尾联与冯去非诗句意境相似。着一“自”字,使客观景物带上了浓厚的主观色彩,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怅惘之意,无可奈何之情。
文章详细描述了宦官一步步把持朝政、危害政权的具体过程,从而警告后世君王不要渐积养祸。当然,作者把“乱国”的根源归咎于宦官、女祸,这种观点也不是全面的。全文首尾照应,结构清晰,分析细密,说理层层递进,体现了作者写作的深厚功力。
宦祸的形成,从宦者的工作性质说,他接近皇帝,熟悉皇帝的生活习惯与思想志趣;从宦者本人说,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又因为是阉者,无亲属羽翼,无道德、学术素养与从政经验,本来势孤力单,难得众心。但一旦弄权,为确立威望,就特别专横残忍,排除异己,不遗余力。文章在总括宦者的特质之后,即随之层层铺衍。这类人也极其机灵,见风使舵。他们先以“小善”、“小信”来固人主之心,求得君主的信赖;一遇君主信任之后,即时进谗言,用祸福之事吓唬君主,离间重臣,以达到把持君主之目的。这样一来,就必然形成君主对终日侍奉左右的宦者“日益亲”,对朝中的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也就“日益孤”了。出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君主对朝中重臣就难以信任,他自己的惧祸之心就“日益切”,宦者对君主的把持也就“日益牢”了。于是,国家的安危就取决于宦者的喜怒,亡国的祸患就潜伏在廷帷之间。往日君主所依靠的重臣,现在反而变成将要为患的对象。正所谓是于颠倒,黑白莫辨。等到皇帝清醒过来,发觉养祸已深,想与已被疏远的朝臣一道清除为于乱政的宦者,但如果进行缓慢,则养祸日深,难以铲除;若操之过急,谋划不周,那宦者就要先行一步,挟持君主作为人质,使得君主与朝臣无法共图义举。即使付诸实施,也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弄得“亡国”、“亡身”,使奸豪得以借口乘机而起,尽诛宦者而取代国政。这就是汉唐宦者乱人之国的惨痛历史教训。
篇末,作者再从人主角度宕开一笔,引入深层思考。作为君王,主观上总想使国家长治久安,至于亲左右,疏贤臣,也原于其本意。但为什么终于出现宦祸这一现象呢?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宦者处于近侍的有利条件,若人主稍不警觉,那渐集之势就会酿成大祸。这样一提,就更加引起后世君主的警惕了。文章的结尾,又重提女祸之害,再一次与宦者之害作对照,以强调宦者之祸“深于女祸”的论点,并与开篇相呼应。
全文就前代宦者乱国的史实,条分缕析,层层演进,从中得出宦官得以乱国的根本原因。文中又采用一宾一主的衬照手法,事显而意明,情深而理切,足为后世当国者戒。连同传文在内,堪称卓荦千古之文。
这首诗是诗人赠别一位相好的歌妓的,从同题另一首(“多情却似总无情”)看,彼此感情相当深挚。不过那一首诗重在“惜别”,这一首却重在赞颂对方的美丽,引起惜别之意。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姿态美好举止轻盈正是十三年华,活像二月初含苞待放的一朵豆蔻花。
第一句就形容了一番:“娉娉袅袅”是身姿轻盈美好的样子,“十三余”则是女子的芳龄。七个字中既无一个人称,也不沾一个名词,却能给人以完整、鲜明生动的印象,使人如目睹那美丽的倩影。全诗正面描述女子美丽的只有这一句话。就这一句还避实就虚,其造句真算得空灵入妙。第二句不再写女子,转而写春花,显然是将花比女子。“豆蔻”产于南方,其花成穗时,嫩叶卷之而生,穗头深红,叶渐展开,花渐放出,颜色稍淡。南方人摘其含苞待放者,美其名曰“含苔花”,常用来比喻处女。而“二月初”的豆蔻花正是这种“含苔花”,用来比喻“十三余”的小歌女,是形象优美而又贴切的。而花在枝“梢头”,随风颤动的样子,尤为可爱。所以“豆蔻梢头”又暗自照应了“娉娉袅袅”四字。这里的比喻不仅语新,而且十分精妙;又似信手拈来,写出人似花美,花因人艳,说它新颖独到是不过分的。一切“如花似玉”、“倾国倾城”之类比喻形容,在这样的诗句面前都会黯然失色。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小诗的后两句是说,看遍扬州城十里长街的青春佳丽,卷起珠帘卖俏粉黛没有比得上她。
当时诗人正要离开扬州,“赠别”的对象就是她在幕僚诗意生活中结识的一位扬州歌妓。所以第三句写到“扬州路”。唐代的扬州经济文化繁荣,时有“扬一益(益州)二”之称。“春风”句意兴酣畅,渲染出大都会富丽豪华的气派,使人如睹十里长街,车水马龙,花枝招展······这里歌台舞榭密集,美女如云。“珠帘”是歌楼房栊设置,“卷上珠帘”则看得见“高楼红袖”。而扬州路上不知有多少珠帘,所有帘下不知有多少红衣翠袖的美人,但“卷上珠帘总不如”!这里“卷上珠帘”四字用得很不平常,它不但使“总不如”的结论更形象,更有说服力;而且将扬州珠光宝气的繁华一并传出。诗用压低扬州所有美人的美来突出一人之美,有众星拱月的效果。由于有前两句美妙的比喻,这里这种“强此弱彼”的写法显然自然入妙。
杜牧这首诗,从意中人写到花,从花写到春城闹市,从闹市写到美人,最后又烘托出意中人。二十八字挥洒自如,游刃有余。
文学艺术要求不断求新。因陈袭旧是没有出路的。即使形容取喻,也贵在独到。从这个角度看杜牧的《赠别》,也不能不承认他是天才的诗人。
诗人借古喻今,用诙谐、辛辣的笔墨表现严肃、深刻的主题。
前二句写汉武帝炼丹求仙的事。汉武帝一心想长生不老,命方士炼丹砂为黄金以服食,耗费了大量钱财。结果,所得的不过是一缕紫烟而已。“得”字,看似平常,却极有份量,对炼丹求仙的荒诞行径作了无情的鞭挞和辛辣的嘲讽,深得“一字褒贬”之妙。
后两句写马,紧扣诗题。“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迫切希望能飞升成仙的汉武帝,不豢养能够“拂云飞”、“捉飘风”的天马,而让不中用的“肉马”充斥马厩。用“肉马”形容马平庸低劣,非常精当。由于是“御马”,吃住条件优越,一个个喂得肥大笨重。这样的马在地面上奔跑都有困难,更不可能骑着它上天。这两句寓意颇深,除了暗示汉武帝求天马上青天的迷梦破灭之外,还隐喻当时有才有识之士被弃置不用,而平庸无能之辈,一个个受到拔擢,窃据高位,挤满朝廷。依靠这些人是不可能使国家蒸蒸日上,实现清明的政治理想的。此诗集中地讽刺了当时最高统治者迷信昏庸,所用非人,颖锋内藏,含蕴丰富,而又用“嬉笑”的口吻说出来,读来使人感到轻松爽快,这在李贺作品中是很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