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送别诗，但从头至尾不写离愁别恨，而主要是描写自然景物和生活场景。写嵩山景色的部分，清幽高远；写杨山人归山后的生活，恬静安适。通篇紧扣诗题，通过色彩鲜明的画面，把送别之意、惜别之情表达出来。借用前人的话说，就是用景语代替情语。
全诗可分三个层次。前四句为第一层，写嵩山的景色，抒发了诗人对嵩山以及对昔日遁迹山林、寻仙访道生活的眷念之情。首联写峰峦，起句豪迈。一个“我”字颇有“万物皆备于我”的气概。李白当年访道嵩山，未必就栖身于玉女峰，这里选用“玉女”的峰名，是为了与上句的“万古宅”相对应。“万古宅”就暗含仙人居所的意思，使神异的气氛更加浓厚，也更加令人向往。三、四句展示的境界更加美丽神奇。月不可留，而要“长留”，并且使它处在最恰当、最美好的位置上。晶莹的月亮悬挂在苍翠挺拔的松树之上，下面是长流不断的溪水。它不只生动地显现了嵩山秀丽的景色，而且寄托着隐居者高洁的情怀。
五、六句为第二层，写杨山人归山后的活动。诗人想象杨山人归去后将采摘仙草，而嵩山玉女峰一带就散布着开满紫花的菖蒲。这种菖蒲“一寸九节，服之长生”（《神仙传》），正可满足他求仙的欲望。这联上句写人，下句写山。人之于山，犹鱼之于水，显然有“得其所哉”的寓意。“尔”字又和前面的“我”字呼应，渲染出浓郁的别离气氛。
末二句为第三层，诗人向好友表示“岁晚或相访”要和他一起去过求仙访道、啸傲山林的生活。结句把这种思想情绪化为具体的形象：仿佛在湛蓝的天空中，一条白龙在向前蜿蜒游动，龙身上骑坐着风度潇洒的诗人，他那仙风道骨与“青天”“白龙”相表里，构成了美丽和谐的意境。这种骑龙相访的神奇画面，显得豪放飘逸。
此诗所写的“景”，既为外在的景物，也为内在的感情，是“情与景偕，思与境共”的统一体。例如描绘嵩山秀丽的景色，抒发了诗人对它的爱慕之情，就寓有怀念杨山人和向往栖隐生活的思想感情在内。三者迭合在一起，惜别的情意，就显得十分浓烈。惜别而不感伤，一往情深，而又表现得超奇旷达，这样的送别诗是非常罕见的。它构思新奇，如镜花水月，亦真亦幻，不受通常的时空观念的束缚，不为常人的思想感情所左右，更不因袭模仿，落入前人的窠臼，表现了诗作者惊人的创造力。
李白写诗还常常运用夸张的艺术手腕使描绘的对象理想化、神奇化，以引起读者想象与思慕的情趣。这在此诗中有典型的表现。例如，“宅”为常见事物，并无新奇之处，可是在前面加上“万古”二字，就变得神奇、空灵而耐人寻味了。又如一轮明月挂在溪边的松树上，景物固然迷人，但若仅仅如此，诗味并不很多。诗人别出心裁，在前面冠以“长留”二字，突出意志的力量，这样人和物都发生了“超凡入圣”的变化，涂上一层神奇瑰丽的色彩，从而引人遐想，逗人情思。唐人张碧曾用“天与俱高，青且无际”（《唐诗纪事》）评价李白的诗，这八个字形象地表现了李白诗歌神奇超迈而又质朴自然的特色，是很恰当的评判。
这两首诗传递了诗人无限复杂的感情，对兄弟的关爱之情充溢诗间。第一首写初得消息，怜弟而复自伤；第二首叙兄弟远离，而叹资生无计，不但兄弟两人难保，且家人命如悬丝。全诗语言精练，情感真挚，不事夸张与渲染，充分体现了杜诗的现实主义风格。
两首诗非常真切地道出了兄弟二人的手足之情，可以说句句是血，字字是泪。让人边读边为之心动。特别是最后四句，“不知临老日，招得几时魂”，“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从这诗句中，几乎能听到诗人的哀泣声，这不是夸张，也不是渲染，这是诗人真实心情的写照。
历史造成了兄弟之间相隔千里的局面，从而，也垒成了兄弟之情的坚实台阶。与其说，诗人在开展对弟弟的关怀，不如说，诗的主题在于“消息”的描绘到底怎样才能尽情。在诗的启程之际，已有书信的铺垫，不一定有热烈的问候，但骨肉联系的桥梁令人放心。作为隐私的“消息”，可以在诗的放大镜前，转化为公共事件的考察，从而，在勾勒兄弟之情与展露时局变化之间找到共同点。他的回函可以只装下这两首诗，而不必用散文体的书札：这两首诗兼顾了确切读者与理想读者的需要——即使是他的弟弟打开信札读到它们，也不会嫌弃其中载有的危言耸听，按照他所理解的文化传统，他能接听到他的哥哥诗与信合二为一的决心，以及当初哥哥耳畔响起的种种天籁。简言之，作为家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定能理解诗人给诗下的一个定义：诗是信念。
信，可谓对生存的禀告与报答；而诗，不妨理解为人生的筹划与安慰。正因为凭借诗的广阔胸怀，他在一种私密的二人对话中勇敢地涉及政局的动态。他不仅是要求亲人分享或分担他对时局的敏感，而且他假定了这种敏感一经装入诗的怀抱，就会变成认知世界的能力，从而与广袤历史并驾齐驱，赢得不朽。由不得他在回复中介绍异乡趣闻或者对一只乌鸦的十三种观察方式，他提笔之际，抬眼望去，就是烽烟的缭绕，竖耳听去，那边就有不绝的涕泣。他要在三种诉求上谋取平衡点：一是诗的体制，二是作为信仰的答复，三是因时制宜地参与现实的认知。随着笔墨的铺展，“弟弟”作为这两首诗的确切读者的惟一性被稀释了，他意识到了他人目光正流连其中，渐渐地，措辞摆脱了对信的服从或服务，更多地听命于诗的理想或理想读者的召唤。其中作为支撑信息的兄弟之情在兼顾中体现出惜墨如金的效果。
于是，当他直接指明弟弟的懦弱时，看似一反常态，但依靠对偶装置——那种能迅速擦拭言辞锋芒的设施，他顺利地促成了懦夫形象的合理化及其对情义的有增无损的奉献。在“吾衰”的表白之余，“汝懦”不再是丝毫的贬抑，反而像撬起诗人形象的一根杠杆。承认二人之间的共性，拉拢了词与词之间的缝隙，同时，也合乎诗历来所倡导的一事与另一事相辅相成的审美原则。可以说，通过诗的铺排，“弟弟”的懦弱变成了“哥哥”呵护的义务，以及为了承担这一义务他开展的内心斗争，尤其是个体的懦弱被置入一种宏大的时代背景中，使得读者有理由相信造成一个人懦弱的起因来自外部世界，而非这个人的天性。
事实上，探讨人的懦弱、衰老，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也不容易谈出新意，不如当它们是时局在人身上形成的缩影，或者谓之诗人对生存时间的意识混淆了希望与怅望的边界，之后，借助诗的体制，他果断地从中摆脱出来，立即唤出两只鸟雀，擦着兄弟之情的古典波纹或者烽烟中隐隐约约的鼓点，飞跃了这一可能形成险情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