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迷神引》是柳永五十岁后宦游各地的心态写照,是一首典型的羁旅行役之词。这首词深刻地反映了柳永的矛盾心理,特别是作为一名不得志的封建文人的苦闷与不满,有一定的思想意义。
词起句写柳永宦游经过楚江,舟人将风帆收卷,靠近江岸,作好停泊准备。“暂泊”表示天色将晚,暂且止宿,明朝又将继续舟行。从起两句来看,词人一起笔便抓住了“帆卷”、“暂泊”的舟行特点,而且约略透露了旅途的劳顿。可见他对这种羁旅生活是很有体验的。继而作者以铺叙的方法对楚江暮景作了富于特征的描写。“孤城暮角,引胡笳怨”描写的是:傍晚的角声和笳声本已悲咽,又是从孤城响起,这只能勾惹羁旅之人凄黯的情绪,使之愈感旅途的寂寞了。“暮角”与“胡笳”定下的愁怨情调笼罩全词。接着自“水南南”始描绘了南南江水,平沙惊雁,漠漠寒林,淡淡远山。这样一幅天然优美的屏画,也衬托出游子愁怨和寂寞之感。上片对景色层层白描,用形象来表达感受,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下片起两句直接抒发宦游生涯的感慨,接下来将这种感慨作层层铺叙。旅途劳顿,风月易逝,年事衰迟,是写行役之苦:“异乡风物”,显得特别萧索,是写旅途的愁闷心情;帝都遥远,秦楼阻隔,前欢难断,意乱神迷,是写伤怀念远的情绪。词人深感“旧赏”与“游宦”难于两全,为了“游宦”而不得不“旧赏轻抛”。“帝城”指北宋都城汴京,“秦楼”借指歌楼。这些是词人青年时代困居京华、留连坊曲的浪漫生活的象征。按宋代官制,初等地方职官要想转为京官是相当困难的,因而词人看来,帝城是遥远难至的。宋代不许朝廷命官到青楼坊曲与歌妓往来,否则会受到同僚的弹劾,于是柳永便与歌妓及旧日生活断绝了关系。故而词人概叹“帝城赊,秦楼阻”。
“芳草连空阔,残照满”是实景,形象地暗示了赊远阻隔之意;抒情中这样突然插入景语,叙写富于变化而生动多姿。结句“佳人无消息,断云远”,补足了“秦楼阻”之意。“佳人”即“秦楼”中的人,因种种原因断绝了消息,旧情象一片断云随风而逝。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仕途的厌倦情绪和对早年生活的向往,内心十分矛盾痛苦。可以说,这首《迷神引》是柳永个人生活的缩影:少年不得志,便客居京都,流连坊曲,以抒激愤;中年入仕却不得重用,又隔断秦楼难温旧梦,心中苦不堪言。苦不堪言却偏要言,这首词上片言“暂泊”之愁,下片道“游宦”之苦。大肆铺叙中见出作者心中真味,可谓技巧娴熟,意蕴隽永。
这组诗作于清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年)。这年龚自珍辞官,由北京南返杭州,后又北上接取家属,在南北往返的途中,他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目睹生活在苦难中的人民,不禁触景生情,思绪万千,即兴写下了一首又一首诗,于是诞生了《己亥杂诗》。
这首诗好似一幅速写,作者抓住了那倒映在水中的渔火化作满天星星的片刻,几笔勾勒,立即捕捉住了这转瞬即逝的景物。这首诗又好似一幅木刻,在漆黑的背景之上,亮出一点渔火,黑白对比,反差特别鲜明。
前两句是静态描写,把暗色和亮色联系在一起,显得形象鲜明。
第一句“月黑见渔灯”中“月黑”指的是月亮没有出来,天特别黑,不是说月亮是黑的。见(读xiàn),显现。孤光,孤单的亮光。萤,萤火虫,光亮微弱。意思说: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天是那样黑。只有渔船上一盏围灯,孤零零闪着萤火虫一样微弱的光。第一句用“月黑”突出“渔灯”。
第二句“孤光一点萤”,写如豆灯光像江岸边一点萤火,是意中之象,描写渔灯的形象。河面幽黑,只有孤零零的一点灯光闪烁着,仿佛是一只萤火虫在原野里发出微弱的光。“孤”表现了环境的寂寞、单调,寄寓着一定的感情色彩。一种茫然无奈的情感袭上诗人的心头。
后两句为动态描写。不难想象,当诗人见到微风腾起细浪,灯影由一点散作千万这动人一幕的时候,心情是何等地兴奋。
第三句“微微风簇浪”簇,拥簇,簇动。风儿微微吹来,水面拥起细细的波纹,再看那倒映在水中的“孤光”,四下散乱开了,顿时化作满河的星星,闪烁不定,令人眼花缭乱。这两句由静入动,描绘出一个十分生动神奇的画面。风簇细浪,浪散灯光,灯光化星,层层展开,引人入胜。“簇”字用得准确形象,既写出了风微,又刻画了浪动。
第四句“散作满河星”犹如天外奇峰,劈空而来。那如萤的孤光,刹那间似乎变成万船灯火,点缀河中,又如风吹云散,满天明星,倒映水中,使这静谧的黑夜,单调的河面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壮观。风吹浪起,簇起的每朵浪花,都把那如萤般的灯光摄进水中,有多少浪花,就有多少灯光。同时此句的描写为诗词增添了画面感,使枯燥无趣的文字能幻化出美丽浪漫带有一丝丝的安逸宁静的景象,使诗人流连其中。
诗人细腻的观察是由上到下,由静到动的,写来又是那样井然有序,明暗互衬,静动相间,用字传神,联想奇特,构成一幅独特而又令人神往的舟夜渔火图,使读者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
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