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之起句,或先写景后抒情,或先抒情后写景,或情景俱到。盖触景而生情,缘情而后托意,若发端便直叙其事,处理不好往往流于平板呆滞。沈雄在《柳塘词话》中云:“起句言景者多,言情者少,叙事者更少。”这是词家一般应遵循的经验之谈。晏殊这首词却一避熟路,起句叙事,以逞其妙。“资善堂中三十载,旧人多少凋零。”点明地点“资善堂”,时间“三十载”。 “凋零”一词下得切人肺腑,使上句顿增厚意。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旧人多与草木一样化为尘土,加一“多”字修饰,可见幸存者无几了。“洛阳旧友一时散,十年会合无二三”(欧阳修《圣俞会饮》)十年尚且凋此,三十年也肯定是凋此。今日与君相见真属意外,伤情悲伤。这意义丰富,它曲折地告诉读者,“最”字,含平日伤情之事很多,而在众多的伤心事之中以“与君相见”为“最”了。表明词人与旧友的感情之深、相见之难了,为相别作为铺垫。“一尊凋旧”承,’旧人多是凋零”而发,人变而物凋旧,以不变之物突出凋零多变之人生。当然,阔别数十载,一旦相见,当有说不完叙不尽的心酸事,但“聊且话平生”,话未出口即戛然而正,仕途不顺,苦难太多而难以倾吐,还是相见日浅所叙不多,多少难以直陈的隐曲尽在这不言之中。
下片以一“别”字承接上文,又领起下文,乃这首词主眼,它把上下片连锁在一起,点明词人与旧友的相会,既是相见,又是相别。“相见时难别亦难”。历经三十载而相遇,可见相见之难,故而离别之尤觉之不易,相会已属罕逢,而相见即相别,更觉别之难舍难分。此时此刻,欲饮而不能饮,欲醉而不能醉,满腔感慨尽倾于“强饮”之中。“雪残风细长亭”,得力处突入一景语,使旧友重逢的凄黯心理因景物的烘托而愈见突出。残雪寒风,长亭送别,更添离别的凄凉之气,时间、地点、人物、景物巧妙地结合,起到了景语皆情语的妙用。最后三句,从未别写到再相逢于京城,是词人对朋友的宽慰之词。实际上,是“归魏”还是“凋零”完全取决于皇帝,皇帝思旧则可以留京,反之则凋何,其结局是不言而明的。晏殊虽称太平宰相富贵词人,也曾多次被贬职离京,屡见迁徙。因此对旧友的坎坷仕途深表同情,同时,也流礴出对朝廷的不满,这在词人的词作中实是少有。
诗人运用流畅的语言,生动的比喻,在诗中形象地描绘了从征虏亭(在今南京)到广陵(今扬州)一带的江中夜景,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出游的喜悦之情。全诗语言如话,意境如画,对客观景物神态的描绘逼真传神,体现了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
“船下广陵去,月明征虏亭”两句写诗人坐在小舟上回首仰望征虏亭,只见那高高的古亭在月光映照下,格外轮廓分明。
第三句:“山花如绣颊。”唐人风俗,少女妆饰面颊,称“绣颊”。白居易有诗云:“绣面谁家婢,鸦头几岁女。”刘禹锡亦有诗云:“花面丫头十三四,春来绰约向人扶。”李白是以“绣颊”代称少女,以之形容山花。这句诗是说,那征虏亭畔的丛丛山花,在朦胧的月色下,绰约多姿,好像一群天真烂漫的少女,伫立江头,为诗人依依送别。
“江火似流萤。”意思是说,那江上的渔火和江中倒映的万家灯火,星星点点,闪闪烁烁,迷迷茫茫,像无数萤火虫飞来飞去。
全诗描绘了一幅令人心醉的春江花月夜景图:岸上山花绰约多情,江上火点迷离奇幻;古亭静立于上,小舟轻摇于下,皓月临空,波光滟滟。诗人热爱祖国山河的美好感情和出游的喜悦,都从画面中显现出来。
这首诗的意境十分优美,作者选取江船、明月、古亭、山花、江火这些景物,把征虏亭一带的夜色描绘得既妩媚动人又生机勃勃。夜色,在一般诗人的笔下多是宁静的,呈现出倦倦睡意的,但在李白的笔下却是生动的,精神十足的。他用少女的风姿来比喻岸边的山花,一下子给江岸增添了无限的生气与活力。夜晚江船的渔火本来是静止的,但是作者却从自己行船的感受角度去写,把静止的渔火写成动态的,使江面的景象活泼起来,飞动起来。作品中的景观,归根到底,是作者性格的反映,这首小诗使我们感受到李白那种飞扬跃动的性格特征。
贾谊在赋中对屈原的遭遇表示的深切悼惜,其实就是对自身处境的伤感,因为两人经历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他是将自己心中的愤慨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幽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不公平状况的极大不满。不过,在感情一致的前提下,贾谊并不赞同屈原以身殉国的行动。他认为尽管环境恶劣,也应当顽强地活下去,自己虽然将居住在卑湿的长沙,或许因此而不能长寿,但仍不愿去自尽。
贾谊和屈原这种见解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死观。屈原所怀的是儒家杀身成仁的思想,理想不能实现就不惜殉以生命;而贾谊除具有儒家思想外,还兼有盛行于汉初的道家旷达精神。所以,如将两人 的作品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在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方面,贾谊没有屈原那样深沉;在对自身理想的追求上,贾谊也不及屈原那么执着,似乎他对世事显得更豁达,更彻悟。 贾谊任长沙王太傅第三年的一天,有一只鸟(猫头鹰)飞入他的住宅。长沙民间认为猫头鹰所到的人家,主人不久将会死去。贾谊谪居长沙本已郁郁不得志,又凑巧碰上这事,更是触景生情,倍感哀伤,便写下《鵩鸟赋》,假借与鹏鸟的问答,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并用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来自我宽解。《鵩鸟赋》开始记述何年何月何日鸟入屋,主人以为怪事,便翻开策数之书进行占卜,所得到的回答是房主人将死去(或远去)。主人占卜后要鸟告诉吉凶和死期的迟速。
通达的评述,企图以此来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脱,但人们通过这些豁达的辞语,还是可以感觉到在贾谊旷达的精神世界中,其实还隐忍着深沉的悲哀! 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在楚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文体。汉赋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直接摹仿屈原《离骚》体的骚体赋,一种是汉代新创的散体大赋,它日益发展,成为汉赋的主体。贾谊在长沙地区所作的《意屈原赋》是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它和《鵩鸟赋》都作于长沙,所以长沙在汉赋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贾谊任职长沙王太傅其间,虽然心情是忧郁的,但并没有忘怀对国家政治的关心。
如汉初朝廷准允民间铸钱,贾谊就上书反对,他认为民间铸钱有三弊:一、将有许多假钱;二、各地所铸的钱会轻重不一,不利流通;三、铸钱利厚,若吸引大量劳力投向铸钱,便会影响农业生产。可惜意见未得到采纳。
贾谊在长沙居住了四年多,他的活动和著述对长沙及湖南的文化影响很大。历代长沙文人均为贾谊这位文化巨匠曾在自己故乡生活过而感到自豪,许多诗人辞家以屈贾后人自命。贾谊故宅在今长沙市天心区太平街太傅里,原建有贾太傅词,汉之后许多文人曾来此凭意。唐代刘长卿留下了“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的诗句。明代李东阳写过《贾太傅祠碑记》。祠前巷侧有井,上敛下大,其状如壶,相传是贾谊所凿,称太傅井或壶井。因杜甫有“长怀贾谊井依然”的诗句,所以又称长怀井。清代贾太傅祠有治安堂、潇湘别墅、大观楼、佩秋亭等建筑。今尚存祠屋一间,宅内留有贾谊木雕像一座,表现了长沙人对这位汉赋大家的怀念与追忆。
作为一位才气“陵轶飞兔”的英才,贾谊留存下来的赋像他的鸿文巨论一样“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贾谊赋在赋史上具有“振其绪”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在贾谊仅存的四篇赋中,《意屈原赋》是以文辞清丽,抒情浓郁而饮誉于世的。 “辞清而理哀”,刘勰对《意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慕手追的原因。贾谊的境遇与屈原相类似,因而在此赋中作者借屈原以自况,用清丽的言辞,抒写出悲愤哀伤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