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总是惹人愁,这样的天气里,也怪不得纳兰写出这样的词句。斜风细雨斜织着,迷蒙一片。 “淅淅”是象声词,形容风声。总觉得象声词也是有感情的,像“淅淅”两字,同样是风,却有种柔弱迷惘的情绪在里面。唐朝李咸用《闻泉》诗中有一句: “淅淅梦初惊,幽窗枕簟清。”似乎是约定俗成,“淅淅”的风总与大喜大悲无关,多是愁绪,即便有些欢乐,也是似有还无的那么一丁点。“纤纤”两字转而描画春雨的形态,这两个字本是用来描画女子双手柔细之态的,《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中就有: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用这里描摹雨丝,倒也有种婉约雅致的风情。细雨如丝,依然朦朦胧胧地笼罩着一方天地,又慢慢地浸入心底。秋雨愁,是不能愁过这连绵的春雨。雨打芭蕉,春雨愁结,于是乎凄凄惨惨切切。春雨的细腻和夏雨的豪情截然不同,只有春天才会有这连绵的细雨。空气中布满浓浓的湿气,阴阴的灰色,映在眼底,隐在心里,胸口被堵得紧紧的,似磐石般压得使人透不出气来,所有的委屈苦恼全部喷涌而出,伤感瞬间在心底最潮湿的角落里发芽。
因此纳兰才说,“难怪春愁细细添。”风雨凄迷中最是容易自怜。尤其是一人独处,怀思之情便难免。而南这浓重的愁情而致似梦非梦的幻觉生起了。词人喃喃自语着,那过去了的事已记不分明了。庄子曾经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梦醒之后发现自己还是庄子,于是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梦到庄子的蝴蝶还是梦到蝴蝶的庄子。此言一出,便成就了千百年文人墨客心中的一个结。真实是什么,是眼睛看到的,还是手指触碰到的,如果梦足够真实,人没有什么能力知道自己是在做梦。如今眼前的这一切,或许一朝梦醒皆成幻影。但纳兰随即苦笑摇头,即使在梦中,也隔着一层厚厚的帘,看不清楚。这种愁绪就像一场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跑步,因为起点便是终点。也像是梦,醒来时分明觉得梦是真的,而再真实的梦也不过只是场梦罢了,与现实永远隔着一重甚至多重的帘。帘里帘外,有的人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是一种朦胧恍惚的境界,也从中流露出一种莫可名状的惆怅。
纳兰的词总是意深而情婉,就如这首小令,语句中有“花间”风韵,却更显得清丽自然。寥寥几笔,景致情感都在其中。
这是谢灵运一首典型的山水诗。山水诗大抵有两种写法。作者以某一风景胜地为据点,静观周围山水景物,这是一种写法;另一种,则是作者本人在旅途之中,边行路边观赏,所见之景物是不断变化的。此诗即属于后者。
谢灵运本身写过一篇《游名山志》,文中提到“斤竹涧”。后人或据今绍兴东南有斤竹岭,去浦阳江约十里,以为斤竹涧即在其附近;近人余冠英先生在其所注《汉魏六朝诗选》中则以为此涧在今浙江乐清县东,而乐清是在永嘉附近的。谢灵运在永嘉太守任上的时间是公元422至423年,而长住会稽(今绍兴市)则是公元428年(元嘉五年)以后的事。由于地点的说法不一,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因之也较难判定。好在这诗以写景为主,对写作时间不妨存疑。
此诗共二十二句,可分为五节。第一节“猿鸣”四句,写清晨动身出游时情景。第二节“逶迤”四句,写沿山路前行而越岭过涧。第三节“川渚”四句,点出溪行。以上缴足诗题全部内容,概括而精炼。第四节自“企石”以下凡六句,由景及情,联想到深山中幽居避世之人,心虽向往而无由达己之精愫。最后“情用”四句为第五节,以抽象议论作结。全诗结构严密,用词准确,是山水诗之正格。这种凝炼精致的写法极见功力,其源悉来自汉赋。窃以为大谢之山水诗乃以赋为诗的典型之作,此诗自是其代表作之一。
开头“猿鸣”二句,从听觉写起。既听到猿猴鸣叫,便知天已达曙,旅行者应该启程了。但因所居在幽谷,四面为高山所蔽,不易为日照所及,故曙光并不明显。三四句写动身上路,乃看到岩下云层密集,而花上犹有露珠流转,确是晨景。第二节,“逶迤”,指沿着曲折的小路前行。“迢递”,指山遥路远,前面似无尽头。“隈”者,山边之转弯处;“隩”(音郁)者,水涯之曲折处。“逶迤”句是说这是一条依山傍水的斜曲小径,诗人沿此路弯弯曲曲地行进。小路走完,开始登山了,翻过一蛉,须再登一岭(二岭之间山脉中断,故曰“陉”;“岘”,指小山峰),绵延不断。“过涧”句,写越岭后涉涧前行;“登栈”句,写涉涧后再走山间栈道。牵衣涉水为“厉”,“厉急”,涉过急流。“陵缅”,上升到高远处。以上四句详细摹写了自己登山过涧的行程,以下“川渚”四句转入行于溪上的描述。由于川中有渚,故溪路时直时曲。由于溪路千回百转,曲折多变,行人不能预测前面究竟应怎样走,因而一面走一面悬揣,捉摸不定。“苹萍”二句,写溪行所见。大大小小的浮萍都浮贴在水的表层,看不出下面的溪水究竟有多深,仿佛萍下乃莫测的深潭。而菰蒲则挺生于水上,从茎叶中间望下去,能清晰地看到它们的根部插在水底泥中,所以显得水很清浅。
值得研究的是第四节的六句。“企石”句,是说在石上提起脚跟,用脚趾做为全身的力点,去挹取飞溅的泉水;“攀林”句,是说高攀丛林中的树枝,去摘取那还没有舒展开的初生卷叶。“想见”二句,用《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二句的语意。下面的“握兰”,暗用《山鬼》“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二句语意;“折麻”,又用《九歌·大司命》“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二句语意。这里的“山阿人”,乃借喻避居山林与世隔绝的高人隐士,他们的高尚品质为诗人所敬慕,而他们所生活的自由天地则更为作者所向往。可是这样的人只存在于诗人的理想或幻想之中,因此作者所向往和歆慕的那种超脱尘世的生活也就无从成为现实。所以作者说,虽有“握兰”、“折麻”以赠知音的殷勤美意,却只能空空郁结在心中而无由展现出来。基于这四句诗的涵义,可知上面的“企石”二句,并不是作者本人去“挹飞泉”和“摘叶卷”,而是写那位“被薜荔”而“带女萝”的“山阿人”当寻取生活资料时在深山中的具体行动——以泉水为饮,以嫩叶为食:这同样是诗人想像中的产物。如果说“企石”二句只是写实,是诗人本身的行动,那么“挹飞泉”犹可说也;“摘叶卷”又有什么意义呢?谢灵运虽以游山玩水名噪一时,却未必攀摘初生的嫩树叶来果腹充饥。所以应该把这两句看成倒装句式,它们同样是“想见”的宾语。所谓“若在眼”,并不仅是“山阿人”以薜萝为衣而已,还包括了“企石”、“攀林”等等活动。这样,诗境才更活,诗人丰富的想像才体现得更为生动。
最末四句,就沿途所见景物及所产生的种种思想感情略抒己见,结束全篇。“用”,因,由于。意思说:人的感情是由于观赏景物而得到美的享受的,至于深山密林中是否有“山鬼”那样的幽人,则蒙昧难知。不过就眼前所见而言,已足遗忘身外之虑;只要对大自然有一点领悟,便可把内心的忧闷排遣出去了。四句议论虽近玄言,也还是一波三折,以回旋之笔出之,并非一竿子插到底的直说。
前人评谢灵运诗,多讥其写山水景物之后每拖上一条“玄言”的尾巴。这一首也不例外。但如果设身处地为诗人着想,用这样的手法来写诗原是符合人的思维逻辑的。人们总是在接受大量感性事物之后才上升到理性思维加以整理分析,把所见所闻清出一个头绪来,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判断,或就自己的身世发出感慨。后人写山水诗亦大都如此,如韩愈的《山石》便是最明显的一例。这并非由谢灵运作俑,而是出自人们思维逻辑的必然。不过谢诗在结尾处所发的议论,往往雷同无新意,是其病耳。
太子晋时年15岁,慧有口辩。师旷反复问难以试其才,太子晋对答如流,使师旷深为佩服。师旷主要活动在晋障公(前572—前558)、晋平公(前557—前532)时代,略早于孔子。关于本篇,清人谢墉《卢文弨校定逸周书序》云:“若《太子晋》一篇,尤为荒诞,体格亦卑弱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辨之也。”清人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则说:“窃疑此篇即师旷所自作,故通篇韵语,妙绝古今,诚一种佳文也。”两人的评价完全相反,去若天壤。仔细分析,谢氏所谓的“体格卑弱不振”,显然是有着先入为主的成见;而唐氏以之为师旷自作因而说“妙绝古今”,也是刻蔚台高的过誉之论。本篇非必师旷所作,而可能是战国时期瞍、矇一类人收集、改编有关师旷的传说而成。类似的材料在刘向编撰整理的《新序》与《说苑》中也有一些,如《说苑,建本》所载《炳烛》,《说苑,正谏》所载《五指之隐》,以及《新序-杂事一》所载《天下有五墨墨》等。从结构与语言特征来说,这些都与后来的俗赋极为相似,当是先秦两汉典籍中保留下来的先秦古赋。
作品开头一节叙述师旷聘周的原因,类似于后世赋中的序或话本中的“入话”。叔誉是舂秋中期晋国的大夫,他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随机应变的口才,可是他出使周朝却连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小孩子都对付不了,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手法。
故事的主体部分围绕师旷的“五称”与太子晋的“五应之”展开,这是先秦时一种类似于五打三胜制的问答比赛,“五称”指提了五个问题。对于师旷的“五称”,太子晋都答得非常完满,解除了晋国的疑虑,使师旷不断“告善”“罄然”乃至跺起脚来:师旷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师何举足骤?’师旷曰:‘天寒足跔,是以数也。’
其恢谐颇富有民间文学天真、浅显与滑稽的风格。之后,太子晋也向师旷提了五个问题,但其随机的设问,却使得师旷拙于应对,几乎辞穷,太子晋也由被动而主动,表现出了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儒雅风度。不过,作品的末尾,年轻的小王子问起了自己的年寿,却被告知“不寿”,他对此也已自知:“吾后三年上宾于帝所。”末尾“未及三年,告死者至”的结果令全文在令人怅然若失的哀婉气氛中结束,也弥漫着神异的色彩(参伏俊琏《俗赋研究》)。全篇充满了智慧、机趣与灵异,也富有小说的气息。
文章主体以主客问答形式写成,人物对话之外,描写情节发展的文字很少,只有“师旷曰””太子应之曰”一类简单的提示语。对话部分韵散间出,以四言歆语为主,并多排偶句式,辩词语言通俗,且押韵自然,这些者卩说明了它的口诵性质。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对话并不推动故事肩节的进展,而为的是表现人物的才智。问的一方尽量想难倒对方,而答方却应变自如,并且巧妙地让问对双方位置互换,开始新一轮的问难。所以,本篇就体制而言,显然受到民间论辩伎艺的启示,把它当作论辩类讲诵文学是名符其实的。而《太子晋》被周史载入史籍,证明它可能流传于贵族社会之中。有学者认为此篇是“文赋的同一类型”(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另有学者则更明确说“它其实是一篇窜入《逸周书》的战国古赋”,是“战国时的民间赋”(《逸周书的一篇战国古赋》)。
这里还要提到师旷的特殊身份。他是一位盲人,故篇中自称“瞑臣”(《说苑,建本》篇自称“盲臣”)。《庄子音义》引《史记》云:“师旷,冀州南和人,生而无目。”可知他就是《国语,周语》所记载的“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中瞽、瞍、矇之类,因而对历史典故非常熟悉。这就关系到先秦时期瞍、矇对于赋体文学的作用。所以又有学者说:“瞍矇的讽诵活动对赋的形成,尤其是文赋与俗赋的形成,起了推动的作用”(赵逵夫《读赋献拜》)。这是值得重视的。
此外,本篇写师旷与太子晋相互吟诗而且引诗,这种情况既符合“赋诗言志”的习惯,富有时秦代散特文征艺,也类似于《穆天子传》中周穆王与西王母作诗以抒情言志的情节。正因为如此,现代学者或将其看作古小说,如鲁迅谓此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吕思迪则谓“颇类小说家言”(《经子解题》);胡念贻径以此篇为小说(《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这既表明了文学早期文体未分时多种文体的相互滲透及其共生状态,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这篇古赋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
这首词直接对当时的人事安排发表意见,直接言及国事,并抒发个人情思和历史感慨。
词的上片主要写冯京守成都时的事功。起首“见说岷峨凄怆,旋闻江汉澄清”,谓动荡不安之岷、峨一带,已出现太平局面,如江汉澄清一般。“见说”、“旋闻”,表明问题解决得很快,又宛然是远道听到家乡新闻的口气,透出一种亲切感。岷峨为四川的岷山和峨眉山,是东坡故乡的名山。“但觉秋来归梦好”,承上“江汉澄清”而来,又映带“岷峨凄怆”之时。久客思乡,故有“归梦”;乱止忧除,故觉“梦好”。东坡之“归梦好”,是因为蜀中有能人镇守,即所谓“西南自有长城”。南朝宋檀道济被文帝收捕,怒曰:“乃坏汝万里长城!”唐李勣守并州,突厥不敢南侵,唐太宗甚至夸他是“贤长城远矣”。词至此,以“长城”为喻,转入写冯京。“东府三人最少”,提到他任参知政事的时候,宰执中年纪最轻,意味着最有锐气。冯京于熙宁三年六月为枢密副使,旋改参知政事,踏进政府最高层以此开端,东坡也不忘他参政任上推荐自己的一段因缘,所以提出这一点。“西山八国初平”,借用韦皋事以指冯京之安抚茂州诸蕃部,写其事功亦以称美其人。韦、冯都是镇守西川,事实又相类,此句用典十分贴切,比之直写冯京茂州事,显得典雅有风致。
词的下片转而叙述西蜀的风土人情。结合冯京的知府兼安抚使身份,拟写他那里的公余游赏生活,和人民的关系,起到调剂词情的作用。“莫负花溪纵赏,何妨药市微行”。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载:“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遨头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皆出,锦绣夹道。自开岁宴游,至是而止,故是盛于他时。予客蜀数年,屡赴此集,未尝不晴。蜀人云:‘虽戴白之老,未尝见浣花日雨也。’”这确是一个游赏的好去处。以“遨头”称州郡长官,意为嬉游队伍的首领。东坡有“遨头要及浣花前”的诗句。《老学庵笔记》卷六谓“成都药市以玉局化为最盛,用九月九日”;其《汉宫春》词以“重阳药市”与“元夕灯山”为对,其盛况也可以想见。庄绰《鸡肋编》卷上记成都重九药市较详:“于谯门外至玉局化五门,设肆以货百药,犀麝之类皆堆积。府尹、监司,武行以阅。又于五门之下设大尊,容数十斛,置杯勺,凡名道人者,皆恣饮。如是者五日。”这两处游乐,都是群众性的盛集,且都有州郡长官参与。词以“莫负”、“何妨”的敦劝口吻出之,期盼冯京与民同乐,委婉入情。接着“试问当垆人在否,空教是处闻名”,提起有名的“文君当垆”故事。词中只写到文君,当兼有相如内。这是一则文人才女的风流故事,历代被人津津乐道。如李商隐《杜工部蜀中离席》诗云:“美酒成都堪送老流,当垆仍是卓文君。”而他的另一首《寄蜀客》诗则云:“君到临邛问酒垆,近来还有长卿无?”东坡的“试问当垆人在否”,立意与之相同,也是说这样的风流人物不在了,只有佳话留传。这意味着人文鼎盛的成都,应该还有特别突出的人材出现,这就期望着地方长官的教导和识拔了。结尾“唱着子渊新曲,应须分外含情”,便体现了这样的意思。这两句重点“新曲”二字,借王褒作诗教歌称美王襄事,转到歌颂冯京的意思上面。这是指文治,与上片的颂其武功相呼应。“应须分外含情”,表示了东坡拳拳的情意,这内中应该有政治上志同道合的一份。
此词为《东坡乐府》中唯一的一首言事词,全词既抒发作者个人的情思,又穿插历史感慨,意境颇高,读来有大气磅礴之感。在写作手法上,这首词述事、用典较多,写得较为平实,又多排偶句,但由于作者以诗为词,以诸多虚词斡旋其间,又多用于句首,两两呼应,读来颇觉流利,使全词气机不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