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作前部分叙写古人事迹,以之为衬托表明自己坚决辞职隐居的意志与行为。诗作后部分写自己返家行程中的景象及感想。诗中抒发了去官还家、获得解脱的愉悦心情。诗中写景不多,却极为清丽动人。
一至十句自述隐居丘园之志。
先对几位古人加以评价:西汉的彭宣、薛广德、贡禹虽有高名,但只能说是优于贪婪奔竞之徒,还说不上是懂得养生缮性。彭宣和薛广德,班固《汉书》对他们评价颇高,称其“近于知耻”(《汉书·叙传》);谢灵运却说他们“裁知耻”而已,并不十分推崇。贡禹曾为河南县令,因受上司责备,便辞官而去。后又出仕,元帝时为光禄大夫,以年迈求退,为皇帝所挽留,进为御史大夫。诗人认为他并未能遗弃荣华富贵。评论古人只是陪衬,目的是表明自己的志向不仅是不贪竞而已,而且要做到“达生”。《庄子》有《达生》篇,说“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认为人之性分有定,不可勉强致力于性分之外的事。
篇中又说欲存生养性,莫如弃世而无所牵累。诗人正以此种思想作为隐退的精神支柱。其具体的打算,则是“庐园当栖岩,卑位代躬耕”。《山居赋》云:“古巢居穴处曰岩栖,传说古代隐士也有过此种原始生活者。但诗人毕竟做不到这样,故有所变通,以田园当作岩栖。他也不能真的耕稼自给,故欲学习古代一些达士的做法,安于卑位,以薄俸为生生之资。他说自己拙于仕宦,讷于言辞,故欲选择这样的生活道路,不过以往行迹尚未能与此种生活理想相一致。这可说是诗人对往昔生活的一个总结。
十一至二十句写去职。
先举周任、司马相如、尚子、邴生以自比。诗人说自己在种种方面都类似于上举那些淡泊明志的古人。自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至景平元年(423年),实得十八年,说“二十载”是约略言之。二十年来做违心的事,心情是悒郁的;而今终于摆脱了送往迎来等等俗务,其快意可知。
二十一句至三十二句写初去郡途中的所见所感。
“理棹”以下四句写其水陆行程。为早日还家,乃疾速行舟。遄、鹜二字表现出心情之急迫。“理棹”二句已兼写水陆,“溯溪”二句又写水涉山行,但不觉累赘,因读者可由此充分想象其行进的画面,感受到行程的漫长辛苦。“野旷”二句是写景名句,景中其实有情。清旷无际的风景正与诗人心境相应。久被絷牵,一朝脱去,自感到无限的开朗、轻快,故触目皆成佳趣。
“憩石”二句写山林小憩情景,暗用《楚辞》典故:《九歌·山鬼》:“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又《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熟悉典故的读者可于言外获得一种清幽芳洁之感。“理棹”四句写疾速前行,途程漫漫,“野旷”四句写赏玩风物,途中小憩,形成情绪和内在节奏的对比;而其心情之急迫与愉悦,都得到了表现。由愉悦的心情、悠然的意绪,进而引发出一番情理相融的议论:高尚之志战胜了富贵之欲,胸襟旷然,则臞者可肥;以止水为鉴,则流荡不返者将归于宁静清明。(二句用《韩非子·喻老》和《庄子·德充符》典故)心灵获得了自由宁静,则即使处于纷乱奔竞之世,也等于是归真返璞,回到了伏羲、唐尧时代,可以无拘无束、怡然自得了。传说尧时百姓无事,有老者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诗人用此典故,似有“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靰”(韩愈《山石》)之慨,且使人隐约感到他与当权者关系之不和谐。
谢灵运去郡之志是坚定的。当时其堂弟谢晦等人都写信劝他不要离职,他执意不从。不过他并非一贯恬退之人。《宋书》本传说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其出为永嘉太守,正是与当权者矛盾的结果。他之去郡,乃是一种不合作态度的表现。明乎此,对于此诗的理解便可更深入一层了。
这是一首慨叹人情冷暖的诗作。表面上看,全篇既没有精彩的警句,也很少有环境氛围的艺术描绘,似乎是平平淡淡、语不惊人;实际上它以“直说”见长,指事状物,浅切形象;信口信手,率然成章;言近旨远,发人深省,别具一种淡而有味的诗趣。
全诗结构紧凑,层次分明,步步围绕主题,写得颇有情致。首段六句,作者以概述的笔调,指出妻室儿女态度好坏的关键在于一个“钱”字。拥有钱财时,一切都好,妻室儿女也显得十分殷勤。假如要脱衣服,很快就会有人把脱下的袍袄折叠得整整齐齐;假如离家出外若商,还要一直送到大路旁边。诗人在这里选取习见的生活现象,以凝炼的笔触,不加修饰地叙写出各种场景,给人以平凡而生动的感觉。
接着,作者利用贴切的比喻,进一步刻画出金钱引起的种种媚态:“将钱入舍来,见吾满面笑。绕吾白鸽旋,恰似鹦鹉鸟。”当携带金钱回到家中时,他们一个个笑脸相迎,像白鸽那样盘旋在周围,又好似学舌的鹦鹉在耳边喋喋不休。人们向来把鸽子当成嫌贫爱富的鸟类,而鹦鹉则被视作多嘴饶舌、献媚逢迎的形象。因此诗人用“白鸽”、“鹦鹉”来比喻见钱眼开的贪财者。
最后六句,概括全篇主旨,也是王梵志对世情险薄的愤激之语。句中的“邂逅”、“貌哨”,皆为唐人口语。这几句诗中,作者直率地警告那些庸俗的贪财者,如果只为贪图钱财,而毫不顾及人的情义,那就要看看来时的报应了。这里,诗人率直地写下了他的愤激之情。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明显的特点是:以锐敏的观察力捕捉生活中某些不大为人重视的动作和事理,运用通俗凝炼的语言,设想奇巧的对比描写,着墨不多,无意于渲染,但是那种贪钱者的丑态便跃然纸上。与此同时,诗人的不平之气也豁然而出。作者利用比较娴熟的驾驭民间语言的能力,出语自然,质直素朴,言近旨远,从而开创唐代以俗语俚词入诗的通俗诗派,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赠答名作。
上片写柳敬亭的身世和技艺。首句即点出柳敬亭的形象:嘿!你这个身穿青布长衫的老头儿。不仅表明作者对这位说书老的亲切之情,并自然呼出下文。“阅浮生、繁华萧索,白衣苍狗”三句,概括了他的坎坷身世。其中“繁华萧索”四字,指柳敬亭一生所经历的盛衰荣辱。“白衣苍狗”,见于杜甫《可叹》诗:“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比喻变幻无常。纵观柳敬亭一生,荣辱盛衰,须臾变幻,饱尝了人间的苦辣辛酸。一个“阅”字,道出他平生的艰难曲折。下面两句,转而描述柳敬亭高超的说书技艺。“抵掌”,犹击掌,此处概指说书。六朝众多风流人物的英雄故事,一经他的手掌比划,便生动地呈现在听众面前,似狂涛飞跑,山岳奔走,使整个大自然富有灵性。词中“抵掌”与“舌下”紧相呼应,形象地刻画出他说书时的语言、动作和表情,维妙维肖。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云:“听其说数日,见汉壮缪,见唐李、郭,见宋鄂、蕲二王,剑棘刀槊,钲鼓起伏,髑髅模糊,跳踯绕座,四壁阴风旋不已。予发肃然指,几欲下拜,不见敬亭。”可谓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
柳敬亭不仅具有卓越超群的说书艺术,而且以其“豪情侠气,卓绝一时”(雪樵居士《秦淮见闻录》)。“似易水、歌声听久”二句,即将他喻为战国义士荆轲、高渐离等人。词中一个“似”字,说明柳敬亭同当年的荆轲、高渐离一样,也是长期流落江湖的慷慨悲歌之士。“试问”三句,道出他的姓氏、籍贯。“芜城”,即古广陵城。后因战乱,城邑荒芜,鲍照为之写下著名的《芜城赋》,故城位于今江苏扬州。扬州清代为府,敬亭所居的泰州即隶属扬州府。这几句言敬亭当今姓柳,其籍贯正是后来荒芜了的古代名城广陵。“笑指”二字,不仅将其声容笑貌跃然纸上,而且合盘托出他的爽朗性格和豁达态度,显得颇为传神。“休暂住,谈天口”,乃是作者的期望,但愿他将评话一直不停地说下去。“谈天”,指说天道地,谈古论今,充溢着作者由衷的赞赏之情。
下片写柳敬亭晚年的境遇。“当年”四句,回顾往事。“处仲”,晋朝王敦的字。史载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王敦以诛刘隗等为名,在武昌谋反。他率兵东下攻陷石头城(故址在今南京市清凉山),入朝自为丞相,并谋篡帝位。后敦退兵姑孰(今安徽当涂县),自为扬州牧。明帝太宁二年(324),王敦再次谋反,兵入江宁,却病死于途中。又《晋书·王濬传》云:濬为益州刺史,晋武帝谋伐,诏濬造大船,自成都起兵。吴人于江险碛要害处,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椎,暗置江中,以逆拒船。后获吴间谍,具知其情状。溶乃作大筏数十,上缚草人,椎著筏即去;又作火炬,灌以麻油,遇锁烧之。船无所碍。濬入石头城,吴主孙皓投降。词中言王敦率军进入石头城后,像当年吴主孙皓以铁锁抗拒王濬楼船,企图阻击晋朝大军那样,想以此为基地,篡夺帝位。但不久“落星如斗”,他因病死去。此处,作者以古喻今,实指南明左良玉的结局。据《明史·左良玉传》:崇祯十七年(1644),左良玉封宁南伯。福王(朱由崧)立于南京,又进封为宁南侯。后左起兵讨马士英,军至九江,病死于舟中。词中暗示左良玉死后,柳敬亭失去了知己和依靠,只得重理故业,以说书为生。接着,便写他晚年赴北京的情况。“青门”,本是汉代长安城东南面的霸城门,因门色青,俗称青门。此处借指北京。这时柳敬亭已79岁,抗清复国的志向如同尘埃和梦幻一样消逝,其心情是极为悲凉的。“沽酒”二字,道出他到京城后不得不以说书糊口度日的窘境。“更谁是、嘉荣旧友”则进一步说明了他晚年亲朋疏远、凄苦孤独的状况。“天宝琵琶宫监”,本指唐朝天宝年间玄宗梨园子弟的首领,此指柳敬亭。当年盛极一时,誉满大江南北的柳敬亭,如今虽已年迈憔悴,但他仍以其高超绝伦的说书技艺,不停地奔走于南国水乡,倾诉积淀已久的家国之恨。末尾两句,则揭示出他壮志未酬,大恨难消的结局。
总之,全词以铺陈叙述的手法,通过描写柳敬亭精湛超群的说书艺术和他一生坎坷不平、愁苦潦倒的遭遇,表达了作者对于这位大说书家的高度赞誉和深切同情。清人王炜指出:其词“肮脏磊落,雄浑苍茫,是其本色。而语多奇气,惝恍傲睨,有不可一世之意。至其珠园玉润,迷离哀怨,于缠绵款至中自具萧洒出尘之致,绚烂极而平淡生,不事雕锼,俱成妙诣”(《珂雪词序》)。这首《贺新凉》正体现出缠绵款至、萧洒出尘的特色,因而具有感人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