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

　　虽然在通常情况下，集思广益，从善如流，往往能在做事时有事半功倍，锦上添花的效果．但如果不经思考就接受别人的意见，连旁人的“馊主意”也言听计从，结果只能像那个笨人一样赔了骆驼又折了瓮。

　　世上不可能有那种“既杀驼，而复破瓮”的傻子，但思想方法呆板，机械的人是不少的。

　　以譬喻的手段，来使人们获得无上的智慧，这是《百喻经》的根本所在。譬喻的形式就好像用来裹药的树叶，当人有病时，就取出药来用，而自然地将裹药用的叶子扔掉。所以有智慧的人读了这部书，应当抛开譬喻故事的形式，抓住其中所蕴含的意义。这个故事就启示我们：凡事要认真思考，仔细研究，不能因小失大，更不能盲目听从他人的建议。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

　　诗的前四句写诗人在不寐之夜对周围环境的感受。诗的后四句，由回首往事生发开去，以豪放洒脱之词，抒发出深沉激烈之情。表现了诗人壮志未酬的悲哀。全诗脉络分明，针线细密，无懈可击。

　　陆游的山阴故居，乃水乡泽国，家中备有小船，所以他可以“萧萧白发卧扁舟”，酣然入梦。老诗人的身体躺在家乡的小船里，可心中仍在思虑着国家大事。当年和他意气相投，以恢复万里关河期许的朋友，有不少已经与世长辞。六年前，范成大卒；五年前，陈亮卒；四年前，赵汝愚自杀；是年初，朱熹卒。——这便是“死尽中朝旧辈流”所指。“中朝”，即朝中，朝廷。韩愈《石鼓歌》有“中朝大官老于事”。朋辈凋零殆尽，诗人自己也已是风烛残年，只落得“老病有孤舟”。

　　但是，他那颗时刻不忘恢复中原故土的赤子之心，仍在顽强地跳动。身临前线虽不可能，可“故国神游”却谁也挡不住。据赵翼《瓯北诗话》统计，陆游记梦的诗有九十九首之多。对统一大业的热切盼望，使他朝思夜想，形诸梦寐。“万里关河孤枕梦，五更风雨四山秋”，也许，诗人从军南郑时“铁衣上马蹴坚冰”、“飞霜掠面寒压指”的生活，又出现在梦境。也许，诗人悬想过多次的“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的景象，又呈现在脑海。也许，诗人一向怀抱的夙愿“关河可使成南北，豪杰谁堪共生死”（《猎罢夜饮示独孤生三首》），因朋辈的殒折和年华的流逝而益渺茫，才在梦中一展宏图。“孤枕梦”之“孤”，自是实写，然又恰与上联之“死尽”相对，照应极严。秋风秋雨声惊醒了诗人的美梦，把他从梦寐以求的万里关河天气了，四山的秋色和着雨丝风片一齐向他袭来。回思梦中的情景，再看看自己现在的处境，他不由得想起两位古人——郑虔和李广。

　　“郑虔自笑穷耽酒，李广何妨老不侯”，唐玄宗时郑虔文才很高，他的诗、书、画，曾被玄宗赞为“三绝”；但生活贫困而嗜酒。汉将李广长于骑射，一生与匈奴七十余战，屡建奇功，但命运坎坷，终未封侯，最后自杀。陆游自信文可以比郑虔，武可以比李广，而自己晚年的遭遇也与郑、李相仿佛。就在写此诗的前一年，他已被准予致仕，实差和祠官一并勾销，不再食俸。“生理虽贫甚”（《致仕后述怀》），但“绿樽浮蚁狂犹在”（《题庵壁》），酒还是不能少的，只好自己酿造（见《村舍杂书》）。这两句的“自笑”和“何妨”，是句中的诗眼，透露出诗人的心曲。“自笑”，非自我解嘲，而是欣慰之情的表现。当他出于政治斗争的考虑，决定辞官时，曾写过一首《病雁》诗，其中说：病雁“不辞道路远，置身湖海宽”；而自己“虽云幸得饱，早夜不敢安”，于是“乃知学者心，羞愧甚饥寒”。忍饥寒而免羞愧，故有欣慰之“自笑”。“何妨”者，境界颇高，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正可作为注脚。诗人所关心的，决非自己的名位权势。大而言之，是国家的统一；小而言之，是品德的高洁。既不能进而兼济天下救苍生，便退而独善其身持操守，纵未封侯拜相，也无所谓。况且，在内心的坦然、村酿的陶醉之外，还有少年时的风味积习，增添了无限的情趣——“犹有少年风味在，吴笺着句写清愁”。

　　这里的“清愁”既是前面所写“孤枕梦”的余波，也是秋风秋雨的阴影。梦里的万里关河，醒来变为一叶孤舟，梦中的驰骋沙场，醒来变为老病卧床，集中到一点，就是“白头不试平戎策，虚向江湖过此生”的终生遗憾，“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声声慢》）“清愁”之情与“清秋”之景交融，情景相生。

　　全诗脉络分明：首联中之“卧扁舟”，对上而言，紧承诗题《枕上作》之“枕上”，对下而言，内启“孤枕梦”的出现，外启“四山秋”的环境描写；风雨惊觉后，梦境变为实境，但思绪未断，由想象中的“我”，回到了现实中的“我”；于是乃有“自笑”、“何妨”之论；尾联“吴笺着句”云云，再回应题目《枕上作》，重点则在“作”。堪称针线细密，无懈可击。

　　这首词写的是相思之情，词人踏在铺满落叶的归路上，想到曾经与所思一道偕行，散步在这条充满回忆的道路上，然而如今却只有无尽的怀念，胸中充满惆怅。暮雨潇潇，秋风乍起，“秋风秋雨愁煞人”，吹得去这般情思，这首词写得细致清新，委婉自然。委婉自然外，还有另一特点，纳兰的词最常用到的字是“愁”，最常表现的情感也是“愁”，这首词的写法，是要写愁而不直接写愁，而通过其他意象的状态来体现这种情感。

　　这首词化用了前人的许多意象以及名句，使这首词给人一种熟悉而又清新的感觉。如“木叶”这一经典意象最早出于屈原的《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一意象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予人以秋的孤寂悲凉，十分适合抒发悲秋的情绪。“晓风残月何处”则显然化用了柳屯田的《雨霖铃》中“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一半西风吹去”又和辛弃疾的《满江红》中“被西风吹去，了无痕迹”同。

　　这首词和纳兰的其他词比起来，风格相同，仍然是婉约细致。这首词几乎每句都有不同版本，如“木叶纷纷归路”一作“黄叶青苔归路”，“晓风残月何处”一作“展粉衣香何处”，“消息半浮沉”又作“消息竟沉沉”。且不谈哪一句是纳兰的原句，这考据，现下还难以确定出结果来，但这恰好给读者增加艺术对比的空间。比较各个版本，就“木叶纷纷归路”一作．“黄叶青苔归路”两句来看，“黄叶”和“木叶”二意象在古典诗词中都是常见的，然就两句整体来看“木叶纷纷”与“黄叶青苔”，在感知秋的氛围上看，显然前者更为强烈一些，后者增加了一个意象“青苔”，反而导致悲秋情氛的减弱。“晓风残月何处”与“展粉衣香何处”则可谓各有千秋，前者化用了柳永的词句，在营造意境上比后者更有亲和力，词中也有悲哀的情感迹象；“展粉衣香何处”则可以在对比下产生强烈的失落感，也能增强词的情感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