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抒发了诗人旅途中所感受到的愁情。诗的前两句以远视角度写京口的地势,视野开阔,境界壮丽;三四句写江口吹起大风,涌起如山白浪,愁杀了想要渡江的人们。全诗四句,都写得平易质直,明白如话,有襄阳民歌风味。
诗是由题中之“望”而展开的,首二句以工整的对仗形式,写出孟浩然站在扬子津眺望南岸京口的地势。主要是从京口的北固、夷山二山来进行描述。北固山在镇江之北约一里,由于诗人是在江北南望京口,故以“临”字写出二者关系。而夷山在镇江以东约九里,诗人隔江相望,只隐约可见,故想象其绵延至海滨,以“近”字点刷山之态势,颇具动态感与延伸感,给人以艺术的联想。而那个方向又是诗人将去的处所,从中透露出他的几分企盼之情。二句中涉及到与京口有关的三个地名,且其中山名有二,然并不觉冗赘,显得十分自然贴切。二句以山为对象,展现了京口的粗略地理位置。
以上两句主要写远望之山,紧接一句,则写近望之江。随视线的移动,目光投视在大江之上,只见江风阵阵,白浪滚滚,显出一种奔涌气势。此句与前二句形成动、静对比,于动中将波翻浪卷、风声水声,分别触发人的视、听感觉,产生能影响人的官能感受的强烈效果。所以,最后一句之始,便以“愁”字作为一种心理回应,作为由听、视觉转换到感觉的审美活动的结果,表现出诗人见此物象而生发的特定心境,自然地由景入情。这里的“愁”,并非一般的乡愁、思愁、游子之愁,而包含着更深一层的意蕴。诗人久隐山林,年届四十始应试,结果不第而归,充满了难觅知音、厌倦京洛、意欲归隐的复杂感怀。这个“愁”字,除乡愁之外,还隐隐含藏着一种失意之愁。那浩浩,长河,滔滔江流,是诗人行程中的险途。同时,也可能又暗喻那使诗人“愁杀”的仕途上的阻隔。“渡头人”展现了忧郁愁苦的诗人自我形象,在结构上,又形成掉领全诗的特殊格局。
全诗以题中之“望”作为基点,写了望中之景与望中之愁。其中,诗脉的条理和情感的逻辑十分清晰。以“望”起,望山(静态)、望江(动态),由此引起“愁",从主体对客体的审视中,展示诗人心绪。情景弥合无间,意境悠远深厚,语言平实清淳。
上片写自己退隐的感受。既有喜也有怒,“怒”的是被迫闲居,“喜”的是离开朝廷是非地,这是后退一步的想法。起句破空而来,探寻什么事物能左右作者喜怒哀乐之情。这句词是从《世说新语》点化而来的。据《世说新语》引荆州民谣说:“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原意是说王恂和郗超多智术,能操纵桓温的感情,使其喜、怒。而此处只是借以提出问题,引出下面的叙议。“山要”二句紧承“何物”二字,阐述其喜怒的原因。言山要人来此居住,而人却要山没有意念。如果山没有意念,则和作者之心相同,便能使作者喜欢;反之,则会使作者愤怒。用拟人手法,表达了作者天人合一、寄情山水的强烈感情。“恰似”二句写自己闲居以来的思想状况。言其像“哀筝弦下齿”随着人弹奏力度之不同便发出或低或昂或喜或悲的声调一样,自己也随着客观事物的千变万化而产生“千情万意”,无穷无尽,反复不已,使自己长期处于矛盾痛苦之中,令人愤怒之极。
下片写对韩元吉的希望。换头写自己在带湖府第中建了一个“稼轩”,希望韩元吉能为它作篇序。韩愈有《郓州溪堂诗》,诗前有长序,记溪堂修建因由,并刻石于郓州,“溪堂韩作记”本意指此。洪迈曾为辛弃疾作《稼轩记》,韩元吉有无作记不见载籍,估计此处是因韩元吉与韩愈同姓,故连类而及,以便下文颂扬其文学才华。“今代”二句赞扬韩元吉文章写得好,元吉及其从兄可以和晋代著名诗人陆机与陆云相媲美。作者在《太常引·寿韩南涧尚书》词中说:“今代又尊韩,道吏部、文章泰山。”此处与之同意,都是称赞韩元吉文学成就之高。“老眼”二句写自己盼望心情之切。言其虽还没有见到韩元吉的佳作,自己已经沉醉其中,表达了作者对韩元吉的崇敬和喜悦之情,并对起句“喜怒”二字作出应有的回应,富有余味。由此词可看出辛词对题材的开拓,任何事情都可用词来表达,“词为艳科”的藩篱已不复存在。
全词叙述了自己落职闲居后的生活和喜怒哀乐,表达了作者对韩元吉的要求和希望,可谓千情万意,百感交集,但乐观仍为其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