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登临遣怀之作。
“袖剑飞吟”,据《唐才子传》记载,吕洞宾尝饮岳阳楼,醉后留诗曰:“朝游南浦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词人浪迹南北,与吕洞宾诗中所表现的气质有共通之处。这里借用来抒发自己壮游洞庭的情怀,一开始就树立了一个飘泊江湖的词人形象,并使词篇笼罩在豪迈飘逸的仙气中。“洞庭青草,秋水深深”,八百里洞庭以浩瀚汪洋著称,这里词人只用“深深”二字,便轻轻描绘出它的特征。词篇至此,气象也更为开阔。此外,句中的“秋”字不单点明登楼时令,还以秋日多风和入秋百卉渐衰为下文“一快披襟”、“变尽人间”作铺垫,同时又与词人的苍凉胸怀相表里。“万顷波光”仍写洞庭:“秋水深深”专述涵纳深邃,此句特表醉人美色,两相配合,极见情致。“岳阳楼上,一快披襟”,用独立楼头、任风吹开衣襟的形象衬托词人的登楼豪情。宋玉《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自然,“一快披襟”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有风,更重要的还由于深深秋水和万顷波光的感染。总起来看,上片词风豪中带逸,词人登楼的快意在这里得到了有力发挥。
下片开始,词人笔锋陡转,“快”意顿生波澜:“不须携酒登临。问有酒、何人共斟”,用不须携酒引出无人与共,感情凝滞曲折,章法也开始摇曳回荡。这首词上片写无边美景、惬然游情,下片叹人间多变、国事衰微,过片处直说此番登临不能尽兴,这有异于上片,可谓“能发起别意”。但词人写楼、写湖只是为了抒发兴废之叹,因而无人共饮几句正好把普通的登山临水引入创作“原意”。“变尽人间,君山一点,自古如今”,点明“不须携酒”的原因,揭破主题。词人生活在南宋后期,其时不但收复北方领土已经无望,就是南方的偏安局面也在风雨飘摇之中。所以词人面对“自古如今”岿然不动的“一点”君山,难免要想起备受欺凌的“偌大”中国。可是当时的上层人士或流连光景、或苟且度日,似乎无人共饮词人之酒。由此可见上文的“不须携酒”几字包含着无限感慨,而这里的“变尽人间”实为振起全篇的关键:因为只有“人间”才是词人属意的所在,而正因为这个“变”字,词人也才由湖光山色联想到国家民族,进而感物伤怀。
这首词一开始情调昂扬,颇有为眼前景所陶醉的意思,进入下片以后,先用无人共斟道出自己的孤独和苦闷,后以人间变尽点破忧国主题,有如千斛浓愁凝聚笔端。题旨虽在表现词人的深广忧虑,但篇中不仅毫无局促窘迫的影子。相反,还能把执著的爱国热情同超脱的仙风逸气结合成一个整体;同时词中的情绪虽然一再变化,但意脉始终不断,再加上流畅奔放的语句,天真自然的措词,形成了豪健轻快的特殊风格。
南宋诗人华岳是一个出了名的硬骨头。他的一生屡遭打击,却坚守特立不驯的人格,“不肯附和浮议”。其诗歌也一反江西诗派和江湖诗派的雕琢习气,把自己的真情实感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体现出苍劲豪健的风格。这首《骤雨》诗非常真切地写出了农村中夏日急雨的壮观景象。骤晴写雨来得急、去得快,暗扣诗题;山又绿写出了下雨前后景色变化,隐含牧童因雨停而轻松的心情。
首联说乌云尚在牛身后,大雨却已经打翻了牛前的水车车轴;颔联写山洪暴发的情景;颈联写牛引出牧童,在溪流猛涨时骑牛过溪,又急又慌;尾联写山雨骤歇,雨后日出,周围山色更加苍翠。全诗多用口语,笔势雄健,富有生活气息,显示其诗风的粗犷豪放。
此诗写夏日暴雨景象,以三个场面突出描写雨势之骤。一、二句说乌云尚在牛身后,但大雨已经打翻了牛前的水车车轴。此种雨在云先的奇特景象,表明雨势之急猛,有急促突发之感。三、四句写山洪暴发的情景。用“十万军声”写大雨中山洪倾泻奔吼的声势,创意颇新。五、六、七句由牛引出牧童,在溪流猛涨时骑牛过溪,又急又慌。末句写山雨骤歇,雨后日出,周围山色更加苍翠。全诗多用口语,笔势雄健,富有生活气息,显示其诗风的粗犷豪放,在宋代诗人中,颇有特色。
作者巧妙地把风雨骤至之场景提到开头,突兀而起,使人惊心动魄。“泼浓墨”,喻云色之黑;“翻车轴”的“车”是水车,水车戽水,轴翻水涌,发出声音,这里用以形容风雨之声。一以喻色,一以喻声。一以写暴雨将至未至;一以写风雨已经到来。而两者相距,只有牛头牛尾之间,突出了夏雨特征。
三四句进一步用多种比喻写风雨之势。“顷刻”言来势之猛,“十万军声”状雨声之壮。“怒涛卷”上“沙滩”,借潮水之汹涌,一喻雨势奔腾。“军声吼”如“鸣瀑”,以“鸣瀑(瀑布)”喻“军声”,又以“军声”喻风雨之声。后三句是补笔。“溪西”应指西南,“溪北”应指西北,即修辞学上所谓“互文”。牧童迎着风雨向西南走,故牛头已经下雨,而牛后还只是乌云。点得清楚,补得必要。尤妙的是第四句忽又一转,写出雨晴山绿,夏日阴晴瞬息变化的奇观。
诗语言风格不事雕凿,通俗易懂的比喻,使人觉得朴实清新,平淡无华的语言组合又极富有生活情趣。诗给人的突出印象是一个“骤”字。暴雨来的“骤”,去的也“骤”。作者从视觉和听觉的不断转换来描绘这壮观的景色。夏日阴晴瞬息变化的奇景,在作者的笔下自然地表述了出来,使人读罢为之叫绝。作者刻画壮观,自见豪气,转折自如,多用口语,朴素清新,富有生活气息。
文章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作者反驳了世人关于“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说法。文章开始,劈头便是一句反问:“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起笔突兀,超拔,发人深醒。接着,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上面那种观点,主要是因为世上流传的诗篇,多来自古代落拓文人所致。作者认为:大凡胸怀才学、抱负,而又不能在世上施展自己才能的士子,大多喜欢在山崖水滨放浪形骸,纵情漫游,借游山玩水以自遣,他们见到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的千姿百态,便刻意探究它们的奇特之处。这便是他们笔下的鱼木虫草、风云鸟兽逼真、传神的原因。这些诗人由于怀才不遇,心里郁积着忧愁和愤慨。因此能写出怨恨命运、讽刺时世的诗篇,倾诉出那些被贬斥到边远地区的官员和独守空房的妇女们的哀叹。抒写出人们难以述说的情感,因此境遇越是困顿,诗也就写得越好。作者在这里提出了诗“穷而后工”,“愈穷愈工”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本身,便是对那种“诗能穷人”传统观点的否定。那种“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说法的根本错误,在于将因果关系倒置了。作者的这一段议论,看似与梅圣俞无关,实际上是为下文作铺垫。因为只有摆正了穷与诗的关系,才能理解梅诗何以能工。这便是作者文章构思的高超之处。作者关于诗歌“穷而后工”的理论与司马迁的“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也是韩愈“不平则鸣”说的继承与发展。而欧阳文忠公所创的“穷而后工”一句,终成为千古不变的诗歌理论。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诗人梅圣俞的生平经历及其诗歌创作。梅圣俞一生仕途困顿,多次考试都因受到考官的压制而不中,到了五十岁才接受聘书,作别人手下的幕僚。徒有满腹才学、抱负,却不能在事业上发挥出来。作者对此深感惋惜。这些是介绍梅圣俞其人。接着又由梅圣俞其人写到其诗。圣俞自幼练习作诗,还未成年,他的诗已经使长辈们为之惊奇。长大后又学习六经中的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因不能苟且迎合,博取时好,得不到世人的重视。因此世人只知梅诗,不知梅文。这里,作者是拿梅文作陪衬,反映出梅诗受到世人的重视和喜爱。当时不论是高明之士还是愚笨之徒,只要谈到诗,都要向梅圣俞请教,梅圣俞也乐意借此在诗中抒发自己的失意之情,因此他一生的创作,尤以诗歌为多。世人都知道梅公的大名,但却没有人肯将其推荐给皇帝。作者对此十分痛惜。宋仁宗时任宰相的王文康公曾赞叹梅诗“二百年无此作矣!”可见对梅诗了解很深,可是连他也没有向皇帝举荐圣俞。作者感叹圣俞的才学不为世用。不能为朝廷作歌功颂德、祭祀祖庙的诗歌,而只能写一些“虫鱼物类、羁愁感叹”的吟咏。世人只知道喜欢他的诗,却不知道穷困潦倒时间长了,诗人也会衰老。作者对诗人的困顿的境遇及其怀才不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同时对世人不知爱惜人才的状况发出了由衷的感慨。
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交代了《梅圣俞诗集》的编撰经过。梅圣俞的诗写得很多,可是他自己并不爱惜,也不注意收集,倒是他的妻子的侄子担心诗作散佚,把他由洛阳迁到吴兴以来所写的诗作收集起来,编成十卷,作者自己一直十分喜爱圣俞的诗,因此收藏了这个诗集,并为它写了序。十五年后,圣俞病死在京城,作者前去凭吊,向家人索取他的诗篇,得到一千多篇遗稿,又将自己以前收藏的诗加在一起,从中选出六百多篇好的诗,编成十五卷。这就是《梅圣俞诗集》的成书过程。这是一篇诗序不可缺少的部分。关于梅诗的成就及特点,欧阳修在其《书梅圣俞稿后》、《六一诗话》等文中多次论及,所以仅在此处点一句:“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出”。表示梅诗特点很多,毋庸赘述,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品味。
全文是围绕“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层层展开的。首段批驳“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观点,是为了立起“诗穷而后工”的论点。二段梅圣俞一生的经历、遭遇以及他的诗文,是用具体事实说明:“穷而后工”的理论。第三段虽未明写“穷而后工”,但仍暗含着这层意思。正是因为“穷之久而将老”,圣俞才会“以疾卒于京师”,正是因为梅诗之工,作者才能“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并为之编撰诗集。欧阳修在本文中提出的“诗穷而后工”的观点,无疑是他对我国诗歌创作理论所作的杰出贡献之一。这充分体现出作者构思的精妙以及结构文章的技巧。作者在表现诗人诗工时,主要采用侧面烘托的方式,而不是着重正面表现。如以梅文“简古纯粹”来反映共诗之工,再用时人向其求诗,以及名人的赞语来衬托其诗工。这样灵活多样的表现手法使文章活泼、生动而不呆板。 [2]
作为一本诗集的序言。本文体现了“序”这一文体的应有内容要素:一是应交待成书的基本情况。文章的三、四段完成了这一任务。二是介绍作者及该书有关的思想、创作情况,述评其著作的主要特点。这是作序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故而本文的第二段用了较多的笔墨。三是要有作序者的主导思想,而且这主导思想要与该书及其作者密切相关,从而形成融贯全序乃至全书的灵魂。文章一开头就阐发的“穷而后工”思想,就起到了这一灵魂的作用。
本诗是组诗中的第二首,写诗人对爱情的坚贞不渝。
首句感叹唐氏溘然长逝已四十年了。古来往往以“香销玉殒”喻女子之亡,“梦断香消”即指唐氏之死。陆游于八十四岁即临终前一年所作悼念唐氏的《春游》亦云:“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唐氏实际已死四十四年,此“四十年”取其整数。这一句充满了刻骨铭心之真情。
次句既是写沈园即日之景:柳树已老,不再飞绵;也是一种借以自喻的比兴:诗人六十八岁时来沈园已自称“河阳愁鬓怯新霜”(《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易主刻小阕于石读之怅然》),此时年逾古稀,正如园中老树,已无所作为,对个人生活更无追求。“此身行作稽山土”,则是对“柳老”内涵的进一步说明。“美人终作土”,自己亦将埋葬于会稽山下而化为黄土。此句目的是反衬出尾句“犹吊遗踪一泫然”,即对唐氏坚贞不渝之情。一个“犹”字,使诗意得到升华:尽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但对唐氏眷念之情永不泯灭;尽管个人生活上已无所追求,但对唐氏之爱历久弥新。所以对沈园遗踪还要凭吊一番而泫然涕下。“泫然”二字,饱含无比复杂的感情:其中有爱,有恨,有悔,诗人不点破,足供读者体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