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篇赋体文是魏晋时期的文学家向秀为怀念故友嵇康和吕安所作。此赋分为“序言”和“正文”两部分，字里行间直陈直叙，除了对亡友的沉痛悼念之外，对当时黑暗政治难以明言的悲愤也流露其中。可谓情真语切，悲愤交加，寓情与景，寄意遥深。

　　“序言”写向秀自己经过旧庐时闻邻人笛音，不禁忆起嵇康之死及其死前弹琴的模样。“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人弹之”，当时，亡友嵇康看看日影，临刑将到，便索琴弹了一曲只有他自己会弹的《广陵散》。其“远人疏”的从容气度，对临刑前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对屠杀者极度藐视的神情，活灵活现，如在目前。据《晋书》记载：“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海内之士，莫不痛之。” 所以说，《广陵散》是嵇康“临当就命” 索琴人弹出的绝响，是嵇康最后思想的凝结，也是我们了解嵇康生命意识的关键。有人说，嵇康“把庄子的理想的人生境界人间化了”（罗宗强语），因为，琴声对于嵇康来说，曾经凝聚着“乘云气，御飞龙，人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逍遥游》）的神仙情结。有了这样的心态，嵇康不会去顾及人生之途上到底有多少不尽人意的地方，哪怕“寄余命于寸阴”，也不忘去弹奏“感天地以致和”的音乐，让琴声超越人生困境的诗性境界，去创化一种本然，去拓展一种空谷传响、长啸久绝。作者这样写嵇康惨遭杀害时戏剧性的动人表现，目的是歌颂亡友的德才和风度。

　　“主文”虚实相间，借景抒情，凄楚悲怆，涵咏不尽。“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此处用“济”、“经”、“瞻”、“息”、“践”、“历”等动词，一方面把作者自己的举步维艰的处境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一方面又是通过特定时间的特定景物移情抒怀。鲁迅说，向秀写《思旧赋》是“为了忘却的记念”。向秀绕一大段远路到山阳去，是为了凭吊昔日好友，人凭吊又是为了告别。这是因为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嵇康被害后，在司马氏的高压下，他不得不应征到洛阳。人当年，他与嵇康曾沿着这条路，往返于山阳与洛阳，寒风凛冽，往事如烟……如今好朋友嵇康曾经存在的地方，已物是人非。“叹《黍离》”、“悲《麦秀》”、“栋宇存”人“形神逝”。 故居、情景仍然是日落、音声如昔，但自嵇康死后，他的妻儿已迁居他乡，此处只留下了一座空宅。虽然栋宇还没有毁坏，人主人已经形神俱逝。远远望去，犹如荒冢一样凄凉。这些现实与往事，无不勾起向秀的极大伤感。此刻，向秀想起历史上李斯被腰斩的冤案：李斯临刑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史记》）李斯对儿子关于黄犬的一段临别谈话，读之令人鼻酸，这是血泪的怨愤控诉。向秀用此隐喻和类比，为嵇康鸣不平，故又忆及“顾日影人弹琴”之事。忽然，远处传来了嘹亮人断续的笛声，原来是陌生的邻人吹起了一首伤感的曲子，在这寒冷的黄昏，更是沁人肺腑的凄凉。于是，“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人复寻”。与开头“序”中描写的嵇康的身影与音乐联系在一起遥相呼应，同时也形成了情景交融的移情手法。鲁迅曾经说过：“青年时期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人，现在我懂了。”原来，“吟罢低眉无写处”的心境多么与之相似。有人也曾评说，“向秀作思旧赋，家国万端，生机变乱，不可胜说。然人郁结者，欲说还休，休又难止”。也许这就是抒情小赋动人心弦之处——“短歌微言不能长”（曹丕《燕歌行》）最好的诠释吧 。

　　在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也有应用“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总之，《思旧赋》以含蓄的笔法，表述对友人的深情厚意。用简短的笔墨，隐晦曲折的表达自己哀伤激愤之情。尤其是“山阳邻笛”的典故，哀怨愤懑，情辞隽远，已经成为后世文学审美的意象之一。

　　这是作者在上元节前的一个晚上写的感伤时乱，怀念故国的词作。

　　上片写想象中临安元宵灯节的凄凉情景。

　　“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三句，写元统治下的临安一片凄凉悲愁的气氛。“铁马”，指元军的铁骑：“银花”，指元宵的花灯，“愁城”，借指临安。头一句“铁马蒙毡”，不仅点明整个临安已经处于元军铁蹄的蹂躏之下，而且渲染出一种凄惨阴森，与元宵灯节的喜庆气氛形成大相径庭的氛围。开篇就揭示出了全篇的时代特征。元宵佳节，原是最热闹而且最富国泰民安气氛的，而现实的景象却将种种承平气象一扫而光。在元军的铁马践踏之下，广大人民心情凄惨悲凉。加之阴冷森严气氛的包围，竟连往常那火树银花不夜天的光也洒泪了。这一句将客观景象的主观化、拟人化，使银灯似有人的形象和感情。这种想象看似无理，实则入情。“银花洒泪”的形象给这座曾经是繁华热闹的城市带来了一种哀伤而肃穆的凄凉氛围。紧接着，又用“春入愁城”对上两句作一形象的概括。“愁城”一词，源出“攻许愁城终不破。”一句，出自庾信《愁赋》，本指人内心深处的忧闷愁思，此时借指充满哀愁的临安城。春天不管兴亡，依然来到人间，但它所进入的竟是这样一座“铁马蒙毡，银花洒泪”，充满人间哀愁的愁城！“春”与“愁”，自然与人间的鲜明对照，给人以强烈感受。

　　“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城声。”三句接着写想象中临安元宵鼓吹弹唱的情景：横笛中吹奏出来的不是汉家的故音，而是带有北方游牧民族情调的“番腔”，街头上演出的也不再是熟悉的故国戏鼓，而是是异族的鼓吹杂戏，一片呕哑之声，身为忠于故国的南宋遗民，听来根本不能称为“城声”。这几句对元统治者表现了义愤，感情由前面的悲郁苍凉转为激烈高亢，笔势劲直，激愤直率，可以想见作者其时填膺的义愤。

　　下片抒发了作者的思国之情。

　　“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这两句承上启下，用“想故国”三字点明上片所写都是自己对故都临安的遥想。“故国高台月明”化用南唐后主李煜《虞美人》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情境，表达了作者对故都临安和南宋故国的深沉怀念和无限眷恋之情。“独坐青灯”，指自己在故乡庐陵山中，独自面对青灯。故国旧都、高台宫殿，如今都笼罩在一片惨淡的明月之下，繁华散尽，都已化成无边的寂寞与悲凉，这本已使人不能忍受。更何况独又居于寂寞的深山，夜阑人静，遥想沦亡之故都，不但无力恢复故国，连再见到故都临安的机会也很难有，苦闷之情那堪禁受啊。荧荧青灯与故国苍凉明月，相互映照，更显出情深挚无比凄凉。这两句文势由陡急转为舒缓，而感情则变得更加沉郁。

　　“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辇下风光”，指故都临安的美丽风光。作者所指的“风光”应是宋亡前临安城元宵节的繁闹场景，以及亡国前的升平岁月。“山中岁月”，指自己隐居山中的寂寞岁月。“海上心情”，一般都指宋朝一部分爱国志士，在临安失守后在福建、广东一带继续进行抗元斗争的事情，以及作者对他们的挂念之情因为这首词作于归隐“山中”的时期，那时离宋室彻底覆亡已不远了，因此不再存在“海上”的抗元斗争。这三句思维极为跳跃，内涵顿为丰富．联想的余地也更大．全词到此收束，但言有尽而意无穷。如果说上片的结句干脆利落，声如鼓板，这下片的结句却如弦索之声，幽怨宛曲，余音袅袅不绝。这样结尾，与诗人不尽的国恨家痛和遗民隐居的悠悠岁月十分相合．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诗人的爱国情怀也得到延展。

　　这首诗是借题“於潜僧绿筠轩”歌颂风雅高节，批判物欲俗骨。诗以议论为主，但写得很有风采。

　　据《晋书·王徽之传》记载，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为人高雅，生性喜竹。有一次，他寄居在一座空宅中，便马上令人种竹。有人问其原故，他不予正面解释，“但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这“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便是借此典而颂于潜僧。因为典故中有着那样一位风采卓异的形象，诗入又用了“可”、“不可”这样的选择而肯定的语气，一位超然不俗的高僧形象便立刻跃然纸上。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是对“不可使居无竹”的进一步发挥。它富哲理，有情韵，写出了物质与精神、美德与美食在比较中的价值；食无甘味，充其量不过是“令人瘦”而已；人无松竹之节，无雅尚之好，那就会“令人俗”。这既是对于潜僧风节的赞颂之语，也是对缺乏风节之辈的示警。接着用“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申足此意，就更鞭辟入里。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思想品格和精神境界。只要有了高尚的情操，就会有松柏的孤直，梅竹的清芬，不畏强暴，直道而行，卓然为人；反之，就会汲汲于名利，计较于得失，随权势而俯仰，视风向而转移，俗态媚骨，丑行毕现。这种人，往往自视高明，自以为得计，听不进奉劝，改不了秉性，所以诗人说这种“俗士不可医”——医之无效。

　　以上为第一段。这一段的特点是：出语精警，议论精辟，发人深省。

　　文似看山不喜平。上面全是诗人议论，虽出语不凡，但若直由诗人议论下去，便有平直之嫌，说教之讥。因而下段重开波澜，另转新意。由那种“不可医”的“俗士”站出来作自我表演，这就是修辞学中的“示现”之法：“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这个“旁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那种“俗士”。他听了诗人的议论，大不以为然；他虽然认为“不可使居无竹”是十足的迂阔之论，腐儒之见，但在口头上却将此论说成“似高、似痴”，从这模棱两可的语气里，显示了这种人世故、圆滑的特点；他绝不肯在论辩中作决绝之语而树敌。

　　下面是诗人对俗士的调侃和反诘：“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诗意谓：又想种竹而得清高之名，又要面竹而大嚼甘味，人间何处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等美事。名节高的人难得厚富，厚富的人难得名高；做官的人无暇学仙，得道的人无暇做官；食肉的人无高节，高节的人不食肉；两种好处都不能兼得，多种好处就更不能兼得了。

　　这首诗以五言为主，以议论为主。但由于适当采用了散文化的句式（如“不可使居无竹”、“若对此君仍大嚼”等）以及赋的某些表现手法（如以对白方式发议论等），因而能于议论中见风采，议论中有波澜，议论中寓形象。苏轼极善于借题发挥，有丰富的联想力，能于平凡的题目中别出新意，吐语不凡，此诗即是一例。

　　这首诗极富于哲理。诗的前两句是历来传颂的名句。“疾风知劲草”一语，出自宋·范晔《后汉书·王霸传》。此语原为汉光武帝刘秀赞誉王霸之言。光武谓霸曰：“颍川从我者皆逝，而子独留努力，疾风知劲草。”后世遂用以比喻只有经过危难或战乱的严峻考验，才能识别出谁的意志坚强，谁是忠诚可靠者。作者李世民在此诗中用此赞美萧瑀。次句的“板荡”乃《诗经·大雅》中两篇作品的名称。《板》、《荡》二诗讥刺周厉王无道，败坏政局。后以“板荡”代指政局变乱。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劲草”混同于一般的草；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诚臣”也容易混同于一般的人，其特殊性没有显现出来，因而不易鉴别。只有经过猛烈大风和动乱时局的考验，才能看出什么样的草是强劲的，什么样的人是忠诚的。

　　后二句则另换角度，继续盛赞萧瑀。徒有一时之勇的“勇夫”并不懂得真正的“义”，而真正的“智者”必然心怀仁德。这里告诉读者，只有忠诚还是不够的，要智勇双全，才算是有用之才。有勇无谋，莫言义；有智无勇，难施仁。

　　这首诗诗意浅显，说理形象，寓意深刻，言简意赅地揭示了“智”、“勇”、“仁”、“义”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不仅对于知人善任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于读者的自我完善，如何使自己成为智勇双全的有用之才方面，也具有启迪作用。“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二句，如今引用它，比喻只有经过尖锐复杂斗争的考验，才能考查出一个人的真正品质和节操，才能显示出谁是忠贞的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