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为人胸襟坦荡旷达,善于因缘自适。他因诗中有所谓“讥讽朝廷”语,被罗织罪名入狱,“乌台诗案”过后,于公元1080年(元丰三年)二月贬到黄州。这在苏轼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此词描写雨中的南方初春,表达作者虽处困境而老当益壮、自强不息的精神,洋溢着一种向上的人生态度。上阕写三月兰溪幽雅的风光和环境,景色自然明丽,雅淡清美;下阕抒发使人感奋的议论,即景取喻,表达有关人生感悟,启人心智。全词即景抒慨,写景纯用白描,细致淡雅;抒慨昂扬振拔,富有哲理。
上阕写清泉寺幽雅的风光和环境。山下小溪潺湲,岸边的兰草刚刚萌生娇嫩的幼芽。松林间的沙路,洁净无泥。傍晚细雨潇潇,寺外传来了布谷的叫声。作者此际漫步溪边,触目无非生意,浑然忘却尘世的喧嚣和官场的污秽,心情是愉悦的。唤起内心对大自然的喜爱及对人生的回味,这就引出了下片的对人生的哲思。
下片诗人就眼前“溪水西流”之景生发感慨和议论。这种议论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而是即景取喻,以富有情韵的语言,摅写有关人生的哲理。“谁道”两句,以反诘唤起:以借喻回答。“人生长恨水长东”,光阴犹如昼夜不停的流水,匆匆向东奔驶,一去不可复返,青春对于人生来说只有一次,正如古人所说:“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时。”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讲,人未始不可以老当益壮。自强不息的精神,往往能焕发生命的光彩。因此词人发出令人振奋的议论:“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白发”、“黄鸡”比喻世事匆促,光景催年。白居易当年在《醉歌》中唱道:“谁道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前没。腰间红绶系未稳,镜里朱颜看已失。”此处作者反其意而用之,希望人们不要徒发自伤衰老之叹。应该说,这是不服衰老的宣言,这是对生活、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这是对青春活力的召唤。在贬谪生活中,能一反感伤迟暮的低沉之调,唱出如此催人自强的歌曲,这体现出苏轼热爱生活、旷达乐观的性格。
这首词,上片以淡疏的笔墨写景,景色自然明丽,雅淡凄美;下片既以形象的语言抒情,又在即景抒慨中融入哲理,启人心智,令人振奋。词人以顺处逆的豪迈情怀,政治上失意后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催人奋进,激动人心。
此诗开头两句对宿紫山北村的缘由作了说明,原来他是因“晨游紫阁峰”而“暮宿山下村”的。诗人之所以要“晨游”,是为了欣赏山峰上的美景。早晨欣赏了紫阁的美景,悠闲自得往回走,直到日暮才到山下村投宿,碰上的又是“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的美好场面,作者的心情是很愉快的。但是,“举杯老及饮”,不愉快的事发生了。
开头四句,点明了抢劫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抢劫对象,表现了诗人与村老的亲密关系及其喜悦心情,为下面关于暴卒的描写起了有力的反衬作用,是颇具匠心的。中间的十二句,先用“暴卒”“草草”“紫衣挟刀斧”等贬义词句刻画了抢劫者的形象;接着展现了两个场面:一是抢酒食;二是砍树。
写抢酒食的四句诗,表现出暴卒、作者和主人的三种不同表现。“夺”和“掣”两个词,包含着一方不给,一方硬抢的丰富内容。诗人用这两个词作“诗眼”,表现出他自己毕竟是个官吏,敢于和暴卒争,但还是败下阵来,这就不仅揭露了暴卒的暴,而且暗示了暴卒敢这样“暴”的原因,为结尾的点睛之笔留下了伏线。
写两个抢劫场面,各有特点。抢酒食之时,主人退立敛手;砍树之时,却改变了态度,这表明主人对树有特殊感情。诗人为了揭示其心理根据,先用两句诗写树:一则指明那树长在中庭,二则称赞那是棵“奇树”,三则强调那树是主人亲手种的,已长了三十来年。这说明它在主人心中的地位,远非酒食所能比拟。暴卒要砍它,主人当然会“惜”,“惜不得”,是“惜”而“不得”的意思。于是,发自内心的“惜”就表现为语言、行动上的“护”,虽然迫于暴力,没有达到目的,但由此却引出了暴卒的“自称”和作者的悄声劝告。
结尾的四句诗,在当时很好懂;时过一千多年,就需要作些注解,才能了解其深刻的含义。所谓“神策军”,在唐代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年间,本来是西部的地方军;后因“扈驾有功”,变成了皇帝的禁卫军。唐德宗时,开始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他们以皇帝的家奴身份掌握禁卫军,势焰熏天,把持朝政,打击正直的官吏,纵容部下酷虐百姓,什么坏事都干。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初年,皇帝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各路军统帅),白居易曾上书谏阻。这首诗中的“中尉”,就包括了吐突承璀。所谓“采造”,指专管采伐、建筑的官府。唐宪宗的时候,经常调用神策军修筑宫殿;吐突承璀又于唐元和四年(809年)领功德使,修建安国寺,为宪宗树立功德碑。因此,就出现了“身属神策军”而兼充“采造家”的“暴卒”。做一个以吐突承璀为头子的神策军人,已经炙手可热了;又兼充“采造家”,执行为皇帝修建宫殿和树立功德碑的“任务”,自然就更加为所欲为,不可一世。
诗是采取画龙点睛的写法。先写暴卒肆意抢劫,目中无人,连身为左拾遗的官儿都不放在眼里,留下悬念,引导读者思考这些家伙究竟凭什么这样暴戾。但究竟凭什么,作者没有说。直写到主人因中庭的那棵心爱的奇树被砍而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让暴卒自己亮出他们的黑旗,“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一听见暴卒的自称,作者很吃惊,连忙悄声劝告村老:“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讽刺的矛头透过暴卒,刺向暴卒的后台“中尉”;又透过中尉,刺向中尉的后台皇帝。前面的那条“龙”,已经画得很逼真,再一“点睛”,全“龙”飞腾,把全诗的思想意义提到了惊人的高度。
李白《与韩荆州书》是他初见韩时的一封自荐书。文章开头借用天下谈士的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赞美韩朝宗谦恭下士,识拔人才。接着毛遂自荐,介绍自己的经历、才能和气节。文章表现了李白“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自负,以及他不卑不亢,“平交王侯”的性格。文章写得气势雄壮,广为传诵。
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在创作上颇具个性。他在漫游荆州时,听说荆州长史韩朝宗喜欢推荐有才之士,便写了这封求荐的信。对于古人而言,尽管这样做也是正常的,但也总是有求于别人的事情。文气大体上总是以谦抑为好,就是说自己的优点,也应含蓄一点。然而李白这篇求荐书,却完全将自己放在与对方平等的地位上,毫无掩饰地讲述自己的才华。把一篇求荐文章,写得文气纵横恣肆,气概凌云。这同样反映了李白纯真无邪的诗人气质,决不因求人而有半点委琐的私意、屈懦的鄙态。这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才华足以用世,而其用世之志,则在于忠义奋发、以报君国。故求韩荐己,同样完全是出于一片公心;而想象韩如能荐己,同样是出于这一片公心。两片公心的相识,两位贤士的相与,这中间自然不必要有任何世俗的表现。这样,就将这封信写得极其光明磊落,内心无私,文风自然就能尽情地抒发。为此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篇原本是世俗交际的文字,却犹如他的诗一样,充分表现出他的个性。这里面所具有的,正是“天生我才必有用”那样的自信。
《与韩荆州书》在写作艺术方面的特点是顿挫跌宕,起伏照应。由古及今,以古人喻韩朝宗达三四次之多。渐次道来,而意在言外,发人深思。一些佳句流传至今,如“龙蟠凤逸”、“颖脱而出”、“扬眉吐气”等。典故使用也恰当得体,起到了激发韩朝宗的作用。
此词上片写词人醉中想象自己泛舟进入桃花源,醒后因身受官府羁绊而抱恨,隐寓向往仙境而天涯无路的苦境;下片择取人世间的四种凄凉景象,来影射词人黯淡、感伤的心境。起笔寓情于景,境界清丽;接着忽而转折,情辞悲苦;过片承上深入,浑化无迹,景色惨淡;结末景语淡出,情辞凄楚。全词委曲含蓄,耐人寻味。
上片首二句确乎有似于《桃花源记》的开篇“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把读者带到一个优美的境界,这儿似乎是桃源的入口。人在醉乡,且是信流而行,这眼前一片春花烂漫的世界当是个偶然发现。又似乎是一个好梦:“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好事近·梦中作》)一种愉悦的心情也就见于如此平淡的语言之外。
同时而起的,却又有一阵深切的遗憾:“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尘缘”自是相对仙源灵境而言的。“名缰利锁,天还知道,和天也瘦”(《尘龙吟·小楼连远横空》),那“名缰利锁”,正是尘缘的具体内容之一。此处只说“尘缘相误”,隐去正意,便觉空灵蕴藉,正所谓“以不犯本位为高”(《艺概》卷四)。三、四句与前二句,一喜一慨,词情便摇曳生姿,使人为之情移。
下片一连四句写景,没有用力痕迹,俱属常语淡语之类。然而“烟尘茫茫,千里斜阳暮”却钩勒出一幅“斜阳外,寒鸦万点,流尘绕孤村”(《满庭芳·山抹微云》)一样的“销魂”的黄昏景象。“千里”“茫茫”尤给人天涯之感。紧接一句“山无数”,与“烟尘茫茫”呼应,构成“山重尘复疑无路”的境界,这就与上片“尘缘相误”二句有了内在的联络,过片而不断曲意。值此迷惘之际,忽然风起,出现“乱红如雨”的萧飒景象,原来是残春时节了。一句一景,蝉联而下,音节急促,恰状出人情之危苦。
合起来,这几句又造成一个山重尘复、风起花落、春归酒醒、日暮途远的浑成完整的意境。如此常语淡语,使人“咀嚼无滓,久而知味”(《词源》卷下评秦词)。虽然没有明写欲归之字,而欲归之意在在皆是。结句却又出人意外地转折出欲归不得之意:“不记来时路。”只说“不记”,更为耐味。虽是轻描淡写,却使人感到其情蕴深沉,曲折地反映出备受压抑而不能自解的作者在梦破后无路可走的深深悲愁。
虽是写“桃源”,由于处境与胸次各异,秦词与陶诗风貌完全不同。“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陶潜笔下,处处流溢出一个精神上有所归宿的人的自得情怀;而“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的秦观笔下,却时时纠结着个缺少精神支柱的失意者的迷惘与悲哀。这首小令以轻柔优美的调子开端,“尘缘”句以后却急转直下,一转一深,不无危苦之辞,就很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心境。它自然能在千百年里引起那为数不少的失意彷徨之士的感情共鸣。
这首词所反映的思想,是作者由于无端遭受打击,导致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并由此产生了对世外桃源的向往。但有的评论者认为句句都有暗寓,这只能是一种猜测。此词所表现出的那种迷离恍忽的境界,只是秦观在艺术上喜欢朦胧美的一种手法而已。
这首词上片说聚首的欢愉,下片写离别的痛苦。上下片内容不是同时。欢聚或在春晚、夏初。离散似是冬季。
白石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自从“当初不合种相思”,这种刻骨铭心的思恋便成为白石心灵深处一个拆解不开的“情结”,终白石之一生,虽九死而不悔,真是天地至性,人间至情。
首句“金谷人归”,金谷除普通以代指园中多美人以外,还有三种可能:(一)或暗示琵琶女姓梁。《岭表录异》上云:“石崇以明珠三斛换绿珠于容州,本姓梁氏。”(二)或赞美其人妙解音律。干宝《晋纪》云:“石崇有伎人绿珠,美而工笛。”与此词下句“吹笙”疑有连系。白石他词中写合肥情事时,也多写到乐器。(三)或意在引起一极美好的宜于美人的环境的想象。庾信《春赋》云:“河阳一县并是花,金谷从来满园树。”白石《凄凉犯》词序云:“合肥巷陌皆种柳。”但合肥当日不过一荒凉边城。“出城四顾,则荒野烟草,不胜凄黯。”(《凄凉犯》词序)“巷陌凄凉,与江左异。”(《淡黄柳》词序)。如此城郭,岂宜为美人居止?幸其多柳,故不惜重笔渲染,比于金谷,亦略为伊人居处增色。
白石写情,不在于情事本身,故对情人的容妆和行动很少着笔,而重在对情事的独特的内心感受,抒发自己绵绵无尽的相思之苦。故以下三句,都只写景。
本来,世间情人相对,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都直见深心,更不容一语表白,何况文字?这就是写情常寓于景,写景就是写情的心理根据。张玉田《词源》卷下“离情”说:“言情之词,必藉景色映托,乃具深婉流美之致。”近人王国维亦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故所谓写景,不过是词人把自己的感情喷射向外物,与物“一化”,就是庄子所谓“物化”。这也是所说的美学上的移情作用。这里的绿杨啼鸟,实际是词人对吹笙人的整个灵魂的拥抱。还不仅此,不仅是词人化身为自然来“庄严”自己的情人,而且,尤其是,在词人眼中,她俨然就是宇宙的中心,她飘然莅临,成为万物的主宰。中国传统文学中此例颇多,如曹子建的《洛神赋》。当写到人神心通的时候,洛神感动了,于是“屏翳(雨师)收风,川后静波,冯夷(河神)鸣鼓,女娲(这里用为音乐女神)清歌”。洛神就是宇宙的中心,万物的主宰,因为她就是美和爱。但创造的魔杖还是握在诗人(或词人)的手中的。诗人是可以驱遣鬼神,促使万物,创造一个再造世界。韩愈说李白、杜甫“陵暴万象”,当作如是解。
此词虽分两片,却非平列。上片是追忆聚首的欢愉,似水的柔情,如梦的深永。下片是词的现实世界,是诀别的痛苦。“月落潮生”,语出元稹《重赠乐天》:“明朝又向江头别,月落潮平是去时。”“刘郎”,用入天台山遇仙女的刘晨自比。“天若有情天亦老”,何况自知无分再见神仙的刘郎呢。同时也暗用刘禹锡《再游玄都观》“前度刘郎今又来”诗意。“淮南好”三句用淮南小山《招隐士赋》:“王孙游兮不归,芳草兮萋萋。”这和《江梅引》结韵说“歌罢淮南春草赋,又萋萋。漂零客,泪满衣。”意境相同。此词“陌上生春草”五字截断众流,顿时使上片的“小得团囫”(玉溪句:“小得团囫足怨嗟”),尽成愁绪,正是“此恨绵绵无绝期。”杜牧之诗:“恨如春草多,事与孤鸿去”(《题安州浮云寺楼……》),可以题此词。白石词善于后路作结,即歇拍处化情为景,篇终接混茫,无限深情,千般感慨,都在一种迷离凄凉的意境中深化升华,余音袅袅,韵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