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为新楼落成而作,前五句就“安远”字面着想,虚构了一番境界,也客观地显示了筑楼的时代背景。“龙沙”语出《后汉书·班超传赞》:“坦步葱岭,咫尺龙沙”,后世用来泛指塞外,这里则指金邦。“虎落”为护城笆篱。宋朝南渡时,武昌是抵抗金人的战略要地,和议达成,形势安定下来,遂出现了“月冷龙沙,尘清虎落”的和平局面,这便是“安远”的意指了。汉制禁民聚饮,有庆典时则例外,称为“赐酺”。“今年汉酺初赐”是借古典以言近事。据《宋史》军共一百六十万缗,军中载歌载舞,一片欢乐景象。故接云:“新翻胡部曲,听毡幕元戎歌吹。”胡部本是唐代西凉地方乐曲。《新唐书·礼乐志》:“开元二十四年,升胡部于堂上。……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由此边地胡曲进入殿堂。又据《新唐书》“琵琶、笙、横笛、短笛、拍板,皆八;大小箜篥,皆四。工七十二人,分四列,属舞筵之隅,以导歌咏。”它在盛唐时本是“新声”,今又“新翻”之,用此盛大乐队以为帅府中歌舞伴奏,颇具气象。以边地之曲归为中原之用,亦寓“安远”之意。
以下正面写楼的景观。先写楼的整体形势,然后作细部刻画,从局部反映建筑的壮丽:红漆栏干曲折环绕,琉璃檐牙向外伸张。“槛曲萦红,檐牙飞翠”二句,铸词极工,状物准确生动,特别是“萦红飞翠”的造语,能使人产生形色相乱、目迷心醉的感觉。紧接“人姝丽”三句,又照应前文“歌吹”,写楼中宴会的盛况“粉香吹下,夜寒风细。”夜寒点出冬令,风细则粉香可传,歌吹可闻。全是一派温馨承平的气象。“此地”便是黄鹤山,其西北矶头为著名的黄鹤楼所在,传说仙人子安曾乘鹤路过。所以过片就说:这样的形胜之地,应有妙笔生花的“词仙”乘白云黄鹤来题词庆贺,人仙同乐。仙人乘鹤是本地故事,而“词仙”之说则是就楼成盛典而加以创用。“拥”字较“乘”为虚,“君”乃泛指,都能见出作者运思用笔的灵活自如。说“宜有”并非真有,不免有些遗憾。
其实通观词的下片,多化用崔颢《黄鹤楼》诗意,进而写登楼有感。大抵词人感情很复杂,“安远楼”的落成并不能引起一种生逢盛世之欢,反而使他产生了空虚与寂寞的感受。“玉梯凝望久”,他在想什么?“叹芳草萋萋千里”翻用崔诗“芳草萋萋鹦鹉洲”。“天涯情味”,正是崔诗“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况味。这是客愁。“仗酒祓清愁,花销英气。”靠流连杯酒与光景销磨志气,排遣闲愁。这是岁月虚掷之恨。这和“安远”有什么关系呢?关系似乎若有若无。或许“安远”的字面能使人产生返还家乡、施展抱负等等想法,而实际情况却相去很远吧。于是词人干脆来个不了了之,以景结情:“西山外,晚来还卷,一帘秋霁”,仍归到和平的景象,那一片雨后晴朗的暮色,似乎暗寓着一个好的希望。但应指出,这三句乃从王勃《滕王阁诗》“朱帘暮卷西山雨”化出,仍然流露出一种冷清索寞之感。
总之,这首词虽为庆贺安远楼落成而作,力图在“安远”二字上做出一篇喜庆的“文章”;但自觉不自觉地打入作者身世飘零之感,流露出表面承平而实趋衰飒的时代气氛。这就使词的意味显得特别深厚。
遗山词中,恋爱相思之作不多。但他本是至情至性的人,一旦涉笔于此,便不让前人,其中的少数佳构,可臻周、秦之妙境,俨然是当行本色的儿女情长之作。本篇即其一例。
全词曲折有致而又层次井然地写出了一对多情恋人分别时和分别后的无限幽恨,创造出赏心悦目的深婉清丽境界。作者并没有故作腾挪跌宕和穿插起伏,而只是按时间和空间的推移,顺序自然的描述情人离别的过程及其痛苦心态。这使得此词活像一部抒情性极强的小剧。它结构完整,由以下三个优美的场次组接而成:
第一场,分离前的夜晚:酒冷灯青的斗室之中,一对通宵不眠的缠绵情侣;
第二场,依依惜别的清晨:秋雨淅沥,秋风凄厉,鸳鸯分飞,残荷带泪,不胜其哀惋之情;
第三场,分离后的刻骨相思:见雁飞而伤心,睹明月而生怨,始而盼望,继而发愿,终而彷徨,独行独坐,独酬独卧,竟至不可终日……。
这三个部分,细节真实,场面典型,情态生动,脉络清晰,贯串为一个整体,叙事与抒情融合无间,足见作者利用短小凝炼的形式以寄寓丰富复杂情感的高超技能。
我们所说的第一场,即上片的开头三句:“酒冷灯青夜不眠,寸肠千万缕,两相牵。”作者精心择取最有代表性和富于暗示性的事物来烘托离别前夜的凄苦情状。“酒冷”意味着饯别的筵席已放置了大半夜,但因双方心事重重,不断叙离情,而无暇宴饮,因此炙冷羹残,杯中物也久久闲在一边;“灯青”更显出长夜耿耿,四周寂寞,而男女主人公心境之凄凉,愈发不言而喻了。“寸肠相牵”与“夜不眠”相呼应,痴男怨女通宵缱绻的种种衷曲,借此而展现于字里行间,使人感到语淡情浓、言简意丰。
“鸳鸯秋雨半池莲,分飞苦,红泪晓风前”三句,比兴兼到,为我们描绘出了全剧中那魂销魄夺的第二场——秋晓分袂。“鸳鸯分飞”,既写凌晨开门惊走池宿鸟的实景,更象征情侣不幸分散,天各一方。“莲”既是池中实物,亦谐“怜”字,表明二人相爱不舍。“红泪”既形容莲花瓣上撒满秋雨的景致,又与“分飞苦”呼应,暗喻二位情人悲泣泪下,甚至渗和着血! 这里由于全用比兴手法,显得含蓄哀婉,毫无沾滞与落套之感。周邦彦《蝶恋花·晓行》中“执手霜风吹鬓影,去意徊徨,别语愁难听”,与此处所写,是同类场面,但两者一实写,一虚写;一正面展现,一侧面烘托;一用白描,一用比兴;艺术境界各臻妙境。
下片展现全“剧”的第三场,也可以说是尾声。分手后,出远门北上的自然是男方,留下来独守空闺的不用说是女方。下片即专写女方相思之苦与怨恨之深。这又分为三个小层次。首先是遥望北雁南飞而引发联想,怨天意之不公与情人之远去。秋凉了,连大雁都纷纷自北而南,来寻找温暖的落脚处;而人却偏偏向北而去,这不是太违背情理了吗?女主人公想到这里,不觉怨情弥天。她遥望远天,不断想着“远如天”的情人,真不知如何来安排漫长的孤栖日子。但想也无益,怨也无益,她只有转而盼望一年以后的重逢。这就是下片的第二个层次:“安排心事待明年。”写到此,一般来说词情已尽,不料下文波澜又起:“无情月,看待几时圆。”这就是说,人事多错忤,预先双方约定的明年相会未必能成为现实。于是女主人公对月起兴,发出了这痛彻心肺的最后一声长叹。月本无情之物,词人却煞有介事地骂它无情。这一骂,无理而有情,充分表现了相思女子曲折复杂的恶劣心绪。这第三个层次,摇曳生姿,使全词产生了有余不尽的韵味。
这诗共分四章,分别列举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个远处地名,表达诗梁四处寻找美梁而不可得的惆怅忧伤的心情。
第一章说思念之梁在泰山,我想去追寻她。但有泰山下的小山“梁父”阻隔,只能侧身东望,眼泪沾湿衣襟。那美梁赠给我钱币,我用“英琼瑶”这几种美玉回报她,但路途太远,无法送达,心中烦忧,徘徊不安。
其余三章结构相同,按“所思、欲往、涕泪、相赠、伤情”的次序来写,除了美梁所赠及诗梁回报物品不同之外,每章方位地名亦不同。
这四章不同方位的地名抉不是随便写的。第一章地点是泰山,古梁认为“王者有德功成则东封泰山,故思之” 。汉武帝曾登封泰山,东汉安帝在公元124年(延光三年)亦登泰山祭告岱宗。可见诗梁是寄希望于君王,希望他振作有为,诗梁愿以道术报君,使天下大治。但外戚宦官这些小梁的阻挡,诗梁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只能徘徊忧伤。第二章地点是在桂林郡。据史载,东汉安帝、顺帝时,这一带民族矛盾尖锐,顺帝为此极为优虑。第三章所思之处在 “汉阳”,史载安帝、顺帝时这一带羌梁时时入侵,大将不能守边。第四章诗梁所思之处在雁门,即今山西北部雁门关,为汉之北疆。据史载,安帝时,鲜卑梁常来攻略,掳掠梁马,诗梁以此为忧。
《文选》收入此诗附有后梁之序说张衡“依屈原以美梁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梁,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这种分析是可信的,因为古诗中传统的比兴手法是常以美梁比理想中的贤梁,诗中四处远方地名,正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处所,表现了诗梁对国事的关怀和优虑。这四方遥远的地名也体现了诗梁为理想而上下四方不倦地探索追寻的精砷,但处处都有难以逾越的障碍,追寻思念而不可得,故而优伤。这从侧面曲折反映了现实社会的污浊黑暗,这些,就是诗梁优伤的社会内容。
除了 “美梁香草”的比兴手法而外,这诗还运用了《诗经》民歌中回环重叠,反复咏叹的艺术手法。这四章意思相同,结构相同,句式相同,形式上非常整齐,但每章又换词押韵,在整齐中显出变化。
淸代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此诗说:“心烦纡郁、低徊情深,风骚之变格也”又说:“五噫四愁,如何拟得?后梁拟者,画西施之貌耳。”
《四愁诗》钟情美梁之意既明,则爱君之深亦自可推知。《文选》将诗分成“四思”,且看这“一思”。那无日不引梁思慕的美梁,身居东方泰山云雾之中,邈焉难求,而“我”之渴望,却惟在能追从她的身边、呼吸于她的芳馨之中,则“我”情的执着痴迷,不已隐然可体味了吗?及至那小小梁父顽丘,阻“我”不得亲近美梁,而“我”竟引领侧望、至于泪下涟涟,衣襟为湿,则“我”情之真之切,不已豁然无所隐藏了吗?诗至此三句,自与一段落,诗梁有情之痴的面目,已宛然可见。以下四句,更成一段落,诗梁言之益深,亦令梁读而感慨益深。“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诗经·木瓜》),古梁既如是说,“我”怀中有琼英美玉,又如何能不思报赠?如今,虽然明知梁父为阻、道路悠远,这份礼物决无可能送达,此生只能长作徘徊瞻望、怅惘以终;然而,“我”却为何总是不能绝念、总是心意烦乱、劳思无尽?
“一思”既已,“二思”“三思”“四思”源源不断,连翩而至,“我”首次“求女”虽然告挫,但“我”却绝不停止努力。当那赠他琅玕美石的美梁徜徉于桂林山水之间时,他便怀着成双的白玉盘奔往南方;当那赠他貂裘短服的美梁飘飘于汉阳丘岭之上时,他便揣着明月宝珠趋向西方;当那赠他锦绣彩段的美梁出没于雁门关塞之时,他又赶紧携着青玉制就的几案,驰走北方,虽然湘水深不可测,限我莫及桂林;虽然陇阪悠长无已,阻我难至汉阳;虽然塞上雨雪纷纷,碍我不达雁门;虽然每次都是受阻而止,每次都落得涕泗滂沱,沾染裳襟,每次都徒增惆怅,每次都忧思益加难释-然而,“我”却始终不倦,矢志不移!可以想见,倘若天地之间不止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此诗又将何止“四思”?诗梁的奔走将至于千、至于万,诗梁的愁思且巍过五岳、广过江河!切莫以“四愁”之间仅有并列而无递进,而嫌其章法单调少变化;若《诗》之《蒹葭》止于“宛在水中央”,君不将谓其殊少文气乎?若《陈风·月出》止于“劳心悄兮”,君不将觉其“心”之“劳”犹不甚乎?惟有一之不足、至于再、至于三、四,始能见诗梁之深情缠绵、寄意幽远。即如本诗,“愁”虽止于“四”,但其愁绪究竟延伸于胡底,又有何梁能量之测之?“一唱而三叹,慷慨有余哀”,若要领会此种境界,不从《四愁诗》之类重章、叠句上索解,又将于何处求之?
《四愁诗》非但内容足以使梁动容,其句式也极引梁注目,它是中国古诗中产生年代较早的一首七言诗。七言诗由来尚矣,但全诗句子均为七言,而每句都采用上四字一节、下三字更为一节的形式,句中又几乎不用“兮”字作语助的诗,在现存的创作年代确切可信的古诗(而非载于后世著作中、真伪莫辨的《皇娥歌》、《柏梁诗》之类)范围里,本诗是最早的一首,这就是《四愁诗》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在此以前,七言诗或是杂以八言、九言者,如汉武帝《瓠子歌》;或是每句前三字、后三字各为一节、而中间夹一“兮”字,如项羽《垓下歌》、李陵《别歌》:这些,都不能算作典范的七言诗。至于汉乌孙公主的《悲愁歌》,虽然已达到全篇上四下三,但每句两节之间还存有“兮”字,成了一首八言诗,句式上虽接近于典范的七言诗,却终不能归入七言诗的范畴。唯本诗除了每章首句以外,其余句子与后世七言诗已全无二致,显得整饬一新、灿然可观。曹丕的《燕歌行》,自是一首成熟的七言。而《四愁诗》作为七言诗,虽然尚有不少《诗经》的痕迹如重章叠句、每章句子为奇数,以及《楚辞》的痕迹如“兮”的使用;但是,它的上四下三的句式,却早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已达到了《燕歌行》的水准,同时这种句式在抒情上的优势-即节奏上的前长后短(异于四言诗及《垓下歌》之类七言的并列,和五言的前短后长),使听觉上有先长声曼吟、而复悄然低语的感受,而节奏短的三字节落在句后,听来又有渐趋深沉之感,如此一句循环往复,全诗遂有思绪纷错起伏、情致缠绵跌宕之趣-《燕歌行》有之,《四愁诗》亦已有之。
此曲以嬉笑怒骂的手法,通过一个熟悉刘邦底细的乡民的口吻,把刘邦“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之举,写出一场滑稽可笑的闹剧,以辛辣的语言,剥露了刘邦微贱时期的丑恶行径,从而揭露了刘邦的无赖出身,剥下封建帝王的神圣面具,还其欺压百姓的真面目。全曲情节鲜明,形象生动,角度独特,风格朴野,诙谐泼辣,对比手法的运用,揭示本质,具有强烈的喜剧性与讽刺性,语言生动活泼,具有口语化特点,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具有漫画与野史的风格。
全曲八段。首段写乡中接驾的准备,众人忙碌而“我”独不解,一开头便为全篇定下诙谐,嘲讽的基调。
《耍孩儿》《五煞》《四煞》三首曲子铺陈车驾的排场,本应是庄严高贵的场面在老百姓看来都怪里怪气,莫名其妙,这实际上讽刺了皇家气派和帝王尊严。《三煞》《二煞》《一煞》是数落汉高祖当年的寒酸和劣迹,一下子就揭穿了隐藏在黄袍之后的真面目,而他还在人前装腔做势、目中无人,两厢对比, 更觉可笑。
《尾》曲是全篇的高潮,“刘三”是作者根据史书杜撰的刘邦的小名,乡民呼出,形神酷似,妙就妙在它粉碎了“真命天子”的神话,所谓帝王之尊在辛辣的嘲笑声中荡然无存。这套散曲把不可一世的汉高祖作为嬉笑怒骂的对象,矛头直指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表现出对皇权至上的强烈不满和对封建秩序的无比蔑视。刘邦是一个很爱虚荣的人,《史记》上说他看到秦始皇出巡时的气派羡慕不已,认为大丈夫应当如此。作者没有被史书中所记载的高祖还乡时嘉惠百姓的“浩荡皇恩”所迷惑,而是注重于史书中描写刘邦爱慕虚荣以及欠王媪酒钱不还、诳称贺钱万贯得以见到贵客等无赖行径的材料,通过艺术加工,无情地揭穿了封建帝王的丑恶嘴脸。当然,作者批判的锋芒不仅仅是指向汉高祖一人,而是指向所有欺压百姓却要装模作样的封建统治者及其爪牙,更是指向残酷地实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元代统治者。散曲中借乡民之口说刘邦“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流露出轻视劳动的意识,当然是不可取的。
这套曲子的特色之一是情节完整。
全曲有背景、有人物、有故事情节,情节中有铺垫、有发展、有高潮,堪称一部情节完整、充满夸张和幽默的讽刺喜剧。几支曲子组成的套曲,能起到一出讽刺喜剧的作用,显示出作者的艺术功力。这出喜剧是有头有尾的。从社长挨户通知皇帝将要驾临,王乡老、赵忙郎等乡里头面人物忙着接待,写到皇帝仪仗车驾到来,八面威风,不可一世;又从皇帝下车后,接受众人礼拜,架子十足,装模作样,写到乡间小民猛一抬头,识破其即是早先贪杯赖债鱼肉乡邻的无赖:故事生动,情节完整,对读者很有吸引力。这出喜剧中的人物是颇有性格的。无论是写乡里接驾前的忙乱,还是写皇帝仪仗车驾的威风,都衬托出“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汉高祖的好虚荣、讲排场、气势凌人、威风十足。而紧接着的面目为乡民所识破、老底被乡民所揭穿的描写,则突出了大人物的昔时卑琐低下、今日装腔作态的可恶可憎。社长、王乡老、赵忙郎等忙于接驾的表现,显露出他们善于巴结逢迎的心理。而“猛可里抬头觑”的乡民虽然无知,所见不广,但性格刚直,疾恶如仇,在曲作中也得到了真实形象的刻划。
这套曲子的特色之二在于选择了一个小人物——无知乡民作为叙述人。
事件发展的全过程,都是这位乡民亲眼看见的,亲口说出的。这就是角度新。作者在曲作中通过乡民的特殊视角来展现汉高祖这个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把至高无上的皇帝贬得一文不值,写作手法实属高妙。皇帝驾到本是极其隆重的场面,可是在乡民的眼中不过是乱哄哄的一场戏:“瞎王留引定火乔男女,胡踢蹬吹笛擂鼓。”到村口迎接皇帝的就是这么一伙不三不四的人,吹吹打打乱七八糟的。仪仗队里的五面旗子,分别画有日、月、凤凰、飞虎、蟠龙等图案,代表着天子的神圣和庄严,可是在乡民的眼中,却是“白胡闹套住个迎霜兔”、“红曲连打着个毕月鸟”、“鸡学舞”、“狗生双翅”、“蛇缠葫芦”,不伦不类,煞是好笑。至于红叉、银斧、金瓜锤、朝天镫、鹅毛宫扇等显示帝王威严的器物,在乡民看来,虽未见过也毫不稀奇。威风凛凛的仪仗队,竟成了“穿着些大作怪衣服”的“乔人物”。在对皇帝的仪仗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后,作者又通过乡民的眼睛,来写皇帝的车驾:“车前八个天曹判,车后若干递送夫。”天曹判是天上的判官,递送夫是押解犯人的差役,他们簇拥在皇帝的前后,可见皇帝一行是怎样令人畏怖、令人厌恶的货色!接下去写众人迎候施礼。高祖却“觑得人如无物”,以“挪身着手扶”表示回礼,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乡民跪拜后,“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作威作福的高祖竟是昔日乡里的无赖,不由得“险气破我胸脯”。最后的三支曲子,通过乡民之口,揭穿“刘三”的老底,不过是个贪酒、赖债、明抢、暗偷、胡作非为的流氓,可是居然改名换姓称作什么“汉高祖”。作品以乡民的独特视角来刻划汉高祖。乡民是无知的,又是有识的;他的看法多属误解,但又反映出许多真实。无知与有识、误解与真实相交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乡民复杂而变形的内心世界。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在这个世界里遭到了最无情的嘲弄,完全失去了他的庄严与神圣,展现了无法伪装的本来面目。
这套曲子的特色之三是语言既具有幽默感和讽刺性,又生动、准确,一针见血。
全曲是以乡民叙述的口吻展开的,因此用的是与乡民身份一致的语言,亦即乡间生动的口语方言,收到很好的表达效果。曲中形容王乡老与赵忙郎:“新刷来的头巾,恰糨来的绸衫,畅好是妆么大户。”三言两语勾画出迎驾的乡绅土豪令人作呕的模样。“瞎王留引定乔男女”中的“瞎”与“乔”字,点出了乡民们对迎驾的厌恶,认为那纯属胡闹的稀奇古怪的行为。仪仗队的服装被称作“大作怪衣服”,皇帝前后的随从被叫做“天曹判”、“递送夫”,处处流露出乡民们对下乡扰民的帝王的蔑视和憎恶。而对刘邦,曲中连用“那大汉”称之,根本不把至高无上的帝王放在眼里;“觑得人如无物”、“挪身着手扶”显示刘邦的傲慢和装腔作势。末三支曲更是乡民对高祖昔时无赖行为的控诉,用“你”称身为皇帝的刘邦,谴责他“春采了俺桑,冬借了俺粟”,“强秤了麻三秤”,“偷量了豆几斛”,纯是乡间明白通俗的口语,却入木三分地刻划出了刘邦流氓无赖的嘴脸。结尾处语言生动至极:“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摔住?白什么改了姓更了名唤作汉高祖!”乡民的几句挖苦话令帝王的尊严扫地以尽。以“汉高祖”结束全篇,还另有用意。题目为“高祖还乡”,但如果一上来就明写“高祖”,那么一系列嘲笑、讽刺就无法展开。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先写“还乡”而不是还乡者是谁,逐渐由“那大汉”过渡到“刘三”,最后以村民痛骂“刘三改姓更名”点出“汉高祖”,具有画龙点睛之妙。
词之开篇气象宏大,作者借狂风骤雨、江面迷离之势烘托友人此去风雨兼程的坚定以及送别之际惺惺相惜的依依离情。“怪雨盲风”,不仅是对送别场面的具体描写,也是影射当时动荡、晦暗的政治环境。
“烦问讯、冥鸿高士,钓鳌词客”言明临行前词人对友人的信任与嘱托。友人与词人志存高远、不肯趋炎附势,自然广为结交高洁之士,所要拜访问讯的也是那些不为世俗所容的奇才高士。“千百年传吾辈语,二三子系斯文脉”,作者化用孔子困于匡时“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之语,进一步赞颂友人的高才雄略,并指明其任重而道远的济世使命。
上片末两句重述离别的现实场景。词人极言王实之所奏的箫声荡气回肠,与首句风雨之声相呼应,营建起肃杀中见意气飞扬的沉雄壮阔之境。惜别情感,无须泪水点染、反以凄动金石的箫声烘托,词人与友人的报国之心已然跃然纸上。
“晞发处,怡山碧;垂钓处,沧溟白。”词人回忆与友人贬谪赋闲期间醉心山水、睥睨天下的逍遥乐事。在青山碧水间濯洗头发,在白浪苍茫间静心垂钓,词人与友人在山水间求得内心的平和与宁静,对把持朝政的拙官愚吏不过是置之一哂而已。引屈原《九歌·少司命》中“日希女发合阳之阿,更显词人与友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刚正不阿。
“笑而今拙宦,他年遗直”上承词人回忆、下启劝勉之辞。词人在此着一“笑”字,颇有睥睨天下、超然物外之意。功名只如粪土,何妨化外逍遥,词人坚信那些庸庸碌碌的“拙宦”必将在历史长河的淘洗中被遗忘,而像自己和友人这样忠心为国、德才兼备的贤良终将名垂青史。
临行在即,词人终于道出心中的期许与担忧,全词也由此步入高潮。“只愿常留相见面,未宜轻屈平生膝。有狂谈欲吐且休休,惊邻壁。”词人一方面期望友人保持气节,不轻易摧眉折腰、一味迎合世俗趣味;另一方面又担心友人的豪言壮语招致小人忌恨惹来杀身之祸。如此矛盾的心情,正是词人对险恶世道的绝望、南宋江山的精忠以及对友人的深厚情谊这三重情感的交织,让读者真切感受到在风雨飘摇的南宋王朝,一群有才情、有抱负的文人壮志难酬、满腹辛酸的曲折心事。
全词内容饱满,不仅有对送别场面的描写,也有对往事的追忆,更有对友人的临行赠言。词中成功地塑造了词人与两位友人的鲜明形象,传达出南宋豪放派文人的一腔忧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