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写契丹风土。前八句展示大漠景色，春草万里，百花烂漫，契丹人成群结队地歌舞游牧，洋溢着放浪欢快的气氛。次八句描绘打猎场面，在猎人、猎鹰与天鹅的激烈冲突中，表现契丹人骁勇尚武的精神。后八句说明天鹅味美，价值昂贵，极难猎取，从天鹅腹中的新姜得知其一昼夜即从中原飞到漠北，收束精彩。全诗内容新奇，语言明快，节奏跳荡，纯用白描，在姜夔诗中别具一格。
第一韵四句，概言契丹人文、自然风光。契丹人居于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一带，现属内蒙古昭乌达盟地界，河之南为沙漠，河之北为牧区，故云“家住云沙中”。契丹人善于驭马驾车，次句“耆车如水马若龙”，言其车、马气势之盛。春到草原，景色最美，“草色一万里”，言最朴素，亦最见特点。“芍药牡丹相间红”，则是南人不见北地风光而带有理想色彩的描写了。
在展开了这一春天草原美丽景色的大背景后，第二韵转写契丹人的浪漫生活：大人牵车前行，小孩欢欣起舞，女子弹奏琵琶，作为游牧民族，他们“渔猎以食，车马为家”，逐水草而居，所以“一春浪荡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是对契丹游牧生活的精当概括。
草原上的民族往往兼长骑、善，诗中第三韵以后专写打围之事。天鹅亦称“鹊”，羽毛纯白，体大颈长，冬季见于长江以南，春季北迁，内蒙高原的湖沼正是其栖息地，“平沙软草天鹅肥”七字，将春天时节的天鹅及其生活环境作了准确描写。“胡儿千骑晓打围”，可见合围的气势。“皂旗低昂”，以旗帜的起伏作铺垫，“围渐急”自然而出。惊作羊角凌空飞”，庄子《逍遥游》以“羊角”一词用于鲲鹏，天鹅健飞，以“羊角”之曲折上升的旋风写天鹅惊飞，正见与“千骑”、“皂旗”相适，有峭拔、劲健之风。骏马善跑，对冲天而起的天鹅却无可奈何，于是猎鹰出场了。
此诗第四韵首句“海东健鹘健如许”，显见对海东青的赞叹之意。健鹘立于韝上，随时准备出击猎物，故曰：“风生看一举”。由于天鹅与海东青均善飞，此番追逐当非短程，“万里追奔未可知”言此意。但是，海东青毕竟攻击力非凡，并未追奔万里，亦未驱驰多时，已忽然见到毛羽纷落，虽未明言天鹅被获，但其意已出。
第五韵继言天鹅：由于天鹅难得，其味尤美，故赏金极高，且只有贵族才得食。“平章俊味天下无”，言品尝其味，鲜美异常，为天下所无。为得此美味，“年年海上驱群胡”，言每年春天，契丹族都投入众多人力来打猎，天鹅栖于湖沼，北方称之为“海子”，故曰“海上”。“一鹅先得金百两”，言“先得”之为贵。
“天使走送贤王庐”，天鹅须猛禽追猎，是因其善飞，最后一韵补言此意：“天鹅之飞铁为翼”，以铁翼状其善飞。“射生小儿空看得”，即使长于猎射者也无可奈何，《史记·李将军传》言匈奴有射雕手，后引作善射者，“射生小儿”技不及此，当然只能“空看得”了。
结尾二句脱出寻常蹊径，别换一角度来写，言天鹅腹中有新姜，使人惊怪，姜喜阴湿、温暖，忌干旱、霜冻，仅在中国南部和中部裁培，因此，这新姜原来是天鹅在江南所吃的隔夜之食，经宿而从江南飞至辽域，岂他鸟可及。
观《契丹歌》确有“散漫纵横"与“放情”的特点。诗中一、二韵的八句，其实已概言契丹的风土习俗，但意犹未已，纵笔详写合围天鹅事，以千骑打围、健鹘追击、天使走送分别言之，最后突出奇笔，以腹中之新姜宿食补写天鹅之善飞，戛然而止。这不仅让人看到白石善写梅、荷、杨柳等江南风物，长于吹萧调筝等才子生活的另一面，从中体味出对异域风情的赞美、向往之情，而且在章法结构上多作变换角度之笔，有变幻超忽之妙。作为“放情”之作，并不过于注重经营结构，堪称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
作者虽无直接的生活体验，但由于具有奇情妙思，故写来不乏真切动人之致。如“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之写契丹浪漫生活，“皂旗低昂围渐急，惊作羊角凌空飞”之写围猎场面，“一鹅先得金百两，天使走送贤王庐”的邀功急送，都历历如绘。至如写猎鹰的四句：“海东健鹘键如许，韝上风生看一举。万里追奔未可知，划见纷纷落毛羽。”充满动态，是传神之笔，末句更有“风毛雨血，洒野蔽天”（班固《西都赋》）之势，较之杜甫《画鹰》的“何当击凡鸟，毛血酒平芜”，自有其不同风貌。诗中写景之句。如“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有巨细结合，刚柔相济的特点，“平沙软草”四字则抓住了漠北早春的特征，均可谓长于表达。写天鹅的“惊作羊角凌空飞”，“天鹅之飞铁为翼”，都有浪漫的气息，想象的色彩，尤其是结句之宿食新姜，更是奇思所在。
第一段，通过作者同送信人的问答，介绍偃虹堤的概况。作者观看图景，四次发问，送信人一一作了回答。从回答中可以看出修堤的目的是为人民兴利除患：“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修建此堤，是为了解决到岳州办事人路远辛劳、风波覆舟的危险。这就突出了滕子京关怀同情民生疾苦的思想品德。按照儒家的仁政，为官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滕子京可谓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了。受诬陷被贬官，而能勤劳政事，为民兴利，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作者问到修堤的筹划经过，送信人答道：“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日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修堤之事由下至上经过多次反复，都未能改变滕子京原来的设计。这说明开始时考虑、设计细致周密，突出了膝子京的精明能干。四次问答，介绍了偃虹堤的概况，赞扬了膝侯的高尚品德和优异才能。写法精巧，言约意丰。
第二段，高度评价膝子京修偃虹堤的功绩。修堤的目的是为民兴利除患，所以这段围绕一个“利”字，进行层层论述：“盖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承上启下，点出“功”字。滕之功，便是民之利。修堤于民有何利？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溯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荆、潭、黔、蜀四州之民来往洞庭湖，可避免“至险不测之虞”，都得到利益。说明受利地域之广，人数之众。“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说明受利时间之长久。那么，偃虹堤究竟能保持多长时间，这是作者不能不考虑的。于是作者接写道：“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从大处着眼宕开一笔，论述事物成与坏、存与废的一般规律。古代仁人志士，为民兴利除患，“遗迹往往而在”，可见工程荡然无存。作者希望“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最后将笔收回，“此朦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滕侯求我作记，为的使后来人能长久保住偃虹堤，使人民永远不失掉舟船之利，而不是为自己留名后世。既关心人民眼前的利益，又关心人民的长远利益，滕侯的功绩实在是值得称道。
第三段，点明作记缘由。偃虹堤为膝子京兴修，为堤作记当然要写到修堤之人。这段一开始写道：“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滕子京的大志和材干，《宋吏》本传中没有明显记载，但从他的朋友的诗文中可以约略看出。他去世后，苏舜钦《滕子京哀辞》云：“论兵虚玉帐，问俗失朱辂”。“忠义平生搴，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可见，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忠义兼备、智勇双全的人物。像这样一个人应当是功业显赫的。然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滕子京是在西夏元吴叛乱，陕西危急时任泾州知州的，不久又知庆州，两处都是当时与西夏斗争的要地，但功业未建，就被人诬陷“动用公使钱”而贬岳州。作为放臣逐客，郁郁不得志时，犹能为民除患兴利，仅凭这一点也应该大书特书的。接着，作者又从三个方面写出自己作记缘由：“夫熟虑谋深，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记，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不书，乃为之书。”这“三宜书”，再一次评价、赞扬了滕子京修建偃虹堤的功绩和人民对他的爱戴。因而为偃虹堤作记，实乃义不容辞。
作记，是为歌颂膝子京的政绩，也是抒发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为谏官时，为治理黄河水患曾三次上书。在滁州、扬州、颖州等处作地方官时，也曾为人民办了不少兴利除害的好事。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如此热情地歌颂滕子京，写出这篇思想进步、意义深刻的优秀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