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开头四句点明题中“罗山人袖三峡流泉”，“皤皤”、“鬓苍然”交代罗山人之“老”，为后文“惜君方年老”一句伏线。
中间一段写听琴，是诗中最为优美的部分。随着琴声，人们仿佛置身空山之中，耳边时如山中风过，时如声声呜咽，时如流水潺潺，诗人把所见的袖琴动作与所闻的听觉形象融合起来，编织出“秋夕”空山”的意境，用以烘托琴声的幽婉。紧接着，诗中又扣紧“三峡”二字，始而用“楚云”、“秋烟”这样的视觉形象，继而用雨落猿啼这样的听觉形象来描绘三峡风物，境界悠远而又开阔。其“幽”足以“引鬼神”，其“净”足以悦耳目，其悲怨足以使楚客断肠，湘妃落泪，可见曲调之丰富，变幻之迅速，动人之深刻。以上十四句，诗人由高堂琴声写开去，驰骋想象，以极丰富的形象衬托渲染了琴声的美妙动人。“谁裁青桐枝”以下四句又从琴本身来写琴声的古雅，由古曲而写及今人，自然引出诗的结尾。诗的最后四句写听后。前两句直接写听后所感，借罗山人不遇知音而且年老的境遇，抒写自己年事渐高而不被重用的忧愁。后两句以听后所为写所感。“曲终月落”写时间的推移，惆怅而眠，写心绪的沉重，以无言独眠这种外表的平静写诗人内心的波澜，——罗山人所拨动的，怕正是诗人的心弦。
唐代诗人有许多写琴声的名篇。如李白的《听蜀僧濬袖琴》：“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三句用三个形象：松涛、流水、霜钟来写琴声。韩愈的《听颖师袖琴》：开头就以卿卿我我的亲呢情话作比，接着又用沙场勇士，浮云柳絮、百鸟孤凤等形象来一再比喻琴声。岑参的这首诗则扣紧“三峡流泉”的曲调特色，以石林夜风，呜咽流泉、楚云秋烟、阳台雨和巫山猿写琴声的凄婉动人，想象十分丰富，形象十分新奇，把复杂多变，深婉动人的琴声写得十分逼真。诗为五古，而间用几处偶句，如琴声叮咚，挥洒自如中有着鲜明的节奏。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
菊花虽以黄色为正，但白菊因其洁白如玉的颜色，更易给人以清高脱俗之感，故历来咏白菊的诗词也为数不少。司空图的这三首诗，就是其中的精品之作。
第一首诗是开题之作。诗歌的首句就显得非常突兀，气势非凡。尘世人间的纷纷扰扰，让人心烦意乱，渴求能有一方平静的天空来安抚自己的心灵。那些杨柳难以完成这一使命。因为“柳”与“留”谐音，古人常有折柳赠别的习俗，所以杨柳只会让人想起离别之情，使原有的烦乱心情更加沉重了。这种境况之下，诗人欣喜地发现，在置闰之前、霜雪未降的时节，菊花摇曳着轻盈的姿态，像是在为人作宽慰之解，此时，诗人心中的烦闷之情恐怕已经扫荡殆尽了。
第二首诗是接承了上首诗的诗意，描摹了菊花开放时的情景，进一步表达了菊花的赞美之意。西风吹来，万物凋零，但此时此刻只有菊花还在池台庭院旁边以其婀娜多姿的体态绽放着生命力。虽然有严寒和霜雪袭来，但菊花毫无畏惧，摆动轻盈的舞袖，那醉人的花香就会萦绕在赏花人的面前，给人们带来了春天般的美好。
第三首诗写道，繁霜降下，秋去冬来，菊花终究要与人们辞别了。但是这种辞别没有哀伤与悲愁，只有从容与淡定。“且莫催”、“自低垂”的“且”与“自”二字，将菊花的从容姿态充分展现出来。尽管是辞别，菊花依然是横拖长袖，呈现出让人怜惜的姿容，那种乐观与淡定，让人不由得对菊花在来年春天的重新萌发充满了乐观的期望。“只待”与“舞来 ”也是非常富有表现力的字眼。
三首诗前后结构整齐、意脉贯通，采取以短篇连缀成长篇的手法，不但将白菊的动人形象展现于读者眼前，更提炼、升华出其内在的优秀精神品质，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以《雪》为题，但其立意不在吟咏雪景，而是借题发挥，表达了诗人对统治者的满腔愤怒和不满，流露出诗人对广大贫苦人民的深刻同情。
瑞雪兆丰年。辛勤劳动的农民看到飘飘瑞雪而产生丰年的联想与期望，是很自然的。但眼下是在繁华的帝都长安，这“尽道丰年瑞”的声音就颇值得深思。“尽道”二字，语含讥讽。联系下文，可以揣知“尽道丰年瑞”者是和“贫者”不同的另一世界的人们。这些安居深院华屋、身袭蒙茸皮裘的达官显宦、富商大贾，在酒酣饭饱、围炉取暖、观赏一天风雪的时候，正异口同声地大发瑞雪兆丰年的议论，他们也许会自命是悲天悯人、关心民生疾苦的仁者呢！
正因为是此辈“尽道丰年瑞”，所以接下去的是冷冷的一问：“丰年事若何？”即使真的丰年，情况又怎样呢？这是反问，没有作答，也无须作答。“尽道丰年瑞”者自己心里清楚。唐代末叶，苛重的赋税和高额地租剥削，使农民无论丰歉都处于同样悲惨的境地。“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细获又精舂，粒粒如玉珰。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这些诗句对“事若何”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但在这首诗里，不道破比道破更有艺术力量。它好象当头一闷棍，打得那些“尽道丰年瑞”者哑口无言。
“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两句不是顺着“丰年事若何”进一步抒感慨、发议论，而是回到开头提出的雪是否为瑞的问题上来。因为作者写这首诗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抒写对贫者虽处丰年仍不免冻馁的同情，而是向那些高谈丰年瑞者投一匕首。“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好象在一旁冷冷地提醒这些人：当你们享受着山珍海味，在高楼大厦中高谈瑞雪兆丰年时，恐怕早就忘记了这帝都长安有许许多多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露宿街头的“贫者”。他们盼不到“丰年瑞”所带来的好处，却会被你们所津津乐道的“丰年瑞”所冻死。一夜风雪，明日长安街头会出现多少“冻死骨”啊！“为瑞不宜多”，仿佛轻描淡写，略作诙谐幽默之语，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着深沉的愤怒和炽烈的感情。平缓从容的语调和犀利透骨的揭露，冷隽的讽刺和深沉的愤怒在这里被和谐地结合起来了。
雪究竟是瑞兆，还是灾难，离开一定的前提条件，是很难辩论清楚的。诗人无意进行这样一场辩论。他感到憎恶和愤慨的是，那些饱暖无忧的达官贵人们，本与贫者没有任何共同感受、共同语言，却偏偏要装出一副对丰年最关心、对贫者最关切的面孔，因而他抓住“丰年瑞”这个话题，巧妙地作了一点反面文章，扯下了那些“仁者”的假面具，让他们的尊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雪》的可贵之处，不仅主题思想深刻，而且构思新颖，不同于历代咏雪诗中借咏而颂扬“皇家的瑞气”的俗套，另外，诗中对为富不仁者的讥刺之情也历历如绘，可触可感。开头“ 尽道丰年瑞 ”的“尽道”二字，语含讥讽；次句的反问，是诗人进一步给“尽道”者所出的一道难题。三四句虽然好似信笔点染，轻描淡写，但其中所包含的讥刺之情更加冰腾跃如，给人造成强烈的冷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