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见闻,在诗中简述了一年来的经历以及对家属的思念,用丰富的想象,把心中的忧虑和惊恐具体生动地描写了出来。全诗没有一句空闲之语,只是平铺直叙,却有声有泪,感人至深。
这首诗一共分为三段:
第一段十二句(开头至“未忍即开口),抒写诗人初授拾遗后思念家室又不忍告假探亲的矛盾心情。开篇两句是一篇之主。“去年潼关破”,点出国家残破、京都沦陷、战乱流离的大背景:“妻子隔绝久”,点明诗人与妻子儿女长久相互隔绝、不通音讯的事实。这两句为下面两段对家室的千回百转的忧念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是全诗的纲领。
接下来两句从,写诗人从沦陷的长安城脱身西走,投奔唐肃宗。杜甫潜逃出京在孟夏四月,其时草木繁茂,可以隐蔽间道潜行的诗人,故说“脱身得西走”。与妻子儿女隔绝已久,但一有脱身机会,并不是先去探寻家室,而是投奔凤翔的唐肃宗,正见出先国后家是诗人的自觉行动。
第二段,写抵凤翔见唐肃宗得授拾遗的情景,描写得极朴质、真切、生动、细致。拜见唐肃宗时,脚上穿着麻鞋,破旧的衣袖露出两个胳臂肘,完全是间道逃奔途中的狼狈形象,可以想见麻鞋上还沾有斑斑的污泥,衣衫上处处留下荆棘的痕迹。这样不加任何整饰地去拜见唐肃宗,正透露出其心情的急切和对君主的一片赤诚,也透露出在非常时期君臣朝仪的草率不拘。原生态的生活细节即用极朴质的原生态表达方式来呈现,收到的是极生动真切的艺术效果。千载之下,犹可想见当时情景。细节传神,朴俗传真,正是这两句诗的魅力,也是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创作共同的艺术取向。正因为狼狈的形象透露出一片忠君爱国的赤诚,因此朝廷上下悯其幸得生还,而亲朋故旧则伤其形容憔悴,皇帝也为其忠诚所感动,亲授拾遗之职,诗人则深感在颠沛流离之中君主的厚恩,不免涕泪交零。这四句写诗人在朝廷上下,亲朋故旧和君主眼中的形象,同样不加掩饰,不避“老丑”,真情所至,淋漓尽致。
这六句乍看与忧念家室的主题似乎关系不大,实则正是由于诗人一片忠君爱国的赤诚和君主的厚遇才逼出这一段的最后两句。“柴门虽得去,未忍即开口。”国家仍在危难之中,君恩又如此深厚,诗人无法开口要求告假探视家人。“未忍”二字中正含有忠于君国与忧念家室的内心矛盾,这才引出下面两段千回百转的至情之性之文。
第三段(“寄书问三川”句至“心中郁结摇头”句),抒写对家室存亡未卜的忧念和悲慨。因未忍开口告假,故有“寄书问三川”之举,但由于久与家人隔绝,音信不通,不知道家究竟还在不在三川。这两句是一层。“比闻”以下,因新近听到传言说,那一带的百姓因遭战祸,惨遭叛军杀戮,已经到了鸡犬不留的程度,因而不能不想到自己的家室恐怕也难逃此劫难。
“山中”四句,便是对家室罹祸的想象:三川山中那漏雨漏风的茅屋里,此刻还能有谁在倚窗户而相望呢?也许都已惨遭杀戮,在摧折衰败的苍松之根,尸骨狼藉,地虽冷而骨尚未朽吧。“地冷”句,体贴入微而又沉痛彻骨。诗人的心似乎和家人的尸骨一起感受到异乡土地的寒冷。但毕竟“杀戮到鸡狗”的景象只是出之传闻,因此诗人意中仍有所犹疑,“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二句便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在这种“杀戮到鸡狗”的情况下,很少有几个人能侥幸保全性命,就算有人侥幸活命,全家人不可能团聚,这虽是对情况的泛测,却也透露出诗人意中或存此想。虽然比全家尽遭劫难似乎好一点,但同样是家室残破的悲剧。这又是一层。
叛军的杀戮使京城周边的大片地区成了险恶的猛虎肆虐的场所,诗人心情郁结,难以解释,只能频频回首了。从“不知家在否”到“地冷骨未朽”,再到“尽室岂相偶”,意凡三层,有转进,有曲折,充分表现出在音讯隔绝、只凭传闻的情况下诗人对家室存亡情况的种种预测与想象,语极沉痛。而“嶔岑”二句作一收束,意更沉郁悲凉。
第三段(“自寄”句至篇末),承上“寄书问三川”,追溯到去年八月与家人隔绝后音讯不通的情况,转出“反畏消息来”的心理和“恐作穷独叟”的深悲。在叛军肆行杀戮的战乱背景下,十个月来音讯不通,未接家书,诗人的心理便从长期的盼家书转为害怕有关家人消息的到来,生怕传来的消息竟是家人罹难的噩耗。因为长期得不到家书的客观事实很可能预示着家人早已不在人间。这种不祥的预感随着时间的进程愈积愈强烈,愈执着,最后便由“切盼”演变为“反畏”。
处于对立两极的心理这种出人意料的变化,却最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战乱给诗人心理上造成的巨大创伤。这种心理描写,确实非亲历者不能道。而“寸心亦何有”五字,则将诗人“反畏消息来”时那种既惶恐不安叉一片茫然的心境和盘托出。“汉运初中兴”,国运初显转机,这是值得庆幸和欣然的,但个人的命运却不可预料,只能借酒遣闷,沉思默想将来庆祝胜利欢会之时,诗人只能是孑然一身,孤独终老了。国家的中兴,将来的欢会,反而更衬托出了个人悲剧的命运。
本首诗题为“述怀”,所述之“怀”虽主要是对家室存亡的忧怀,但由于处在安史之乱的战乱流离的大背景下,这种家室之忧就和国家危难密不可分,充分体现出家室之忧的时代特殊性,并从一个侧面对战乱流离的时代作了真切的反映。它既是杜甫内心情感的抒写,也是时代的写照。
词的上阕写离愁之浓,失眠之苦。“堆来”,极言愁多;“枕上”,透出思念中辗转反侧之态:“愁何状”?犹如“江海翻波浪”。这与李煜著名的《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几有相同意境。可见诗人的枕上深愁是何等不可遏抑!“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两句就写失眠的情态。从农历夏至以后,夜逐渐增长,到冬至达到最长。这两句使人联想到白居易“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先说夜长难明,然后就是披衣起坐,看天色,看星空。不管是白居易笔下的“耿耿星河”,还是毛泽东笔下的“数寒星”,因为涉及异地相思,所以暗含一层意思——失眠者在夜空中寻找两颗星,隔在银河两边的牛郎星和织女星。这是暗写。也有挑明的,如杜牧《秋夕》“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当不眠的人在夜空中寻找牛郎、织女星时,其“寂寞”无聊是可想而知的。
上阕从一“愁”字人手,极写思念之深;下阕以一“泪”字收笔,甚言思念之苦。写此词时,诗人还是个刚离开学校的二十八岁的青年,男女情长,是极自然的,正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两句紧接长夜失眠,写黎明前痛苦的心情。如果把词中抒情主人公直接定位为毛泽东本人,“百念灰尽”的说法,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就算唐代李商隐有“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的名句为词人所本,对于像毛泽东那样意志坚强的人,一个以苍生为念的人,一个革命家,决不会爱情至上。他纵然会想念妻子,怎么会达到“百念灰尽”的程度呢?怀着“百念灰尽”的心情,又怎么去做明天的工作呢?然而,把抒情主人公掉个个儿,把这两句视为为杨开慧写心,“百念灰尽”的说法倒贴切得多。据茅盾回忆,毛泽东和杨开慧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性格反差很大,毛泽东待人接物谈笑风生,非常洒脱;杨开慧在一旁带着孩子十分沉静,有些内向。在毛泽东为革命东奔西走时,杨开慧独自支撑着一个家,有多么艰难是可想而知的。“百念灰尽”,应是出于一种深深的理解和同情。当杨开慧读到这两句的时候,一定会得到一种精神补偿,会为之深深地感动。
“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两句写侵晓时的清景和词中人悲极而泣。宋代梅尧臣写清晓的情景,有“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梦后寄欧阳永叔》)的名句。当鸡声叫起的时候,一钩残月淡出了西边的天空,感觉会更寒冷。词中人想克制自己的感情是不能够了。此处的泪,是“流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的泪,是王昌龄《从军行》所说的那种情况——“无那金闺万里愁”流下的泪。词人在此表达了对家中妻子深深的理解和同情。
全词明快流畅,坦直朴素而富有情趣。“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的似水柔情,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男儿气概,完全可以同时并存于一人的心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