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绍兴和议”之前这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深刻的政治斗争中，胡铨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真理在握，义正辞严；但作为一个奏本，为了使赵构比较容易接受，又必须讲究斗争艺术。义正辞严和讲究策略的高度统一，构成了此文的基本特色。
这首先体现为以弹劾奸臣为线索，以反对和议为灵魂的总体构思。胡铨上书的根本目的是反对和议，因而鼓吹和议的秦桧之流理所当然地成为弹劾的对象。如果弹劾成功，反对和议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再者，主张和议的总后台是赵构，作者不便道明，就把矛头指向佞臣奸相，驳斥他们主张议和的谬论，揭露其险恶用心。这样，批判起来就可以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实际上起到指着和尚骂贼秃的效果，使赵构不便发作，也为赵构接受抗金派的意见准备了一个台阶。加上在弹劾奸臣时，不断暗讽明谏，时时提醒赵构不要听信奸臣误了国家大事。在开始弹劾王伦时，作者以刘豫为例，揭穿金国的狼子野心。奏本说：“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并非陛下欲效之，而是伦欲陛下效之，陛下可不能上当，这是暗谏。接着，又以童子作比，三尺童子虽无知之至，仍不肯下拜仇敌，“而陛下忍为之耶”？这是婉谏。在批驳王伦谬论时，作者先指出，主和议的人都是这样“说啖陛下”，然而卒无一验，应该清醒了，“而陛下尚不觉悟”，即令敌决可和，尽如王伦所说，“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这已是明谏了。在弹劾秦桧时也是这样，“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胡铨弹劾奸臣不忘进谏皇上，直言极谏而又注意分寸，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
在弹劾奸臣时，胡铨先弹劾王伦，后弹劾秦桧、孙近，而且在弹劾王伦时花了大量的篇幅，把批主和派的主要内容，都放在弹劾王伦这一部分。这也是服从于文章的总体构思的。王伦是一个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只是主和派的一名走卒而已，而且数犯法，有前科，臭名昭著。胡铨弹劾他，人人称快，赵构也容易接受。因而胡铨把要批主和派的话都放在这儿说，放纵笔墨，大加挞伐，厉言正色，毫不留情，“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但是，胡铨弹劾的主要对象是秦桧，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秦桧是当朝宰相，是赵构的心腹，胡铨需要讲究一些策略。他在弹劾王伦时，开头就说“顷缘宰相无识”，“无识”二字看起来责之不重，实际上已把王伦的罪过，一古脑都转到秦桧名下。弹劾王伦结束后，又写道：“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看似一个过渡句，但在全文分量很重。说王伦不值一提，言下之意，秦桧才是真正的元凶。一个“虽然”，就把秦桧垫上去了。心腹大臣本应忠贞不二，“而亦为之”，一个“而”，一个“亦”，把秦桧从心腹大臣的地位推到王伦的行列之中，又从王伦那儿提出来，属于更不能容忍之列。王伦已立斩犹迟，秦桧就更不在话下了。
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是原则性与策略性统一的一个表现。秦桧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显赫，孙近、王伦也是宠臣，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要弹劾他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策略的。作者弹劾王伦列举骗官、卖国、欺君之罪，并提出王伦典型的卖国言论加以批判；弹劾秦桧则先指出他是王伦的后台，随后引出曾开与秦桧之争为证。曾开针对秦桧向金人求和，对秦桧说：“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用一些古语责备他，秦桧大怒说：“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依然我行我素。文章直接征引了秦桧原话。从字面看，是要证明秦桧坚持错误，一意孤行，实际上是抓住了秦桧卖国的又一个证据。作者弹劾孙近，主要抓住他处处附和秦桧，同时引出自己与孙近的一段应答为证，论证他完全是取悦上级，空占官位。王伦的卖国言论，秦桧对曾开的责斥，孙近敷衍作者的答辞，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都是奸臣卖国、误国的铁证。作者以此为据弹劾他们，理直气壮，不容辩驳。文章反复论述不能与金和议，用亡国之仇不可忘、祖宗天下不可让的基本道理，劝赵构不要轻信奸臣妄说。从敌人无厌之求的本质和变诈百出的伎俩，从刘豫降敌而父子为虏的可悲下场，推论与金和议决没有好的结果。从国势、人心、士气、最近战事胜负的形势，推论对金用兵未必为金所败。前提正确，推论科学，具有不可置疑的逻辑力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一都为胡铨所言中。绍兴九年，秦桧接受和议，但金言而无信，仅一年时间，又大举南下。岳家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节节胜利，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势，如果岳飞不被害死，金兵决不能轻易得手。
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还体现在语言上，特别是排比句和反问句的运用上。全文大量运用排比句，并且经常间用表示决断的感叹句，气势磅礴，一往无前，节调铿锵，咄咄逼人，表现了作者一身正气，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气概。驳斥王伦谬论一段，义正辞严，表现得尤其突出。文中反问句使用频率也很高。反问句多少带有测度的语气、商量的口吻，却又决不可作否定的解释。如“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倘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几个发问都给赵构留下了认真思考的余地，引导赵构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就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考虑到斗争的策略。
胡铨说：“凡文皆生于不得已。”（《灞陵文集序》）《戊午上高宗封事》正是一个富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不得已拍案而起所作的战斗檄文，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尽管没有被赵构采纳，但是它鼓舞了抗金军民的斗志，使“勇者服，怯者奋”（周必大《胡忠简公神道碑》），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当日奸谀皆胆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此诗正如标题所揭示的那样，写的是神话传说中湘妃的不幸遭遇，以及她对爱情的坚贞不渝，是一首爱情的赞歌，在写法上别具一格：不写生前的传说，而写死后的情感；不写悲剧的本身，而写悲剧的后果；不写悲剧的过程，而写悲剧的气氛。由此而创造出另一个自然世界与情感世界，使读者有如闻如见的亲身感受。
一开篇诗人就以饱蘸情感和具有丰富想象的诗笔写道：“筠竹千年老不死，长伴神娥盖江水。”其中，“千年”、“长伴”、“老不死”说明时间的久长而爱情之花永不凋谢。二妃本来因痛哭而死，但“死”并非爱情的终结，相反，真正的爱情将永世长存，其凭证便是永远年轻的“筠竹”。此竹不仅永世永生伴随着“神娥”，而且由于滋生繁茂，甚至覆盖了整个湘江的流水。用语貌似夸张，实写爱情的巨大能量。这里，诗人从最具神话色彩的斑竹写起，是因为斑竹是湘妃洒泪而成，是爱情生死不渝的历史凭证，所以最能显示出这一故事的神髓。接着的“蛮娘吟弄满寒空，九山静绿泪花红”二句由写湘妃转入写虞舜葬地。前句以动喻静，通过耳之所闻来形容九疑山之高大宽广及其深邃寂静。“蛮娘”、“吟弄”、“九山”、“静绿”等意境使人自然联想到毛泽东《七律·答友人》中的诗句：“九疑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之后的“离鸾别凤烟梧中，巫云蜀雨遥相通”二句承前，写湘妃与舜两地睽隔，只能在梦中相见。舜葬苍梧，妃死湘水，两地相距虽不甚远，但峰峦隔阻，还有云山雾障。在此无可奈何之际，只有象巫山神女那样，梦中能得一见了。其中，“遥相通”说明二人心心相印、情感相通。结尾的“幽愁秋气上青枫，凉夜波间吟古龙”二句转写湘妃。此诗以咏湘妃为主，所以结句与开篇相照应，极写湘妃死后的悲痛与孤寂。“巫云蜀雨”虽可一面，但大量时间却忍受着死别的熬煎。其难以排遣的愁怨仿佛云雾烟霭一般，凝聚于洞庭湖宽广的空间。当秋日来临之际。更增添了其悲痛的气氛，有如《九辩》中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幽愁秋气上青枫”一句的情感容量便包含了《招魂》中的“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凉夜波间吟古龙”一句运用“龙”这一意象创造了悲剧气氛。其中，“凉夜”乘“秋”而言，凉，既是体肤之感觉，又是心理的感受与环境的悲凉。
全诗仿《楚辞》而作，歌咏古事，构思精巧，动静结合，画面灵动，极幽清凄迷，描绘出一幅清幽而又绚丽的画面，通过写生离死别的爱情来寄托诗人的审美意识和对“湘妃”这一悲剧的认知。在用词上，“寒空”、“幽愁”、“秋气”、“凉夜”等具有冷色调的词汇既突出清幽的情境，又为这首浪漫的诗作添上扼腕的叹息。
该曲抒写雪中游虎丘的所见所感。虎丘山在今苏卅市西北，是江南名胜之一。相传春秋时吴王阖闾埋葬在这里，三天后有老虎蹲踞其上，因此名“虎丘”。本曲通过雪中游览虎丘而借景抒情，其中蕴含着国家兴亡之感以及士人人生失意、壮志难酬的悲慨。
小令可分三层，开头五句写虎丘雪后的美丽景色。“梅花浑是真真面，留我倚阑干。”表现对雪中梅花的无限赞美和喜欢之情。把梅花比喻成美女，既写出了梅花娴雅高沽的芳姿，又写出其悠闲淡泊不慕荣华的神韵。“雪晴天气”三句写眼前实景，“玉”、“冰”紧扣雪字来写。“松腰”与“泉眼”可谓巧对。泉眼为俗用的现成的词语，而松腰则显然是作者精心选择和锤炼的语言，虽有斧斫痕迹，但并不生硬晦涩。后半部分由实转虚，抒发历史盛衰兴亡变化无常的深慨。“一丘黄土，千古青山”则用吴王阖间的丰功伟绩早已成了过眼烟云，而虎丘的青山却亘古永存这一现实来委婉地说明人生短暂，宇宙无穷这一直困扰着古人的深沉的人生哲理。这是第二层。最后三句是第三层，表现自己已完全被这里的美景所陶醉，又陷入到对宇宙与人生之奥秘的思索之中，敞对一切部不感兴趣了。不要说残碑无心去拍打，就连著名的剑池也无心再去观看了。全篇景起景收，情景交融，很有韵味。
全篇由写景、怀古、伤今三部分组成，分别写出游虎丘时的所见、所感、所叹，意脉清晰，结构谨严。遣词造句都很精到，值得仔细回味和借鉴。
鼎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女皇武则天重铸九鼎，表明其政权已趋巩固。此时，她正式君临天下已七个年头，四海富庶，国家强盛。在此之前，她造明堂，建天枢，中岳封禅，相继成功，女皇志满意得，权力鼎盛，于是铸九鼎再显君威。
由此可知，如何写鼎文，非同一般。女皇亲撰铭文，以示重视。她以那如椽大笔突兀从河图写起，一连四句，历数三皇五帝。这样开头，气势不凡，立马使人想起“河出国，洛出书，圣人则之”这一古训，寓意深长。接着写“天下光宅，海内雍熙”，颂扬武周政权是光明灿烂的和谐社会。自从公元684年改元光宅以来，经12年经营，认为光宅天下的目标达到了。最后以“上玄降鉴，方建隆基”结束全诗，归功于天，指明君权神授，这是上天降下的符瑞，叫她建立隆盛的大周基业。
文如其人，出自政治家之手的鼎文，成了一篇政治宣言，抒发了胜利者的豪情。这里，武则天以三皇五帝这些圣君自况，其意更耐人寻味。此诗气势雄伟，音韵铿锵，是一篇非常成功的杰构。
周邦彦是钱塘人,钱塘的软糯甜美在他的词里面好像手工的豆沙汤圆，妥帖细腻——读入是朗朗 上口的浑然天成,探究起入又全都是工巧。这首《蓦山溪》讲一次春日郊游,读起入真的让人如同春风拂面,不饮而醉。
细究起入,大概因为词牌押了仄尾,在“避”“倚”“里”的韵脚上，单韵母且齐口韵读起入气息绵密,扁平,在听觉上就好像丝绒的皱,水上的痕,绵绵荡远。
上片描写黄昏里的船行。他说泛舟，你却不觉得水花四溅,好像每一棹都是温柔的。水藻和菱角“紫”绕着船尾,晚入的潮水,不急不缓仪态万千，“迤逦”没过沙滩，而远处的山也如美人一.般随意地摆了一个“倚”的姿势。
所有的动词都经过仔细考量,烘托出一种似有似无的缠绵。“云渐起，鸟度屏风里”一句是转一景由远而近,情由实而虚。如同我们看电视的片头曲,空镜头摇过山水，而后由窗子里框人寻常百姓家。
整个上片是周邦彦式的对于章法结构的推敲,看上片，像是走在曲院风荷,移步换景,却又回环往复,一唱三叹。上片与下片之间,用“鸟度屏风”一句虚实交替,由自然的天地之美,转向人文的江南。
下片写情,重用典,却因为融典故于情境之中,并不显得掉书袋。下片几乎可以说是无-字不用典,却因为精巧的安排,脱胎换骨,成为自己的博雅之句。
说江南的风流，自然少不了音乐,在周邦彦的这首词里,周瑜不再是火烧赤壁的将领，而是“曲有误,周郎顾”的音乐家，黄帽青鞋,如同一般文人士子的打扮,持双桨泛舟夕阳，是十分的风流。
有趣的是,周邦彦也可被称作“周郎”,他也曾经自比周郎--在《六幺令》里,周邦彦就写道“惆怅周郎已老,莫唱当时曲”。所以“周郎”一句,周邦彦一语双关，既用周瑜的典,也在照应自己这次的出游。“玉箫金管”出自李白的“木兰之世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在这里却是反用一-- -边是华丽的乐器，美艳的女子，一-边却是黄帽青鞋的朴素诗人，而隔开华美世俗与清淡自我的是诗人的人生追求——“烟雾底,独爱莼羹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