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春闺怨词。一开始词人用浓墨重彩，描绘出一幅春日冶游图景，“暄风迟日春光闹，葡萄水绿摇轻棹。”虽无一字及人，而人其中。“暄风”，即春风。萧纲《纂要》：“春曰青阳……风曰阳风、春风、暄风、柔风、惠风。”“迟日”，即春日。《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迟迟。”而暄、迟二字，能给读者以春暖日长的感受。“春光闹”显然是宋祁的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化用，虽是概括的描写，却能引起姹紫嫣红开遍的联想。“葡萄水绿”乃以酒喻水，本李白《襄阳歌》：“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将春水比作葡萄美酒，则暗示着游春者为大好春光陶醉，不徒形容水色可爱。
春天的良辰美景同时便是触发隐衷的媒介。上片歇拍“两岸草烟低，青山啼子规”二句，就是由乐转悲的一个过渡。虽然看起来只是写景，似乎船儿划到一个开阔去处，水平岸低，时闻杜鹃。“芳草”，“杜鹃”等语汇与意象有其特殊的内容积淀。芳草萋萋的景色，常回来暗示着情亲者的远游未归。如《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不如归去”的鸟语，更坐实和加重了这一重暗示。如范仲淹《子规》：“春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归来愁未寝，黛浅眉痕沁。”写春游归来，兴尽怨生。只“未寝”二字，便写出女主人公愁极失眠，同时完成了时间由昼入夜的转换，一石二鸟。眉间浅浅的黛色，既意味着残妆未整，又暗示着无人扫眉。
这个不眠的春月夜，女主人公独个儿喝起闷酒来了。“花影转廊腰，红添酒面潮。”两句之妙，妙由花影而见月，由醉颜而示闷。空灵蕴藉，颇有余韵。“花影”由廊外移入“廊腰”，可见女主人公花下对月独酌已久。而喝闷酒最易醉人，看她已不胜酒力，面泛红潮了。如此复杂的心绪，如此难状之情景，词人笔下表达得竟是如此轻灵。虽“语不涉己”，已“若不堪忧”。
这首词巧用比兴与暗示，用语措词空灵多变。虽然词中袭用了“花间派”词的传统手法，但风格婉约，自有一番动人魅力。
此为春闺怨词。一开始词人用浓墨重彩，描绘出一幅春日冶游图景，“暄风迟日春光闹，葡萄水绿摇轻棹。”虽无一字及人，而人其中。“暄风”，即春风。萧纲《纂要》：“春曰青阳……风曰阳风、春风、暄风、柔风、惠风。”“迟日”，即春日。《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迟迟。”而暄、迟二字，能给读者以春暖日长的感受。“春光闹”显然是宋祁的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化用，虽是概括的描写，却能引起姹紫嫣红开遍的联想。“葡萄水绿”乃以酒喻水，本李白《襄阳歌》：“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将春水比作葡萄美酒，则暗示着游春者为大好春光陶醉，不徒形容水色可爱。
春天的良辰美景同时便是触发隐衷的媒介。上片歇拍“两岸草烟低，青山啼子规”二句，就是由乐转悲的一个过渡。虽然看起来只是写景，似乎船儿划到一个开阔去处，水平岸低，时闻杜鹃。“芳草”，“杜鹃”等语汇与意象有其特殊的内容积淀。芳草萋萋的景色，常回来暗示着情亲者的远游未归。如《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不如归去”的鸟语，更坐实和加重了这一重暗示。如范仲淹《子规》：“春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归来愁未寝，黛浅眉痕沁。”写春游归来，兴尽怨生。只“未寝”二字，便写出女主人公愁极失眠，同时完成了时间由昼入夜的转换，一石二鸟。眉间浅浅的黛色，既意味着残妆未整，又暗示着无人扫眉。
这个不眠的春月夜，女主人公独个儿喝起闷酒来了。“花影转廊腰，红添酒面潮。”两句之妙，妙由花影而见月，由醉颜而示闷。空灵蕴藉，颇有余韵。“花影”由廊外移入“廊腰”，可见女主人公花下对月独酌已久。而喝闷酒最易醉人，看她已不胜酒力，面泛红潮了。如此复杂的心绪，如此难状之情景，词人笔下表达得竟是如此轻灵。虽“语不涉己”，已“若不堪忧”。
这首词巧用比兴与暗示，用语措词空灵多变。虽然词中袭用了“花间派”词的传统手法，但风格婉约，自有一番动人魅力。
这首诗写于南宋灭亡之前。作者刘黻把他对南宋社会生活的体验融入到景物描写中去，从中可以看出都城临安既繁华又荒凉的特殊风貌，表现出作者忧国伤己的情怀。
诗题中的江指钱塘江，湖指钱塘湖(即西湖〉。首联写柳、荷、客、风。客是作者自指，上方即地势最高处。从人到物，全是一片衰枫凄凉的情态，一开始便给“伟观”罩上阴沉残破的影子。中间四句写景。颔联先写湖边的临安——这里既是“王气”所钟，又有“万井人烟”，可见其繁荣发达。“魏阙”本指古代宫门上巍然高出的楼观，后代用以代指朝廷。“钱塘”是临安的别称。南宋统治者以临安为“行在所”，实际上是不敢承认他们已在那里建都。而诗中却用上“魏阙”、“千年王气”等词语，其中就隐含着对偏安局面的讥刺。
颈联把镜头从“万井人烟”上移开，着力描写江和湖。西湖素以水碧、塔秀、岛奇见长，前一句中的“澄”、“明”二字就抓住了它最本质的特征。后一句写江，“归魏”和“夕阳”虽然是这幅江景图中的主要内容，但不可忽视句中的”远”字和”动”字——因为远，所以不能尽见，只可依稀辨出夕阳下的归魏；而一个“动”字，勾出夕阳洒在江面上的金鳞为归魏所摇乱时的美妙景致，给全篇的描写多少增添了点动态美。
末联点明题意。由于钱塘是“王气”所在，因而“北望”句用中原何在论国事；因为作者对西风而伤怀，所以“半生”句用“鬓毛斑”叹自己(盈，通赢)。总之，国运不兴，仕途潦倒，正是国事、私事最不堪回首的时候，因而结尾处所包含的哀痛是深沉而接近绝望的。
这是一首对景伤怀之作。西湖素以秀美著称，而宋代的临安，又“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柳永《望海潮》)，自南宋建都于此后，正是它的全盛时期。然而作者独能借富丽之景抒凄凉之怀：钱塘不失其秀，江湖不减其美，却和谐地同悲怆情怀融而为一，这是作者写景的高明之处。
这首诗的内容每两句一变，因而全诗可以分成四个部分。但作者在描写时又非常注意四者之间的过渡和关联。比如第二句末用了“上方”一词，有了它，中间四句所写的景象才能尽收作者眼底。第二联写钱塘，那里是南宋都城，因而诗中说是“王气”已到。然而直承这两字而来的第三联，却分明有“王气黯然”的慨叹。第六句写江，天色将晚时的归魏最容易激起“吾归何处”的感情，这又自然地引出末联中原何处、半生虚度的感叹来。
关于此篇诗旨，历来噬多种看法：一、刺晋武公说（《毛诗序》等），二、好贤说（朱熹《诗集传》、何楷《诗经世本古义》等），三、迎宾短歌说（高亨《诗经今注》），四、思念征夫说（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等），五、流浪乞食说（陈子展《国风选译》等），六、情歌说（程俊英《诗经译注》等），七、孤独盼友说（朱守亮《诗经评释》等）。
以上几说，当以孤独盼友说贴近诗旨。
古往今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不可缺少的。此诗就是描写一个孤独者切盼友人来访，共饮谈心，以解孤独寂寞之苦。
人类都噬一种“共生欲望”，而这种“共生欲望”又是以人们的相互帮助、彼此交流为基础的。一旦得不到满足或噬所缺憾时，就会产生孤独感。当“共生欲望”得以满足时，孤独感也就随之消除。看来，诗中的“我”，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与外界隔了一堵“墙”，失去了和朋友的交往，深感孤独，为了摆脱这种孤独感，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或寄托，他力图改变与世隔绝的处境，渴望噬良友来访，彼此建立友谊，交流感情。
全诗以“我”的心理活动为主线，以期待的眼光，诚挚的态度，殷勤款待的方式，频频召唤“君子”来访做客。“我”从自己强烈的寻友愿望出发，步步设想双方的心态和行为。“我”对“君子”“中心好之”，然而他“噬肯适我”、“噬肯来游”吗？只恐“求之不得”的心理活动跃然纸上。“肯’字落笔妙，心冀其来，然未敢期其中心肯之而必来也。”（朱守亮《诗经评释》）从全诗看，“中心好之”是关键句子，不可轻易读过。“我”对“君子”噬好感，切盼与之交往，但用何种方法进行呢？思之再三，何不请“君子”来家做客，端上美酒佳肴，殷勤待之。借此机会，一则表明自己好客的诚意，二则可以交流情感，加深友谊。或许这就是此诗两章末句均用“曷饮食之”的用意所在。再细细玩味，“曷”字似噬“画外之音”——试探的心理；或如牛运震所说：“‘曷’字噬欲言不尽之妙也。”（《诗志》）
至于“我”的盼友愿望是否实现，诗中没噬交代，这里姑且不论。不过噬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即原先“我”的孤独感，通过诗歌已噬所宣泄，得到一定缓解。
读完这首短诗，眼前呈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荒野古道旁，立着一株孤零零的杜梨树，盼友者站在那里翘首苦盼“君子”来访的神态，殷勤款待“君子”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此为“我”的想像）
此诗章法结构带噬民歌反覆咏唱的特点。各章的句数、字数相同。要说噬变化，仅在第二章的二、四句末换了三个字，即第一章的“左”改为“周”，“适我’’改为“来游”。换字又与换韵噬关，第一章的“左”与“我”隔句押韵，第二章的“周”与“游”隔句押韵。
文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就是说：秦之所以亡，有十个失误，其中一个，到现在（即在路温舒当时）仍然存在，即过分重视、重用“治狱之吏”。这些人，“上下相殴(驱)，以刻为明”，“败法乱正，离亲塞道”。他们竞相追逐，滥施刑罚，以“治狱”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结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处死）之计，岁以万数”。
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封建法制运用“逼、供、信”的残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谓“棰楚(以杖鞭扑)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讯来逼供，“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名义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晓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实这中间无疑包含着“诱供”，以进一步陷人于罪。“上奏畏却，则锻练(炼)而周内(纳)之”，就是说：怕上级批不准，必须把上报材料和报告写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办法有二：一是进一步对“犯人”进行逼供、诱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证”，使“成练者众”；一是组织材料班子、刀笔文吏对材料进行精心的加工，对报告进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虽咎繇(同皋陶，传说中舜时贤明的法官)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铁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当时“治狱之吏”都“以刻为明”，是当时朝廷倡导的结果。朝廷利用权势，大搞思想箝制、舆论一律，使执法“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个“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万人的人头就这样滚滚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敌》剧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温泉浴场的建议，触犯了当地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其实在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围剿”的人中，并不乏同情之士，他们振臂“讨伐”，心里明白，悄悄地对斯多克芒医生表示歉意——迫于权势，“不敢不那么办”。“治狱之吏”，诱于“深者获公名”，鉴于“平者多后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么办”。林彪、“四人帮”统治期间，当权者上下相驱，以“左”为明。“左”之深者获公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于是重用、提拔有份；说公道话者多后患——轻则不信任，重则受株连。因此，自安之道，在于宁“左”毋右。于是乎上下竞相“左”，极“左”思潮风行矣。看来古今中外，历史的共性还是不少的，否则，两千年前的作品怎么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呢？
矫治的办法，路温舒作为封建时代的廷尉史官，只能提出“除诽谤以招切言”，即让人讲话，国君要不计较臣民们的“谤言”，牢骚、骂娘的话都让说，才能“开天下之口”，招来至切之言。他继承了古代开明政治家反对“防民之口”(《召公谏厉王止谤》)的优良传统，主张“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可杀可不杀者不杀，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这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国君的开明，则有其局限性。路温舒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官吏，我们不可苛求于他。今天，我们不能象路温舒那样寄托于个人，而必须从根本制度上着眼。
此诗的写作背景，据《毛诗序》所说，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毛诗序》云：“《二子乘舟》，思伋、寿也。卫宣公之二子，争相为死，国人伤而思之，作是诗也。”毛传云：“宣公为伋取于齐女而美，公夺之，生寿及朔。朔与其母诉伋于公，公令伋使齐，使贼先待于隘而杀之。寿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寿窃其节而先往，贼杀之。伋至，曰：‘君命杀我，寿有何罪？’又杀之。”刘向《新序·节士》则说寿知其母阴谋，遂与伋同舟，使舟人不得杀伋，“方乘舟时，伋傅母恐其死也，闵而作诗”。现代学者有认同“闵伋、寿”之说者，但持不同意见者亦多。闻一多先生猜测它“似母念子之词”（《风诗类钞》），也有学者断为一位父亲送别“二子”之作，均相近似。倘若要将它视为妻子送夫、朋友送人的诗，恐怕也无错处。总之坐实诗的本事，似乎比较牵强，还是将此篇视为一首送别诗比较合适。
这一次动情的送别，发生在河边。
“二子乘舟，泛泛其景。”两句点出送别地点发生在河边。两位年轻人拜别了亲友登上小船，在浩渺的河上飘飘远去，只留下一个零星小点，画面由近而远。“泛泛”二字形象地描绘出波光粼粼的场景。
“愿言思子，中心养养！”送行的一行人在岸边伫立，久久不肯离去。骋目远望，悠悠无限思念之情。此处直抒送行者的留恋牵挂之情，更将送别的匆忙和难分难舍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子乘舟，泛泛其逝。”两位年轻人所乘之舟，早已在蓝天之下、长河之中逐渐远去，送行者却还痴痴站在河岸上远望。
“愿言思子，不瑕有害！”这两句，是用祈祷的方式，传达情感上的递进和转折，恐怕只有亲人、朋友、爱人才会真正如此设身处地地惦念。在这割舍不断的牵念中，很自然地浮起忧思和对未来的担忧。
同是一首送别诗，《邶风·二子乘舟》写得远比《邶风·燕燕》单纯。全诗无一句比兴，诗中的意象，只有“二子”和一再重现和消逝的小舟。情感的抒泻，也没有《燕燕》那种“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的细节表现。但它的内涵却极为丰富：因为画面只有飘飘远逝的二子、船影，其余全为空白，便为读者的联想，留下了更多的空间；因为背景全无，甚至也不知道送行者究竟为谁，其表现的情感便突破了特定限制，而适合于“母子”、“男女”、“友朋”，成为一种具有极大涵盖面的“人间之情”。它之能够激发各种身份的读者之共鸣，而与诗人一起唏嘘、一起牵挂，甚至一起暗暗祈告，也就毫不奇怪了。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诗题或作“春光”，或作“春日”，皆非，应是截取开头一句的前两字而成。在李商隐诗集里有很多诗是属于这种虽曰有题实为无题的，如《流莺》（其首句云“流莺漂荡复参差”）、《相思》（首句云“相思树上合欢枝”）、《人欲》（首句云“人欲天从竟不疑”）等皆其例也。
全诗可分两层：前二句写的是春景，后二句是写由此景而感发的心情、意绪，并以“游丝”绾合前景后意，显得十分自然、缜密。诗中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家国大事，也看不出什么博大的胸襟和深邃的思想。但是却从这普普通通的景色抒写中传达了诗人某种幽微而复杂的体验或感受，而这才是此诗感人之所在。
首句“日日春光斗日光”写诗人眼中的春色。一句之中连用三个“日”字，妙在使人不觉其重。原因何在?这须从“斗”字说起，“斗”乃“争强竞胜”之意，是此句之“眼”，有了它才使“春光”、“日光”充满了勃勃生机。在这里，“春光”和“日光”都具有双重含义。从字面看，“春光”泛指春天明媚艳丽的风物景致。“日光”则指时色天象。前者为物色，后者是时间，随着时间（“日光”）的推移，物色（“春光”）也在不断变化，而这推移与变化又是瞬息迥异，所以诗人用“日日”状其景况，以“斗”字提挈于时色物象之间，竟成此一热闹繁华的场面。因此不妨说这句诗是以开朗、畅快、愉悦作底色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古典诗文里“春”、“日”还有另一重喻意，另一个传统，即人们常将春、秋同人的青春年少和年迈衰老联系在一起，或者竟是二者的代名词，将时日光阴同人的生命时光相比拟。自从屈原发出“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离骚》）的叹息之后，这种对生命本体的强烈意识和深沉感喟便无时无刻不倾注于诗人的笔端。了解了这一层，再来看李商隐的这句诗时，便会有不同的感受。“斗”字虽突现了春色的繁盛迷人，但是，在这愉心悦目中又蕴含着诗人莫名其妙的忧惧和哀伤，而这种不易觉察到的潜在情绪又终于发展成了后二句感情的直接坦露。
如果说首句还是笼统地描摹，那么次句“山城斜路杏花香”则是比较具体地状写了。“山城斜路”指示了诗人所处的位置——其实在看到“日日春光斗日光”之前诗人就已经走在这弯弯曲曲的路上了，这是诗家用笔狡狯之处。——“杏花”大约是“山城斜路”边最突出、最具特色的景物，所以单独拈出，又以“香”字来渲染，使春色具体化、立体化了。这两句虽同是写春色，但一较抽象，一较具体；一是望中之感受（视觉的），一是从嗅觉中得来，略有不同，因而富于变化。
三、四句“几时心绪浑无事，得及游丝百尺长”应作一气读。这大概是套用了卢照邻《长安古意》中“百丈游丝争绕树”的诗句。诗人缓步行进在山城斜路上，看见在空中自由自在浮动着的游丝，想到自己整日为尘世俗事所萦绕不得安宁，竟觉得自己反不及这无声无息的“游丝”，于是才生出了这一奇想：什么时候自己才能像这百尺游丝一样浑然无知无觉、自由自在呢？但诗人毕竟不是“游丝”，庄周化蝶那是梦中才有的事，所以企羡也就只能归于企羡，“心绪”既不能似“游丝”一样“浑无事”，而诗人的烦恼、忧郁也就只能依然故我。如此思来想去，竟觉得此时“心绪”之多“事”比直说更增百倍令人难堪。这种将有感情的人同无情的物相比的构思在古典诗词中是非常常见的，有时是正接，有时是反衬，如杜甫《秋兴八首》诗“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以有巢可归的燕子反衬人的无家可归；又如岑参《寄左省杜拾遗》“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以鸟儿高飞喻写自己的抱负和眼下的不得志等等。但在这些诗里还多是可以寻绎的外在类比联想，而在李商隐这两句诗中则是以双关的“绪”将无形无影的心理情绪（“心绪”）同空中的“游丝”联系起来。这可以看出李商隐诗设喻的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