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阕领起于登楼所见的萧索秋景。“寒眼”并非冷眼，而是“眼寒”，是冷落的景物使眼睛生出寒意，其实就是心寒、情寒。“乱空阔”初看颇不合情理，因为“乱”似乎与空阔关系不大。词人借秋天的背景将“乱”字与落叶相结合。秋天到来，落叶处处，使空阔的江天看起来零乱而萧条，如此理解，“乱空阔”自然就合情合理了。而萧条的愁情是由萧条的秋景引起。所以词人云“客意不胜秋”。不过词人并没有继续这种低沉的情绪，而是强行振作，越是愁恨低回，他越是要“强呼斗酒，发兴特上最高楼”，这显示了他的倔强和自信。在词人这种精心设计中，他在“最高楼”上目睹了“江山图画”的可舒可卷，听到了长江波涛汹涌中的“龙鱼悲啸”，并无余暇顾及小家子气的“诗愁”。可是，江山虽然壮美，却挡不住南宋国势日渐衰微。词人虽然倔强，壮志仍然难酬，此时的豪情，壮则壮矣，而悲愤却是掩在深处抹不去，勉强的豪情无法长久。当强提的那口硬气逐渐消退，一阵秋风秋露，此时词人寒意顿生，情绪再次低沉下来。
下阕抒情。在情绪跌宕起伏的登楼“望神州”之后，词人忽然有所悟继而感叹。国势衰微，有志者理应报国，可像词人这样的智勇双全人士却报国无门。他为此忧愤白头，平生的抱负理想、壮志豪情，只剩下今时的失落黯然。时光流逝，词人垂垂老亦，他壮志难酬。念至于此，词人虽不甘心，却也无可奈何，只有“此意仗江月，分付与沙鸥”，陪伴他的只有江月和沙鸥。情绪承接上阕结尾处的低回，显得不平、无奈、凄凉。
整首词气象阔大，语意爽直，悲壮激越，在历代登楼作品中别具一格。
第一首诗起联谓牡丹往年植于曲江苑圃之繁华情景已不可复追，今日乃忽于此西州风雨之中相值，喻往岁进士登第、曲江游赏、得意尽欢之盛况已不可再，今日竟沦落寄此泾州也。三承二，四承一，谓今日处此西州水亭暮雨之中，所感者惟有寒意，而当年置身曲江苑圃时罗荐春香之暖，竟已恍如隔世，不可想望矣（“不知”正应上“未可追”）。五六正写“败”字，谓蝶舞翩翾，似有意惜花，殷勤欲收落蕊，然牡丹为雨败后，花事已阑，有似佳人之怅卧遥帷，意兴阑珊，精采全无矣。末联诸家多从何焯、冯浩之说，谓指在京同袍之失意者。此解固似可通，然细按亦觉可疑。盖此二章专写“回中牡丹为雨所败”，处处以曲江下苑与西州回中相对照，以见沦落天涯之恨。既云“章台街里芳菲伴”，则彼等固身处京华，春风得意者，岂有沦落之恨？然则“且问宫腰损几枝”者，谓其日日舞于春风之中，恐不免瘦损宫腰也。“宫腰损几枝”非言其失意，乃谓其得意也。姚培谦谓“失意者失意，得意这未尝不得意也”（《李义山诗集笺注》）似得其情。
第二首诗首联谓榴花开虽不及春，然不及牡丹之先期零落更令人伤心。三四写牡丹为雨所败，言玉盘之上，雨珠飞溅，似频流伤心之泪；急雨打花，如锦瑟惊弦，声声破梦（《七月二十八日夜与王郑二秀才听雨后梦作》有“雨打湘灵五十弦”之句）。“伤心”“破梦”均就牡丹言。而牡丹之伤心破梦亦即作者之情怀遭遇。五六写环境与败后情景，万里长空，阴云密布，气候恶劣，已非当年曲江旧圃之环境；花落委地，一年生意，已付流尘。上六句喻己未及施展才能即遭打击而沦落，心伤泪迸，希望成空，昔日之环境已不可再，今后之前途已不可问。末联则借异日花瓣落尽之时迥视今日雨中情景，犹感粉态之新艳，暗示将来之厄运更甚于今日。联系应宏博试被黜情事，此诗之感遇性质自不待言。
这两首诗是李商隐众多咏物诗中的优秀作品。其格调比《安定城楼》更为凄凉、哀婉，与后期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风格一致。前一首以奇特的联想写牡丹，由牡丹想到遥卧的美人，用惆怅的美人写败落的牡丹，让人产生无尽的联想，且意象丰富，诗境优美，冷艳，表达精致婉曲。后一首则借牡丹寄慨身世，把自己的感受和情绪融进物中，物我一体。把感伤情绪注入朦胧瑰丽的诗境，用哀婉的情调、美丽的形象和词采，写出了自己的心境和感受，其风格已大不似前。而这样托物寄情的咏物诗却大量出现在他以后的诗歌创作中，每一首都那样哀伤、凄艳。这组诗对他以后的咏物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标志着他独特创作风格的真正形成。
这是赵孟頫因送客城东，适见郊外春光明媚，心有所感而作的一首小诗。
诗人以自然清新的语言，描绘了郊野春色的美丽，抒写了他偶见春光的真切感受。 诗的前两句，是着意描写郊野春色。“野店”、“陌头”，是用村野小店、田间小路，点明此乃郊外。“红粉姿”，是用女子的姿色，来形容桃花。“红粉”，即胭脂和铅粉，因其皆为女子的化妆品，故引申而指女子。“绿烟丝”，是用绿色的轻烟，来形容嫩绿的杨柳细枝。这两句写得集中概括，如描如绘。春光种种，自难以一一道尽，故而诗人仅选择那最醒目的红的桃花、绿的杨柳以概括之。这样写，不仅大省笔墨，而且能突出诗人放野郊野的第一印象，还能以鲜明的色泽，唤起人们对春日郊野生机勃勃的种种美好联想。真是一以当十之笔法。
诗的后两句，是巧妙抒写偶见春光之感受。“却”，犹“了”。“过却春光”是“春光过却”之倒置。这两句，语极浅显，而充满真情，并且很有点哲理意味。其中，固然包含有时光易逝的感慨，而更多的却是得见春光的喜悦。试想，一个久居城中之人，整日琐事缠身，何以得见春色？一旦来到郊外，突然发现那艳丽的春光，怎能不欣喜万分？怎能不产生一种差点错过之感？何况，诗人得见这美丽而易逝的春光，乃是因为送客城东这样一个偶然的机缘。那种不期而获的惊喜和侥幸之情，怎能不荡溢心间？本因送客而伤感，不想得遇此机缘，很有点因祸得福的味道了。
此诗，虽无惊人之语，也谈不到什么重大的思想意义，但它却写得绘景如画，抒情真切，于自然流畅的语言中，传达出一种偶然得见郊野春光的真实感受，仍不失为一首精巧的诗作。
辛弃疾自青少年时代起，就饱经战乱之苦，立志抗金，恢复中原，他的词也以激越豪放而著称。但是在这首《水龙吟》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却引归耕隐居的陶渊明为“知己”，未免有点消极。之所以如此，与他的遭际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学者考证，此词约作于公元1194年（光宗绍熙五年），那年辛弃疾已经五十五岁，秋天又被罢官，于是感伤世事人生，不免慨叹。
此词上片开头就说：“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句法就有点特别。陶渊明与作者，本来志趣不同，性格各异，而作者却说他们已有了神交，并在梦中见过面了。这对一般读者来说，不能不感到突兀、惊诧，从而也就有可能构成一个强烈的印象，令人玩味。“老来”二字是特指，说明作者驱驰战马、奔波疆场或是筹划抗金、收复故土的年轻时代，与脱离尘嚣、回归自然的陶渊明是无缘的，而只有在他受到压抑与排斥，壮志难酬的老年时代，才有机会“相识渊明”。这个开头，对读者来说既有些突然，又让人感到十分自然。而作者也以平静的语气叙述，益发显得深沉。接下去的“觉来幽恨，停觞不御，欲歌还止”三句，直接抒写作者心中的沉痛心情。心头之恨是如此沉重，竟使得作者酒也不饮，歌也不唱。这是为什么？作者作了回答：一个白发老翁怎能在西风萧瑟中为五斗米折腰！但是，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
词的下片紧随前文，并作了更深入的回答：悔恨东山再起！先讲陶渊明的精神、人格和事业都是永在的，而且仍凛然有生气，和现实是相通的。“懔然生气”一句，这里暗用《世说新语·品藻》“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的语言以赞渊明。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作者紧跟着又用了“高山流水”的典故，来说明他同渊明之间是千古知音。这知音就在于对“富贵他年”所持的态度。接下去“富贵他年，直饶未免，也应无味”三句，引用了东晋谢安的故事。据《世说新语·排调篇》记载：“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兄弟已有富贵者，翕集家门，倾动人物。刘夫人戏谓安曰：‘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说明即使他年不免于富贵显达，也是没有意思的。结语“甚东山何事”三句用的仍然是谢安的事，同书又记载：“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很显然，从作者到陶渊明，又从陶渊明到谢安，或富贵显达，或归田隐居，或空怀壮志，虽处境各不相同，但其实一样，都没有什么意义。这是英雄的悲叹。
与辛弃疾其他一些诗词中所反映出来的豪情壮志不同，在这首词中，作者已没有“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那种壮志凌云、激越慷慨的感情，而是把一切都看得如此闲淡无谓，如此的不屑一顾，这绝不是作者的本意，而是作者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与哀叹，是时代的悲剧。
微贱的劳苦者在行役途中感叹自己命运的漂浮不定，怀疑自己有无能力坚持下去，盼望有一只援助之手来拉他一把，从而继续走着漫长而艰辛的行旅之路。
其实正可把这位劳苦者的境遇看作是我们的人生之旅的一个缩影，是我们人生之旅的真实写照。从生到死，是一个完整而漫长的过程。谁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谁不可能漂浮不定？谁不渴望上天之手拉自己一把？谁没有感到疲惫得即将倒下得时候？谁没有感到前途迷茫、找不倒出路得时候？谁没有痛不欲生、彻底绝望得时候？
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几乎满世界都会听到各种各样得感叹。如果有谁说自己从未有过痛苦、悲哀、疲惫、绝望、彷徨、厌恶、烦闷 、畏惧、孤独、恐惧、战栗等等，那倒真是匪夷所思得怪事。只要我们还未走到死亡的尽头，就不可能摆脱人生之旅上这一切真切的体验和内心的感悟。
贝多芬曾经大呼：“我要扼住命运得咽喉！”这无疑体现了他不向命运低头和屈服得英雄气概，足以让我们叹为听止，高山仰止。可是真实生活中得我们，有几人能扼住命运得咽喉从而驾驭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