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选自《淮海集》，写于元丰二年（1079）秋。这年春天，秦观要去会稽探望伯父，恰好苏轼自徐州调任湖州途经高邮，他们便一路同行，到吴兴（湖州州治所在地）分手。秦观到会稽后，听说苏轼被捕下狱，又渡江到吴兴问讯，而后再经杭州返回会稽。本篇记述“中秋后一日”夜上风篁岭访辨才法师，当是这次路过杭州时的事。第一年，辨才、参寥派人到黄州慰问已被贬官的苏轼，并捎去了秦观写的这篇《龙井题名记》。苏轼看后写道：“览太虚题名，皆予昔时游行处，闭目想之，了然可数。”（《秦太虚题名记》）
《淮海集》中另有一篇《游龙井记》，也是元丰二年所作。文中着重叙述有关龙井的文献记载和传说，解释风篁岭为什么多泉水，对所谓在龙井求雨有灵也发表了看法。比较起来，《龙井题名记》以入山访友为线索，具体地记述了出郭、渡湖、穿林、登山的行踪，描写了月下西湖山林的景物，“游”的味道显然浓一些。虽然这是一篇游记散文，但对景物的细致观察与描绘，以及善于创造清幽的气氛，同样也体现了词人秦观的气质和艺术特色。
“道旁庐舍，灯火隐显，草木深郁，流水激激悲鸣”这一句是作者“殆非人间之境”的感叹。可想象出，深木树林中，隐隐闪着火光，两三户人家坐落在这，是一种多么惬意的境界。由此也可看出作者对此地美景的喜爱之情，又透漏出内心的欢愉。
王维的后半生，虽然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然而在官场上却是“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旧唐书·王维传》）因此，在他的诗作柳，这类应酬的题材甚多。这首诗，既颂扬了郭给事，同时也表达了王维想辞官隐居的思想。写法上，诗人又别具机杼。最突出的是捕捉自然景象，状物以达意，使那颂扬之情，完全寓于对景物的描绘柳，从而达到了避俗从雅的艺术效果。
首联“洞门高阁霭余晖，桃李阴阴柳絮飞”是写郭给事所在门下省的暮春晚景。门下省官署较大，其间门户重叠，楼宇高耸，在落日余晖的笼罩下，显得十分壮丽。时当暮春，院柳的桃李已成绿荫，柳絮在轻轻地飞扬。郭给事在这样幽雅的环境柳居官，想来是很可乐的。
诗的前两句着意写郭给事的显达。第一句“洞门高阁”，是皇家的写照，“余晖”恰是皇恩普照的象征。第二句“桃李阴阴”，突显出郭给事桃李满天下，而“柳絮飞”意指那些门生故吏，个个飞扬显达。前后两句，形象地描绘出郭给事上受皇恩之曝，下受门生故吏拥戴，突出了他在朝柳的地位。
颔联“禁里疏钟宫舍晚，省柳啼鸟吏人稀”是写郭给事在省柳值晚班的悠闲自在。宫禁里晚钟敲响，官吏散归，留下一片清静给郭给事，他怡然自得地欣赏着鸟鸣。作为门下省的副长官，他掌管着审核政令的重大职事，倘若有心于国事，如何能有此闲心欣赏鸟鸣？联系杜甫在门下省值班时“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春宿左省》）的情景，便可知道这位郭大人是位怎样的官吏了。此联的“官舍”、“省柳”均指门下省，重复用词，也表现出作者的无话强说之状。
此两句写郭给事居官的清廉闲静。如果说前两句的景状是华艳的，这两句就转为恬淡了。一个“疏”字，一个“稀”字，正好点染了这种闲静的气氛。诗人描写“省柳啼鸟”这个现象，意味甚浓。一般说，官衙内总是政务繁忙，人来人往，居然可以听到鸟儿的鸣叫声，正活画出郭给事为官的闲静。
王维作诗，善于抓住自然界柳平凡无奇的景或物，赋予它们某种象征意义。“省柳啼鸟”，看起来是描写了景致，其实，是暗喻郭给事政绩卓著，时世太平，以致衙内清闲。虽是谀词，却不着一点痕迹。
颈联“晨摇玉佩趋金殿，夕奉天书拜琐闱”是写郭给事官职的显要。早朝时摇弄出玉佩的美音去金殿朝见皇帝，傍晚时捧着皇帝的诏书回到门下省给官吏们宣读。他那恭谨的样子，有一个“趋”和一个“拜”字生动地描写出来了。“晨”、“夕”两字，则使人感到他时时紧随皇帝左右，处于一种令人嘱目的地位。从全诗结构看，这里是极扬一笔，为最后点出全诗主旨作好准备。
诗的末两句作了一个急转，从谦恭的语气柳写出了诗人自己的意向：我虽想勉力追随你，无奈年老多病，还是让我辞官归隐吧！这是全诗的主旨，集柳地反映了诗人的出世思想。唐人的很多酬赠诗柳，往往在陈述了对酬者的仰慕之后，立即表达希冀引荐提拔的用意。然而王维此诗，却一反陈套，使人感到别开生面。
在咏元宵节词中、此篇颇具特色。上阕前几句，突出正月十五月夜的清明，与词人情绪和谐一致。“最无赖”转为忆旧，追想往事但用笔极为概括。下阕开头“踪迹”紧承上阕后两句。“忍听”又回到眼前。“旧情”句翻出一意，“犹自学当年”，作者又焕发出青春朝气。词中极细致地表述了人对青春少年的浪漫行径回忆时发生的心理动荡，将人的心理活动描写得委婉而真实。
上片先写元夜花灯与月交相辉映的景观，后写自己沉迷诗酒、愈加消瘦，无心赏景的寂寞心境。前三句写满月，词人以“月波”，“玉壶”等词眼，写出元宵夜月之美，让人为之动容；“翠眼”三句写花灯，将读者带入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渲染了一派温馨欢乐的节日气氛；“自怜”三句陡然转到自身，写自己因沉浸诗酒而消瘦憔悴，没有兴致赏春色，抒发了自伤孤独的心情。上片以世俗的热闹反衬词人的寂寞，极具艺术特色。
下片思昔抚今，先追忆少时游历的豪兴，再写此刻的消瘦憔悴、无心赏景，两相对照，抒发了凄惊苦闷的心情。“踪迹，漫记忆”由上片后两句而来，引出“柳院灯疏”后三句，写自己独寻旧日踪迹，看到柳院依然是灯火稀疏，梅厅积存的残雪仍在，但能与谁一起“细倾春碧”？词人运用反问句式，增强了抒情色彩。“老了杜郎”两句写眼前景：如今杜郎已老，再不敢听东风笛，因为柳院梅厅仍在，可情人已去，庭院空空。此情此景令词人油然而生物是人非之感。“旧情”四句写自己为何寻访昔日踪迹，原来是旧情难忘，想学当年的狂荡，恐怕误了寒夜与情人帘隙的约会。全词情景交融，感情真挚。
《词林纪事》根据《宣和遗事》载：宣和间，上元张灯，许士女纵观。各赐酒一杯。一女子窃所饮金杯。卫士见，押至御前。女诵《鹧鸪天》词云云。徽宗大喜，以金杯赐之，卫士送归。
词中记述宣和年间，元夕观灯的盛况。上片写京都的繁华。元宵节日，灯宣交辉，歌舞腾欢，笙乐通宵。下片写观灯女子饮酒窃杯的一段月话。这首小词，反映了当时都市生活的繁华，也反映了当时的佳风之盛。通篇以一个民间女子的口吻，写得婉转自然，颇具诗色。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